摘 要: 面对当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新变化，在强调“互利共赢原则”的同时，外交思维的构成上应以“和谐世界”为明确的外交价值目标。外交行为上应制定统筹全局的外交战略规划，完善协调各方的机制；开拓经济外交新路径，善用经济能力；围绕“国家利益”发展公共外交，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重视民间智库的作用，积极参与多边峰会，并在其中增强国家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外交思维；“积极作为”；公共外交；理性介入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107-03
一、“积极作为”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明智选择
在最新发布的2011年版《中国外交》白皮书中，连续使用多年的中国外交文本概念“有所作为”首次被“积极作为”所取代，表明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政府确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指导方针发生了部分变化。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利益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国内、国家―社会和经济―政治等二元边界，因此在量力而行与统筹兼顾的前提下， “积极作为”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明智选择。在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动中，中国外交将逐渐从主要应对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转到妥善处理中国外部影响上。中国在外交思维上应大大方方地展示强国形象，以自信和负责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场合中，既不能骄傲自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不可过于扭扭捏捏，独善其身。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日益深化，客观地看，只有同时照顾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大国的双重属性，才能真正反映当前中国定位的实际。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全面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而近代外交史告诉我们：老二很难当，因为老大防范你，老三老四嫉妒你。20世纪三个老二下场都很惨――德国、苏联和日本。通俗地讲，中国进入了一个“将起未起”的阶段。当下的中国，人家既警惕害怕，又不接受。所以，身处这样的“成长烦恼期”，未来的中国外交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将面对巨大的挑战。
回顾2011年，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由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与市场萎缩正在引起部分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传统安全领域中，中国领土、领海主权争端正朝复杂化、尖锐化方向发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内能源资源的短缺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海外公民及资产安全、海盗、走私贩毒等问题不断升级爆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更为紧密，“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主义威胁依然存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一心埋头干好自家事”的思维，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 “韬光养晦”显然已经不足以包纳和支撑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显著改变，中国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使外部世界对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免于恐惧。应当以“积极作为”的姿态理性介入全球事务，在各种复杂的外交困境和挑战面前，更为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和巧妙想法，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
二、塑造 “和谐世界”的外交价值目标
在发展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互利共赢”的外交原则使我们得以轻松自如地与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力量打交道。但利益均沾的理念可以暂时满足现实利益，却使更具价值的战略目标合作受到了矮化，无法展示我们的外交灵魂、外交思想，更无法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整体看法。我们应当直面中国急需增强价值观外交的现实，敢于展示具有广泛认同性的中国式价值观外交。这需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外交去与世界打交道，让世界发现中国人文精神的力量。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倡导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既引领全方位外交取得了新的实践进展，也为我国外交价值理念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石。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亚非首脑会议上，胡锦涛明确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当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丰富内涵。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方针，“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和谐世界思想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文化的精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未来社会定义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主张各民族实现独立自主，在国际关系中倡导“道德和正义的准则”，[1]这也为和谐世界思想提供了基础。和谐世界思想是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和谐世界”的价值观念也符合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精神。《联合国宪章》规定各成员国主权平等，须“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在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及有关人类福利性质等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和谐世界思想主张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权威和作用，符合国际法治建设不断加强的趋势。
“和谐世界”的外交价值观具有继承性、包容性、发展性。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就是以尊重各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和文明多样性为前提，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保障，以对话合作为手段，以互利共赢为原则，以改革、创新国际机制和融入国际秩序为途径，以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为目标，为增进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福祉而与国际社会加强交往、深化相互关系。和谐世界思想并非寻求天下大同，也不意味着世界将成为没有矛盾与冲突的“世外桃源”，而是强调不同文明和谐共生，各种矛盾与冲突得到有序化解，世界总体和平稳定的局面能够长期延续，人类发展的成果能惠及越来越多的国家。
三、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的“积极作为”
1.制定统筹全局的外交战略规划，完善协调各方的机制。首先，须制定统筹全局的外交战略规划。对各方面的资源进行集中整合，并将之转化为外交工作的资源，特别是要结合“十二五”发展规划，制定相应的“积极外交”战略。着眼全局而非局部，注重结果而非过程，强调方向而非方法。处理国际事务时，加强战略思维要求，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面对世界舆论对中国的种种期待和误解，妥善管理和引导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合理预期，尽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其次，要完善协调各方的体制机制。要统筹兼顾好官方和非官方的优势和积极性，尽可能避免国内与国外两种声音、两个口径的悖论。要处理好国家统一性和社会多样性的矛盾，努力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在实践中，对现行的传统外交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按照外交的职能对各个涉外部门进行改革和重组，归类合并，形成开展“积极作为”外交和公关外交的强大合力，共同服务于外交工作，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2.开拓经济外交新路径，善用经济能力。经济外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合作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经济外交更为各国所重视。如何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在变化中不断调整经济外交的策略和思路，使中国的经济外交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好的效果呢？
一要继续发挥对外援助的政治效应和经济效应。重点是择优援建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标志性、民生性、公益性项目，提供紧急救灾援助，派遣医疗队，扩大人才培训规模等，以人文外交促进经济外交，以经济外交推动人文外交，形成互动作用。
二要推动更多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合作。这是当今社会形势下经济外交的重中之重，因为经济外交不仅要给被援助国家以资金和物质，更要给被援助国家以项目与技术，使其能够尽快从输血转向造血，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同时，中国通过扩大对外投资，也能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三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联系。一方面，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给予这些国家较大的税收优惠，增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感情，并赢得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和外交关系中对中国的支持；另一方面，要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积极开展服务贸易，努力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四要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和区域合作。在国际经贸组织和多边机制中，中国要善于发挥经济大国的地位与作用，尽最大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欠发达国家的利益。要通过这样的工作，提高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
五要提高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能力。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和变化，中国也因此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此提高分析和判断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否则经济外交会陷入被动。
六要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智力援助。在对欠发达国家提供帮助中，一定要把提高这些国家的科技、教育水平放在重要位置，帮助这些国家建设学校与科研机构，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教育培训等。同时，要帮助这些国家多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开阔眼界，转变观念。
3.围绕“国家利益”发展公共外交，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自从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力量”理论之后，这一理论逐渐成为支撑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基础。软力量，主要是相对于军事打击、经济制裁等硬力量而言的，是一种在国际政治中吸引他国和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小约瑟夫?奈认为公共外交实际上是软力量的一种运用办法。他详细列举了1883年法国尝试建立法语联盟、一战中各国设立宣传办公室以及冷战中国际广播的作用来显示公共外交在软力量使用方面拥有的悠久历史。[2]即便在冷战时期，也存在两种运用软力量的思维。“强硬派”主张直接宣传，通过“自由欧洲电台”等载体，甚至增补或者删改好莱坞的产品，将其全部塑造成有效的宣传手段；而“温和派”认为软力量的使用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他们主张使用具有“滴水穿石”效用的文化外交载体，如艺术、书籍、交流和教育等手段，通过长期影响来改变其他国家的价值观乃至政治体制。
随着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日益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文化软实力建设仍相对滞后。中国商品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但文化产品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中国制作的电视剧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但电视剧进出口比例是15:1。相比之下,美国电影产量仅占世界总量的7%,却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90%以上的份额。[3]中美文化软实力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如果寻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民间社会对中国立场、中国声音和中国价值的理解甚至支持，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显得异常重要。
目前，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文化交流机制。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为外交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而继续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开拓方向。中华文化拥有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应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共通共鸣之处,进一步丰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理念的时代性和世界性。
专门针对民间群体的公共外交是增进互信、消除误解的一个重要渠道，它是对传统政府外交的有力补充。在一个全球公民社会不断兴起、网络传播不断普及的时代里，加强对外国公众的外交，获取外国公众的正面观感，并使外国公众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往往能达到政府间外交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而公共外交正是我们国家过去比较薄弱甚至比较陌生的领域，需要我们积极通过各种手段去加强。作为一项主要针对他国普通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的本质就是通过影响社会，让社会去影响政府。因此，公共外交往往需要长时间积累，需要多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一种润物无声的效果。
4.重视民间智库的作用，并积极参与多边峰会以增强国家话语权。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外交智库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隶属于政府部门。这些智库在参与公共外交时，难免带有官方色彩，难以充分实现“心灵对话、情感交流”这一公共外交的核心宗旨。给予民间智库更大的发展空间，鼓励涌现出更多的民间智库，使这些从民间涌现出来的机构在公共外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今后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发展方向。
此外，中国应积极参与多边峰会以增强国家话语权。多边峰会越来越频繁，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突出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多边峰会具有其他外交方式难以比拟的独特优势与战略价值，更能满足新时代国际关系对外交的复杂要求。2011年三场重要的多边峰会中，各方围绕不同议题与领域复杂博弈、激烈较量，中国的多边峰会外交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当前正处于国际及地区秩序新旧更替之际，世界处在“多事之秋”，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中国外交顺势而为、稳中有进，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审时度势、深思熟虑、高屋建瓴、有的放矢，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发展中世界大国”新形象。2011年的三大峰会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全球治理与针对全球性问题的，如G20；第二类则是地域性的，地缘经济与政治色彩浓厚，如APEC之亚太、EAS之东亚。亚太或东亚是新的世界地缘重心，也属于中国外交的周边范畴，这表明中国的多边峰会外交越来越与周边外交交织重合，周边的多边峰会明显增多，而周边地区又是大国云集之处，故周边外交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并将更加难以协商。积极参与多边峰会不仅能够塑造国家形象，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与地区秩序建构中取得主动乃至主导权。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Marx K.）.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2.
[2][美]约瑟夫?奈（joseph nye）.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4.
[3]中国外交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N].光明日报，20011-11-24.
[责任编辑：孙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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