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生活的这座城市背靠一条著名的大河。时光流逝，大河越来越疲倦，政府和舆论的挽留更多地是基于对大河的利用。大河曾经是母亲，但如今它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奶妈。大河面临着和诗歌一样的难题。我在20岁和30岁的时候，分别以大河为依据写过两首诗，我很想在40岁时再写一首关于大河的诗，我相信，奔流的大河是诗篇而非其他。
2．诗人的写作究竟该不该考虑到读者的因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我对那些宣称视读者为不存在的诗人深表怀疑，按照他们的观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写作，只需让心灵中的东西在心灵中自生自灭就行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很荣幸我是博尔赫斯的支持者。博尔赫斯说，诗人的劳动不在于诗歌，而在于发明理由让诗歌受到称赞。尽管博尔赫斯没有说明受到谁的称赞，但我想称赞者应该包括读者。
3．幸福变味了吗?不，幸福从来不会变味，变味的是我们对幸福的理解。有一首罗马民歌，勇敢的小伙子爱上了漂亮的姑娘，于是他请一只鸽子帮忙，把一封信送给远方的姑娘，临行之前，小伙子叮嘱鸽子说：“如果她甜睡还没有醒来／请留下信，悄悄飞开。”不知道今天的人有此际遇，会对鸽子怎样说。我觉得幸福和科学技术的最大区别是，幸福不是递进的，比如现在，我一边用着手机，一边对古代缓慢的书信传递充满了怀念和眷恋。
4．坦率地讲，我们创造了数量众多的诗篇，但时代的诗意却在众多诗篇的堆砌中日益淡薄。我当然不能指责诗人们热衷于一己的悲欢和得失，因为我自己便经常陷入其中难以自拔。恢复时代的诗意不仅仅是诗人的责任，不过，诗人们必须承担起属于诗人的那份责任，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要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和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对于诗人而言，假如高尚和纯粹勉为其难，那么，守住有道德和脱离低级趣味的底线应该不成问题。但愿这不是过于乐观的估计。
5．愿飞安得翼，欲济何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与其说我喜欢曹丕不如说我喜欢曹丕的这首诗；与其说我喜欢曹丕的这首诗，不如说我喜欢曹丕所经历的那个时代。
6．偶尔，我回过头读自己的诗。很遗憾，每一次阅读都让我感到失望，每一次阅读都是一个消磨自信的过程。因为自信的缺失，我应该向自信的诗人表示敬意。事实却是我对那些过于自信的诗人充满了不屑。
7．每次回到父母的村庄，下棋和饮酒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了解这个村子的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是局部的。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村子有着许多文字记录不了的幽默。但我从不谈论诗歌，因为村子里的另一个诗人早在三四百年以前就去世了。他的墓碑上镌刻着：明末诗人王公钟仙之墓。据我所知道，亥0有“诗人”字样并且保留至今的墓碑，方圆数百里绝无仅有。他的存在使这个山区村庄几百年后依旧弥漫着一种含混的欲说还休的诗歌气息。
8．记忆中，我的生活始终笼罩着格言的阴影。我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不断地引用其他时代的格言，好像我所生活的是另外一个时代，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我理解今天的人为什么对格言越来越缺乏耐心和热情，因为格言面临着和诗歌差不多的困窘。
9．关于诗歌――我可能要感谢很多人，但是，我不敢肯定是否有人在我前行的路上悬挂了一盏明灯，我甚至不知道，我需要还是不需要这样的一盏明灯。之于我，大多数城市和乡村仅仅是存在的城市和乡村，一个地理的参照。如果它们消失，我将不会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诗歌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