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革命+恋爱”小说中，革命主体是二者动作的发出者。理性选择，即革命者在二者之间对革命的偏向选择，但同时不忽视“恋爱”在革命主体心智中的地位，是该类型小说的重要特色。革命主体内心在理性选择与隐性背叛之间存在一种吊诡关系，这种关系即是这一小说类型中现代性内部的冲突及兼容形式。
关键词：革命+恋爱；理性；现代性；冲突
作者简介：李享，女，24岁，汉族，辽宁盘锦人，西南大学文学院2010级现当代文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6-0206-01
“如果说‘个人’对‘家庭’的冲击是‘五四’的现代性遗产，那么，‘民族国家――阶级’对‘个人’的冲击则是现代性的另一份遗产，而且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生的更为激烈的现代性冲突。”[1]这段话已经不仅仅是对解放后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的总结，早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就已经产生了这种冲突，“革命+恋爱”的小说叙述模式就是重要一笔。这种复杂关系主要取决于革命人物作为主体对“革命”和“恋爱”二者的理性选择和隐藏在背后的背叛。
一、革命主体的理性选择
此处的理性与从中国古典承袭而来的意义不同。《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到：“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2]此“理”更偏乎人情之理，而西方之“理”则偏乎科学之理。二三十年代革命者的理性更多地接受了其在现代西方概念中的特质。
（一）、理性的两种角色
茅盾将“革命+恋爱”小说具体分为三个类别：“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革命产生了恋爱”。显然，在这场“革命”和“恋爱”的话语斗争中，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到了十七年文学时期，更是形成了“革命不回家”[3]的既定形式，而理性在这种对抗中充当了两种主客观不同的角色。
一方面理性成为被利用的对象，革命本身利用革命者的理性确定了其正确性并完成了自己在话语权争夺中的胜利。1928年对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争论轰动一时，她也认为这些批评恰如其分，并且开始了一系列转变。此外，像蒋光慈、洪灵菲、华汉、胡也频等作家也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变化。另一方面，理性也是凭借自己的“权衡”特质做出了在当时的正规选择。这些小说中往往存在充当革命先知的角色。它们多隐藏在主人公不断探索的话语里，如张闻天小说《旅途》中钧凯的觉悟，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面前》中白华整夜的苦思冥想。现实迫使主人公通过自己反复主动地理性思考最终断定了走向革命的正确性。
（二）、理性选择的内在动因：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互动
如果从根源上来看，革命主体之所以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是由其内在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互动关系决定的，二者皆是包含在理性之中的。
革命主体在由“恋爱”向“革命”的整个转化过程最终选择革命，这是满足革命主体内心需求和时代要求的选择。理性选择最终以牺牲一部分感性为代价，坚持了外部要求和内心原则系统进行了理性选择――革命。道德是符合理性的生活，完成伟大事业的强大的道德责任感使革命主体自愿或被理性逼迫地选择承担。这就是“革命” 最终能够战胜“恋爱”的重大支撑。作家们正值青春岁月，充满着奋斗的激情和恋爱的热情，他们一方面具有伟大的革命目标，另一方面也无法避免对爱情的沉迷。只有处在某种成熟与非成熟之间的他们才能创造这样的小说，才能将这种理性抉择创作得如此艰辛。
二、“恋爱”对理性选择的隐性背叛
“革命+恋爱”小说中“恋爱”的叙述空间逐渐被压缩，“恋爱”的话语权逐步丧失，“革命”也如愿以偿获得最终的胜利，但在众多文本中我们始终能发现革命主体个人欲望留下的影子，它们对革命主体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解。
（一）、直接对女性形态和个人欲望的描写
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说到:“人类的身体……拥有强大的反意识形态的作用……正由于对身体所隐含的革命力量的恐惧,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高度政治化极权社会,都在竭力倡导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通过对身体的专政实现政治专政”。[4]虽然被压制，但在创作的前期，从对女性身体和个人欲望的重口味描写也足以看出当时作家对“恋爱”主题的大胆彰显。在小说《菊芬》中，“我”暗恋的革命青年呈现为一个有着饱满的性诱惑力的形象。而《韦护》中对爱情感受的描写更是达到了难以企及的程度。这些大胆的描写就算是在当时纯粹的爱情小说中也是不多见的。革命的理论家对此绝不置若罔闻，以此保护革命进程不被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的东西毁掉。
（二）、挣扎心态的展现
“在一个普遍分享着历史进化论的话语逻辑的时代,‘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强烈的‘献身’激情,或许只有爱情可堪相比。”[5]只有这两者的抗衡才能激发革命者内心难以抉择的矛盾感。
在主流话语的批判声中，大胆的描写逐渐转化为一种内心的矛盾、挣扎状态。即使革命者主动要排除个人情感的干扰，仍然无法抑制本能的欲望。丽嘉（《韦护》）感叹她这颗迷乱的心，《小小十年》中的“我”努力确认革命之于恋爱的重要性。这种看起来如同表达革命决心的话语中却一直残留着情感的痕迹。“恋爱”在“革命”面前始终是一个“棘手”的存在，主人公的心仍然无法摆脱二者裹挟下“迷乱”。事实上，在这类小说中，“恋爱”的背叛是必然存在的，这样二者才能达到制衡，小说也才能生存。
结语：
在这种艰难的选择过程中，爱情虽然在为政治主体服务，但却始终没能与政治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从显性到隐形逐步地对前述的理性革命选择做着腐蚀和瓦解。而“革命+恋爱”这种小说模式就在这种吊诡的叙事中将冲突的二者兼容，一直到大部分作家都走向左翼的创作阵营中为止。
注释：
[1]、李扬：《50-70年代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88页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6月，第133页
[3]、同上1，第179页
[4]、[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5]、贺桂梅：《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