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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现实主义与韩少功的创作转型 中国魔幻现实主义

时间:2019-01-26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要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研究者、效仿者、批评者纷纷聚焦于这个神秘的大陆。人们企图通过研究这些作品,找出这个文学爆炸的原因。同样,身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界代表人物的韩少功也将眼光投向这种文学现象。民族性、本土性是他在研究中的发现,于是,将文学扎根于民族的土壤,韩少功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转型。
  关键词:魔幻现实主义民族性寻根文学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魔幻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地区首先兴起,并迅速波及世界文坛,得到世界大多数文学家的称道和竞相效仿。尤其是拉美地区的一些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将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如危地马拉诗人、小说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其作品《玉米人》196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智利诗人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其作品《情诗?哀诗?赞诗》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以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最受中国作家的关注。
  此时,韩少功仍处于现实主义创作之中,代表作有《月兰》、《西望茅草地》等贴近现实的作品。拉美文学“爆炸”也引起了韩少功的关注。由此,他的创作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异乡之音――魔幻现实主义浪潮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20世纪30、40年代,50、60年代就已经在拉丁美洲、欧洲和美洲等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之中。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普遍打上“阶级性”烙印,对世界文学只是进行了有选择的接受。这一时期,介绍拉丁美洲文学的赵稀方指出:“事实上,1949年后我国对于拉美文学的翻译相当可观。”不过,这些可观的译作没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身影,而且,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被视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而受到漠视。直到文革结束,备受桎梏的人性开始复苏,人们重新审视一切,渐渐接受这种外来文学思潮。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已有研究者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过零星介绍。1982年10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爆炸性的消息迅速将世界各地读者的目光再次投向拉丁美洲这块神秘的土地。在马尔克斯热的带动下,中国文学界掀起了译介拉美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热潮。据统计,仅在1980~1988年上半年的八年半内,就出版了205种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学作品。由此,国内掀起了拉美文学热,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也大大拓宽了作家们的创作题材和技巧。
  有论者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成功的秘诀在于:顺应世界潮流,抓住机遇,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寻求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创建民族文学特色。曾艳兵认为,“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引爆拉美的‘爆炸’文学,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显然归因于它博采众长,不拘一格,但关键还在于它根植于拉美这片土地以及印第安古老文化和社会现实。”
  拉美地区巨大的文学成就刺激了中国作家,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也急切想创造出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文学思潮和流派。
  二本土寻根――湘楚文化探寻
  所谓“寻根”,有些学者下的定义为:寻求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探讨民族历史制约下的生存方式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追寻和审视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使文学的审美之根发自于民族深远的文化源流上,而不至于使文学趋之若鹜,跟着外来的东西爬行。
  在拉美文学巨大成就的影响下,韩少功开始了对于民族命运的思考。在他看来,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国的文化危机特别值得关注:“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没有今天的《离骚》和《诗经》……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我们的许多学科至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在西方化的浪潮十分强劲之时,保护民族文化可以在语言方面有所作为”。他强调:“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于是,韩少功开始了他的寻根之旅,期待通过考察和验证,寻找民族文化“消失”的根,“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经过考察,韩少功在他那篇著名的《文学的根》中提到,他生活过的汨罗县沿湘江而上,许多楚辞中出现过的地名还在,进入湘西,楚辞中写到的神、祭祀、仪式还是活生生的。他的一位诗人朋友去湘西回来后激动地对他说:“那里的人习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苣以信,能歌善舞,唤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绮丽、狂放、孤愤的境界。”
  有人把湘楚文化的特性概括为“厚积的民族忧患意识,挚热的幻想情绪,对宇宙的永恒感和神秘感的把握”。湘楚文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可以天马行空,自由穿梭。在现代人看来,那一片土地充满了神秘色彩。正是这种神秘的色彩激发了韩少功的探寻,期待通过这样的发现,找出我们本土的神秘魔幻色彩,从而能够运用在文学创作上,改变现有的小说模式,创造一种新的创作模式。
  三回音之响――韩少功的转型创作
  韩少功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小说领域崛起的一批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从1978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七月洪峰》以来,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一些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月兰》、《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回声》等近二十个短篇和一个中篇。他的小说以鲜明的爱憎评判生活中的美与丑,在主题开掘和人物塑造上反映出现实主义的思想深度,在艺术上也有大胆的追求和创新。
  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从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并创造属于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作品,这一主张从理论到实践都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大大刺激和坚定了韩少功回归湘西世界,在那里寻找我们民族的根。从80年代起,韩少功渐渐对现有的小说形式不满意,觉得这些作品模式化、类型化,想象力不够丰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韩少功感到深深的震撼,他此时才明白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的小说转型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载道到审美。文以载道,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尤其是小说,在载道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梁启超在论述“小说革命”时,曾公开宣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对小说文以载道功能无以复加的强调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文艺的真正本质不是载道,而是审美,将现实生活中的美,用艺术的手法向读者展现出来。韩少功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小说开始由集体无意识的载道自觉向小说的现实主义审美过渡,主动探寻民族文化的精髓,并以寓言、夸张等形式表现出来。
  于是,他的第一部寻根代表作《爸爸爸》于1985年在《作家》杂志上发表。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遥远不知所在的山寨“鸡头寨”及其自称刑天后裔的居民们蒙昧而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存状态。“鸡头寨”有很多怪异的习俗,如他们迷了路要赶紧撒尿、骂娘,以驱赶所谓的“岔路鬼”;他们的居民会患一种名为“挑生虫”的怪病,症状是“吃鱼腹生活鱼,吃鸡腹生活鸡”,其治疗方法居然是喝白牛血后学三声公鸡叫;山上的语言也与别处不同,例如把“说”说成“话”,把“父亲”称为“叔叔”,把“姐姐”称为“哥哥”。鸡头寨与世隔绝,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它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有自己的文字历史,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处世规则,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鸡头寨无疑是一个奇异的地方。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丙崽,也有许多奇异之处。他长到了十几岁,却只会说两个词:“爸爸”和“×妈妈”。与他同龄的孩子,一个个长成壮年汉子,他却仍然“只有背篓高,仍然穿着开裆的红花裤。母亲总说他只有‘十三岁’,说了好几年,但他的相明显地老了,额上隐隐有了皱纹”。他“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是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冲他瞪一眼,他就朝你头顶上的某个位置眼皮一轮,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妈妈’,调头颠颠地跑开去。他调头很费力,软软的颈脖上,脑袋像个胡椒碾晃来晃去,须沿着一个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头稳稳地旋过去……”传说丙崽的降生是因为他的母亲杀死了一只蜘蛛精。他被鸡头寨的孩子们任意欺侮,似乎毫无做人的乐趣,但小说结束处,鸡头寨的老弱病残都服毒自尽了,喝了双倍分量的丙崽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韩少功以寓言、象征等艺术手段,重新复活了楚文化中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神话意味,使文本涂抹上浪漫神秘的色彩,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与思考。韩少功在建构湘楚魔幻世界的过程中,既有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展示,也有马尔克斯式的魔幻,似真似幻,那个鸡头寨似乎就存在我们真实生活中的某个角落,给读者一种新鲜而强烈的冲击。
  后来,韩少功又创作了《归去来》、《女女女》等寻根派小说,引起国内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带动了一系列的寻根文学创作,如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汪曾祺表现“桃花源”式传统生活的《大淖记事》、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扎西达娃表现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高原藏民文化心态小说,等等。
  第二,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中国的小说有很大的模式性,翻开明清小说,基本上是以章回体为主。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小说的模式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然而,很少有人能真正突破模式的界限,以无拘无束的文字构建理想的世界。但是,受过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韩少功,真正开启了小说由一种模式向多元化转变的大门。
  1996年,韩少功的又一新作《马桥词典》在《小说界》上发表,立刻引起了广泛讨论。该小说采取词典式进行小说的叙述和构造。在这部小说里,写到一个成天打农药的人,他渐渐适应了农药的毒性,因此成为一个毒人。到最后,被蛇咬一口反把蛇毒死,吹一口气也可以把飞蚊毒死。这种超验的夸张和虚构相互结合,给读者制造似真似幻之感。
  由此可见,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于韩少功的创作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从一个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作家转向对民族文化之“根”探寻的创作。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我们吃牛肉长成人肉,吃猪肉长成人肉,长成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民族文化怎样重建,怎样找到自己的文化。”他相信,“对很多历史现象都可以在乡土深处寻出源端”。
  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指出,韩少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力主和倾向寻找和走近乡土文化,还在实际行动上践行。他常找机会到乡村考察,和乡间农人一起聊天,探讨一些生活的、神话的、文学的话题。辞去海南的一些职务之后,他来到知青时代曾经下放的汨罗县的一个小村子买地建房,和这里的生活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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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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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孔范今、施战军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7] 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
   [8] 樊星:《“启蒙的终结”与作家的批评立场》,《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9] 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0] 邓楠:《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建构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比较研究》,《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1] 曾艳兵:《文明的落差与文学的超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成功的启示》,《当代外国文学》,1993年第1期。
   [12]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作者简介:邹戈奔,女,1977―,湖南安化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标签:现实主义 转型 创作 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