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鼎中，男，生于1919年，山西省榆社县人，北京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原副主任。1937年4月18日经薄一波审查，在山西太原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政训练班，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作战勇敢，多次负伤立功。长期从事我军保卫工作和政治工作，离休定为副军职，现在北京军区司令部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1988年授予二级红星荣誉勋章。
历史早有定论，高树勋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伟大序幕中的精彩开篇。那么起义之后，为什么有一段时间高树勋没了消息？而往后，怎么又扯出我与高树勋“打交道”？
特殊任务是聊天
高树勋原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45年10月30日邯郸起义后，党中央任命他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1947年6月在高树勋部队中发现有“策动暴乱”的嫌疑。
当时我在晋冀鲁豫军区保卫部3科（兼军法处）任职。那天，我在审讯一个重要罪犯时，通信员送来一个条子，社会部杨奇清部长叫我马上去他住处。意外的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保卫部部长卜盛光也在场。杨部长说：“有一个重要人物要交给你看管。最近民主建国军发现了一些可疑迹象，情况你们都知道。”我说：“看管高树勋？”杨部长说：“党中央和军区首长对此十分重视。名义上让高树勋来军区社会部休息，实际就是看管。”我认为责任很明显，两位部长主管看管和审查，我负责警卫。
杨部长说：“到了你这儿，就一条，保障他的安全。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你和他打交道。”怎么能由我打交道？没等我说话，卜部长接着说：“把高树勋放在你那里，比较合适。总之，没有给他作任何定性，看管不是看押，你要掌握好。根本的一条，一定要保证高树勋本人的安全，也要把交道打好。”张副主任说：“他们说的就是我说的。”
我赶紧说：“高树勋是通天人物，打交道，我不好掌握。”张南生说：“打交道，有嘴就行。”我说：“我的资格不够。”打交道确实有个资格问题，起码应该保卫部看管，社会部打交道。张说：“出了问题，第一，中央拿我是问，第二，我拿你是问。你还要什么资格？”他们笑了。我苦笑。我不服气，但得服从。
看管地点，在武安县（原属河南省，1949年划归河北，1988年改为武安市）冶头村一个农家小院内，老乡住正屋，高住西屋，一室两间，有炕有地，放一方桌，两把椅子，他自己有衣服、被褥及牙具，其他皆无。为了安全，我首先从警卫连抽调出政治责任心强、军事技术过硬的12名优秀战士，专门为高树勋夫妇站岗，确保其人身安全。其次，调来精明细致的公务员给高树勋打饭和生活服务保障，在伙食上由中灶给予保障。
与高树勋打交道，落实到底，其实就是泡上一壶茶，问问生活，然后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因此，休息就是看管。看管就是打交道，打交道就是聊天。他需要聊，乐意聊，不聊就无聊。我要忙昏了头，少去一两次，哪怕去晚了，都会让他很失望。对我聊天了解的有关高树勋的情况，略记如下。
高树勋字建侯，河北省盐山县人，1898年8月6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18岁时去四川绵阳找他舅，他舅在冯玉祥部队十六混成旅当军医，便安排他在冯玉祥部一团三连当兵。高树勋当军官后常给家中寄钱，他很孝顺父母，有时说起来颇有伤感。1918年，段祺瑞约冯玉祥到汉口谈判。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赴汉口，终使冯安全归来。1922年直奉战争冯玉祥部从陕西到河南洛阳，高树勋随军绕道北京万寿山，奔袭击溃在长辛店的奉军，升为营副。高树勋南征北战，东杀西拼，后来当了师长。1933年5月高树勋与中共党员吉鸿昌一起，奔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长城内外抗击日寇。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树勋集中整编河北民团近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六师，举起抗战义旗与日军周旋。
高树勋戎马生涯的精彩华章是计杀石友三。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能面对面、一对一地听高树勋讲述，那是非常畅快的。我能感觉到高对此也非常自得，讲起来神采飞扬，站起来比画。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总也讲不够，我也始终听不够。他讲述时那种豪气，特别提气。
那时，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发现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而高树勋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高树勋寻机要杀掉石，为民族除患。开场戏由原西北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唱主角。孙良诚出面，撮合高、石二人关系，主持石与高面谈，解除隔阂。石友三见老长官亲自登门盛邀，信誓旦旦一力保证，便不再犹豫。1940年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热情迎接，彼此握手言欢。进入会议室不一刻，高的部下进来报告：“太太有事请商。”高刚刚退出，立刻有4个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当夜高命令士兵掘了个坑，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高树勋对我说：“我高某别的不说，抗日，杀汉奸，这一勋没树错。”我说：“高司令功在民族，实在可敬。”单独在一起我叫他高司令，有外人时叫老高。高树勋说：“别听我瞎吹。”他越谦虚我越赞扬，我赞扬越真诚他越受用。后来我说：“活埋讲起来不好听，正规军办事一股匪气。”高树勋倒不反感，说：“没凌迟处死，便宜王八蛋了。”后得知，头年12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石友三袭扰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几名八路军士兵惨遭活埋。不管高树勋怎样用意，在石友三本人，是恶有恶报。
解放战争起义第一将军
高树勋中等身材，但很魁梧，像个大军官样子，不抽烟，喜欢喝酒，说在天津时喝白兰地。他喜欢高谈阔论，简直像话痨。比如我进屋说句：“今天风真大。”他便就水和泥地从西北说到华北，以往经过的地方那风刮得如何如何，能发挥一两小时。通常我就在开饭前半小时去看他，待公务员打来饭，我就可以离开。这难免让他扫兴。后来我干脆让公务员把我的饭也打去，三人边吃边聊，饭后可以脱身，也能多听些东西。一起吃饭，也搞点儿酒喝。酒从“小小饭馆”用军用水壶灌，我二人一次能喝半壶，但不经常喝。
关于起义，高树勋说――在敌后与八路军保持联系，坚持抗战5年，集结了三十九集团军两个军的兵力，这时蒋介石对高不放心，让汤恩伯挖走了三十九军，又派胡伯翰接任新八军军长，夺走了高的兵权。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命高树勋充当反共急先锋。高树勋派共产党员王定南（王是高的座上客）带一封亲笔去太行山总部找彭德怀。王定南在太行根据地见到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邓说：“现在情况紧急，高树勋部队已开到了新乡，你必须尽快回去，向高说明一切。”刘说：“我写封信，由你带去。”起义在即，高的家属尚在徐州。刘伯承电告中央。毛泽东和党中央即刻电令新四军第四师张爱萍部设法将高树勋的家属送往河北。张爱萍立即派出精干人员三进徐州，将高夫人刘秀珍和王定南爱人唐弘强从徐州接到解放区。高树勋感慨地说：“共产党言必信，行必果，实在了不起。”
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军区首长都对高树勋起义极为重视。后来邓小平说：“毛主席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影响很大，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80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就有177万人，占我军歼敌总数21%。”
将心比心
令人遗憾的是，晋冀鲁豫军区派到起义部队的一些政工人员并未按中共中央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去“真诚团结，耐心教育，帮助提高起义人员的思想水平”，而是采取“左”的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这期间发生了一起所谓的“特务案件”。具体情况是一名保卫干部发现高部一连长在集市上向一个商人举三个指头，就说他是向特务发暗号，拘捕屈打成招，供出了一批“通敌”人员。于是就把涉及人员全部集中审讯，搅得民主建国军人心惶惶。当时确有国民党人带信要高树勋“弃暗投明”。高树勋将信送军区首长，然后把来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放跑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1947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刘邓亲自率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样，晋冀鲁豫军区只留下少数武装部队，后方显得有些空虚。军区留守的首长考虑再三，联系到徐州警备司令郝鹏举先起义、又叛变的教训，决定先发制人，派一个团抓高树勋。
6月14日清晨，高树勋正在院子里散步，突听外面“噼噼啪啪”响起枪声。警卫团与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枪战。几分钟后听到政工人员喊话，停止了射击。这时高树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回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院子里的卫队掏出手枪准备还击，高树勋下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
抓人的部队冲进住宅，让高树勋和保姆到后院去。高提出让他女儿高继芳一起去，并提出要写信。连着写了几封信，大意是：我海枯石烂心不变，要革命到底。
晚上6时，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爱人石磊来了，她说张力之病了，不能来。得知从早晨到傍晚未给高饭吃，即安排厨房做饭。吃过饭，高的女儿高继芳提出回学校去，石磊马上同意，找了一辆木轮车送她。次日，将高树勋夫妇用马车送到军区驻地。
我与高树勋打交道之初，高少言寡语。除了政治上的失意，他一度对我个人也很冷漠。问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都是两个字：很好。高夫人有事情倒向我开口。高夫人说住房有臭虫、跳蚤，咬得没法睡觉。我马上给他们调换了房子。这是一农民儿子刚结婚的新房，宽敞亮堂，卫生条件比较好，农民觉悟高，听说我们要给领导借用好房子，主动给腾出来。搬过去后，高夫人又说厕所不好使。厕所家家如此，那是老百姓猪圈和厕所建在一起，茅坑下面就是猪食槽，人在上面排泄，猪在下边吃。高树勋不以为怪，在大城市养尊处优的高夫人哪见过这个？嫌脏又害怕，可跟我们不好明说。我揣摩明了其心思后，马上让战士在院角修了一个独立、隐蔽而清洁的厕所，每天专人打扫清除，铺洒石灰，夏秋没有苍蝇蛆虫，冬春没有北风侵扰，高夫人十分满意。
高夫人叫刘秀珍，何地方人记不清了。高树勋在家订过婚，但未结婚，他当兵后就退婚了。女方那边也不喜欢他一个“丘八”。其妻子刘秀珍，是高当营长时经人介绍结婚的。婚后二人感情一直很好，有一个女儿高健芬，一直跟着她妈上学，在武安时还在上学。有否儿子记不清了。刘秀珍由新四军从徐州救出送来后与高住在一起。高树勋非常尊重夫人，很听话，说有点怕也可以。我去看高时，主要与高谈，很少理会刘。故刘总坐在一边听我谈话，她有时也对高说的走题话从中制止，高马上就不说了。吃饭时，刘给高盛饭，高给刘夹菜。总是让着夫人，有时说话还看夫人脸色，彼此相敬如宾。高夫人说我们好，也影响了高树勋。当然，我只是认真做事，真诚待人，没想跟高树勋走夫人路线。
高树勋脚气感染，行走不便，我让医生给治疗。每次换药，我都到现场，唯恐医生不认真。记得那期间未给高树勋发过工资。我们每月5元。所以，我从生产收益中给他解决些生活用品，如大洗衣盆等等。他们两口子爱干净，二人常洗衣服、洗澡、拆洗被子等。洗脸盆小，就给买了个大木盆。还给买过一个铁水桶，打水用。尿盆是个黑瓷盆，借老乡的。总之，都是鸡毛蒜皮零七八碎婆婆妈妈的琐事。在他们的眼中，这个院子即便就是监狱，那么有我这样尽心服务的“狱卒”，也应额首称庆了。
最使高树勋夫妇高兴的是“扒鸡待遇”。我让公务员截长补短地送扒鸡和烧饼给他们吃。这件事，应该感谢新四军。原来高夫人由新四军送来时，安排了一套马拉轿车，高一直留用，这次也随他们拉东西来了。这套马车的三头黑骡体力特别棒，车体材料好，车厢很舒适，车轮轻快，我就让这套马车去山东临沂倒腾了几趟布匹小生意，赚了点钱，在冶头村河滩大道上开了个饭馆，起名“小小饭馆”。军法处有一个劳改犯人是山东德州人，会做扒鸡，特别安排该犯人在“小小饭馆”一展手艺，生意红火。于是高树勋和夫人时常能吃到扒鸡和烧饼。他们夫妇吃扒鸡高兴，再给高树勋搞点儿好酒喝，两口子一再感谢我。我说得感谢你们，有了你们的好马车。高树勋就说：“这马车归你们使用。”
高树勋也问我的情况。我没他名堂大，但小牛皮还是有的吹的，如在山西决死队袭夺平遥城，肉搏战一对一我大刀劈鬼子，在军调部执行小组独闯土匪铁磨头的永年城等几番历险，等等。凡可能涉及秘密的，我都避开。我单独受领于刘伯承、邓小平的秘密任务情况，就更不会说了。而罪犯孙殿英等人关押在附近的情况，也没必要透露。我和高树勋之间逐渐建立了顺畅关系。我的经历不足挂齿，让高树勋动容的是百团大战中日本鬼子留在我颈部和臂部的弹伤。
关于怀疑高树勋“策动叛乱”的问题，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迅疾回电：“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在混沌复杂的情势下，毛主席异常果断地制止了事态的继续恶化。我分析，指派我看管并“打交道”，应是在毛泽东主席回电后。但当时我对上层情况一无所知。
“打交道”一年后，中共华北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平杰三部长找我了解情况，征询我对高树勋的处理意见。所谓叛乱，经一年工作，毫无进展。军区首长和有关部门都在严肃考虑怎么办的问题。处理意见应该上面拿，好在平部长十分坦诚，所以我也不回避。讨论后我们一致认为：高树勋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应当非常慎重；在起义后是否有“策动暴乱”行为，没有充分证据；看管期间，高认真总结历史，相信党中央，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处理意见，应解除看管，安排工作。
至于如何向本人交代呢？我建议不了了之。因为从我这开始，公开的理由只是保障“休息”，保证安全，这一年间从始至终未向本人提出过“叛乱”问题。我人微言轻，只能建议到这个程度。
紧接着高树勋亲笔给军区写了一封信，要求尽快解决他的问题。我不向他乱传话。但气氛渐渐缓和，他也明了时机渐趋成熟。信称：起义后，总会有些不满意的人，想对他下毒手是可能的，组织上采取保护安全的办法，他表示感谢。又称：他现在身体很好，希望给安排工作。部队大部分已调出，他要求到地方上工作，他愿到河北省，继续发挥他的作用。
高让我看信，我就看，但不作任何表态。高树勋风风雨雨经得多了，信的内容表述十分明智与成熟。他请我上呈，我没假手他人，持信直接去见军区薄一波副政委。
薄看信后说：“高树勋的问题已拖了很久了，不安排工作不合适。他的起义不论从军事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都起了很大作用。党中央毛主席非常重视，再无根据地看管下去，就不公正了。”我比较详细地汇报了在看管和生活上如何照顾高的情况。薄说：“你们在生活上采取多照顾的做法，是对的，这样他会解除一些不必要的考虑。你们建议不了了之，真正的好处是不造成坏的外部影响。”
有薄的表态，我心安了许多。我并不邀功，但求无过。那一段免不了个别人对我也有闲话，说我给看管人员吃扒鸡，阶级阵线不清。高树勋“休息”，王定南亦被怀疑，送神泉训练班。审问人员将他吊打、背铐56天。王定南一口咬定没有叛乱之事，还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事后说，对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任务，当时社会部、保卫部的责任都落在我一人肩头。“打交道”是个岔路口。若到了悬崖边，别人都有退路，独我没退路。我的命运几乎置于高树勋问题的性质上。而说到当初基于我个人的安全选择，有的人或许就以对高树勋的一副恶面孔来杜绝后患。以他人之危换自己之安，这也许是所谓“左”比右好的人性根源。其实我不抱怨任何人，我的态度始终是忠诚于组织，个人方面糊涂一点好。
有一次与高树勋散步聊天时，我随口说了一句：“你宰相肚里能撑船。”高马上说：“我不是宰相，肚内也不能撑船，但我是‘大事不糊涂，小事装糊涂’。”我就向薄一波说了这个情况。薄副政委笑了笑说：“他是聪明人。如何处理，军区要研究，还得请示中央决定。不作结论，同样可以安排工作。他装糊涂，我们也可以装糊涂嘛。”
毛主席、朱总司令对高树勋的信任和重视始终如一。1949年9月23日，高树勋与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起义将军出席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的宴会。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时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1972年高树勋逝世，华国锋等党政军领导人参加追悼会。1983年10月30日纪念会在石家庄隆重召开，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平杰三受中央委托专程前往参加会议，河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军区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也派负责人参加。在高树勋率部起义3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这种方式为之正式平反。
解除看管详情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回忆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关于解除看管，我最早得到消息，是薄一波副政委派他的秘书陆棣骑着马从冶头村来到我的住处古冶村，陆秘书找到我说：“薄副政委通知你，高树勋很快就要安排工作了，让你等通知。通知到之前，你可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
我想来想去，干脆安排一顿饭，大家聚一聚，饭桌上把气氛搞得轻松愉快一些。怎么才能名正言顺？又是想来想去，干脆不提吃饭。我找了个由头对高树勋说：“夫人那天说，想去看看马车，正好今天休息，车停在‘小小饭馆’，咱们一起去看看？”高和夫人非常高兴，像孩子过节一样。临傍晚，我们三人出大门。这是他俩一年来第一次出大门，他们有些喜出望外。
我们先看马车，刘夫人很有感慨地说：“从徐州和唐弘强女士（王定南夫人）一起到新四军，才给了这辆轿车，三匹黑驴子跑得快，几天就到了武安县，这个车可是办了件大好事。”正说之间，我们事先安排好几位科长到来，他们是一科科长张若千、张之斩，二科科长石玉和秘书白仲删等，是我请他们一起陪高树勋吃饭。保卫部来这么多人，高和夫人正疑惑间，我邀请他们进席棚。席棚里摆好酒席。吃饭安排很简单，除烧鸡外，又加了3个菜，是大碗大盆装的豆腐干、粉皮、龙须菜，菜量很大，主要是喝烧酒。
见了这场面，高树勋表面镇定，但内心颇有些意外。我说：“这个饭馆，平日我们几人给照料着，但是真正的老板，今天才光临。”他环视大家，问：“哪个？”我说：“你呀。”他问：“我怎么是老板？”我说：“怎么能不是哪？我汇报过好几次，这个饭馆是你的马车跑出来了。”他说：“那好，那好。”而后就开喝。我们的脸上全是正大光明和轻松欢喜。大家的诚恳，渐渐让他领会了我们的意图。闹得高兴，高喝得多些，酒醉话多，认识了几位新人，兴致非常高，干杯，还划拳，行酒令。我心里的祝酒辞在说：真诚祝福，热烈欢送。
不几天，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史耀忠来迎接高树勋。史主任先通知我说：“军区开会请高去参加。”古冶村距冶头村也就三四里地，冶头村是军区司令部驻地，往常我们开会都是步行，走河滩大车路。史耀忠带来3匹马，夫人也要同往，显得周到、热忱。
开始高夫人不想去。在小院幽居了一年多，头两天吃饭，这天又说开会，来个生人接，她犯嘀咕也很正常。我劝说：“去好，可以见见军区首长，有什么话也可当面说说。”我从没糊弄过他们，高夫人就不再疑心。晚上很久了，高树勋夫妇才兴致勃勃回来。高一见到我就说：“不再麻烦你了，我要到军区工作，以后还要多见面的。”我问：“都见到谁了？”高树勋说：“都见到了。”我问：“工作怎么安排？”高树勋反问：“那天欢送饭都吃了，你还假装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怎么安排。”高树勋说：“副司令员，我推辞了，没辞掉。”
他的欣慰，首先不在职务，而在获得信任。信任有多重要，关键是信仰有多重要。后来那么多国民党将领的起义，多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战局兵败如山倒、个人山穷水尽之际。而高树勋却独树一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希望在哪里？高树勋找到了方向，找到了希望，并且是在国民党军事力量不可一世时，毅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果断地站到人民一边。
这时高树勋又说，他实际愿意到地方工作。我猜想，他对军区领导也是这样说的。这样韬晦保身的例证，在史书上不绝于篇。就这样他们收拾好东西，第二天用马车拉上行李。上了街回望小院，一年多来天天想离开，真到走时，发现这里竟是战乱年代最安宁的一段时光，身心也得到调养，不免有些怀恋和伤感。高夫人送一件小毛衣给我的女儿晓明，也送给房东几件穿过的衣服。
用马车把高树勋夫妇送到冶头村，我向他们告别。我不好说他夫妇二人对我怎样依依不舍，当时确实有那种意思。刘还指着外面的马车说：“那一套马车就留给你们用吧，把生产搞好。”我想，军区副司令员有汽车坐，再说配备马车夫、供应草料这些事，他也不好比其他首长特殊，就顺水推舟说：“谢谢了，车放我这，你们用车时说话。”
这辆马轿车非常漂亮，车体用高级红木做的，花纹很美，油漆得十分精到，还镶着玻璃和缎门帘，两个大车轮上钉满了铜钉，那高贵气派无与伦比。新四军来人就曾说，这是专门为陈毅等首长打造的。果不其然，陈毅司令员来武安县冶头村开会，打听到车还在，特别兴奋，一定要看看。陈老总围着这辆马轿车转了几遭，摸这摸那。当时我也在场。那情景我看出来，陈老总是想把车要走的。进北平后，上级命令，所有马匹和马车一律上缴。我交了这辆马轿车，还真舍不得。
高树勋在河北省副省长任上，我们有一次巧遇。当时省城设在天津，一次周末，我去干部俱乐部跳舞，正好碰见他带一群小姑娘在跳舞，一见我马上喊着说：“快给张科长跳，快给张科长跳。”他眼神真好。隔了十多年，现场又有那么多人，而且我穿便衣去的。
我们在舞场时散时聚，又简略交流了分手这些年的各自情况。我特别说了马轿车的去处。另外我说：“你的小秘密，我现在还没乱说。”高说：“我哪有小秘密？”我说：“活埋呀。”他大笑说：“小事情，小事情。”关于杀石友三，后来高树勋因为跟我熟了，也不避讳我，有一次特别讲了秘密细节。所谓活埋黄河畔，地点是对的。活埋，按他的透露，在所有的杀石友三的文字记载中应该删去。
那一段时间，非常健谈、谈少了或许要得病似的高树勋，为了使我保持兴趣，总在设法谈出些新东西。那次高树勋对我说，他的副官和警卫都是铁杆心腹，绝对听命于他，对他的话，那个个是说一不二。我说：“你肯定恩威并施。”高树勋接着说，跟这三四个亲信说明处置石友三的意思后，当天半夜时分，把石友三五花大绑起，手脚用绳子捆个结实，用绳子又套在脖子上，当时下狠手勒，没动刀枪，石友三就已经一命呜呼。就这样抬到一个大车上，拉了很远，在黄河边一个无人烟的地方，挖深坑埋掉了。对外，一直说活埋。
我说：“这叫先勒杀，再活埋。”高树勋说：“这家伙该千刀万剐。”我说：“是不是怕夜长梦多？”高树勋说：“那几人办事麻利。”我说：“你跟我说，是看得起我。”高树勋得意地说：“大家传说是活埋，也很好。”
杀石友三，不管各方面怎样反映，反正毛泽东也罢，蒋介石也罢，日本人也罢，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也罢，都得到的是“活埋”的说法。我实在搞不懂活埋与不活埋的区别，可高树勋确实得意洋洋。一个风云人物，在惊动历史的同时，能够再来点儿胡椒面儿，让事件面貌扑朔迷离，或许有加倍的愉悦感。
舞会见面没几天，河北省一个剧团就来部队慰问了。当时我是玩笑话，也以为他打哈哈。没想到高副省长还当真了。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