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一过，这个年也就算过去了。 门上的对联，依然洋溢着鲜红。 茵茵水墨，颤颤地，要漫到人的心里去。 纳 福
好些年了，春节于我似乎已经算不上一个节。繁冗而无休止的工作，一般都会持续到大年二十九的下午或者晚间。年三十，早早地起床，将墙角的蛛网尘埃匆忙打扫一遍，再将几扇不得不擦的窗子粗粗地擦一遭，也就早已过了午饭时间。接着，再将从单位里带回来的几幅印刷品的对联用双面胶带粘了，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贴在门上，却发现，今年的对联的内容，和以往基本没有什么两样。
今年过年，和往常有了些不同。刚过腊月二十，我和家人就一起将门窗早早地擦了。腊月二十二，筹备着去乡下杀年猪；二十三，小年。上午，将车一直开到朋友的塘口，从鱼池里抄了四条大青鱼，每条都有八、九斤。那是准备做熏鱼和腌腊鱼用的。中午回到家，将那几条活鱼拖到阳台上。除鳞，摘鳃，坡肚，取出巨大的鱼泡和内脏，几条原本活蹦活跳的大青鱼早已身首分离地被挂在了我的窗台（想想，我也真够残忍的！）。与这几条鱼同时悬挂着的还有半只羊、两只野兔，三只山鸡。两只野兔是乡下表弟带着猎狗在夜晚捉的，野山鸡也是。一辆摩托车，一盏煤矿用的射灯，在充满了淡淡死亡气息的严寒的冬夜，表弟和他的两条猎狗穿行在乡村空旷的田野上。射灯眩目的光柱穿透乡野，也穿透了远处那两只正在麦地里寻找食物的野兔的心脏。在亮霍霍的矿灯的照耀下，两只野兔的四只眼睛就如四眼红色的深渊。我曾经因此问过表弟，那两只靠得很近很近的野兔，它们是恩爱的一家人吗？乡村寒冷的冬夜，在两只猎狗的眼中，那死于非命的野兔会不会比一只羊还要大？还有那哀鸣于安静早晨的一只只野山鸡，它们，是不是就是一群亲密的兄弟和姐妹？在生命即将消失的一刻，它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或者一声凄厉的叫喊）又会是什么？
表弟不置可否。那两只猎狗自然更不会回答。
两只野兔，三只长着美丽翅膀和尾巴的野山鸡。它们就这样和那半只山羊，还有我刚刚处置好的四条还滴着新鲜血水的青鱼一起，高高地并排悬挂在我家靠北的那扇窗台上。从现在起，它们空洞的眼睛将一直这样圆睁着，紧紧地盯着我家或者对面人家的那一扇扇窗户，盯着那陆陆续续贴出来的一幅幅火红火红的“年”字或者“福”字。那眼窝没有色彩，没有光芒，只有贯穿整个严冬的寒气。
谁都知道，如今的过年，尤其是城里，真地是越来越没有过年的那种气氛了。小时候，每年腊月，特别是接近过年的那几天，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啊啊，我们也曾经有过小的时候啊），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洒水除尘，腊月二十四、五，家里蒸馒头炸肉圆的那个香，早在大人挽着衣袖拌着萝卜馅心的那一刻，我们就早已经闻到了。穿新衣，放花炮，年初一一早醒来吃着父母早已分好的开口糕和红糖果（后来甚至有了一种叫做大白兔的奶糖），还有年初一早上，一群人一家一家地去拜年。两支队伍，一支是大人，一支是小孩。孩子们一定要一起在门前的打谷场上集合的。而大人们的组合，开始时大概也就那么三、两个人，可是走着走着，就是一支长长的队伍了。最让人觉得温暖的还有那些妯娌姑嫂兄弟姐妹几家人围在灶台前择菜做饭热热闹闹，一直觉得，那样的一大家子团聚才是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年。而现在的所谓过年，哪里还能过年的气氛呢？年夜饭在酒店里吃，澡在宾馆的客房里洗，还有我的已经上了初中的儿子，压岁钱已经给到500，还要再追加上两百（好在这次不是买玩具，而是买书）。至于花炮，他更是半点兴趣都没有了。大前年的春节，和几个孩子一起在小区的雪地里玩甩炮。眼睛一闭，脚下一跺，扔出去的甩炮好一会了却不见声响，正在大伙疑惑这甩炮到底去了哪儿，惊天的一声响，那动静竟然从一个女孩子身后的羽绒服的帽子里传出来。
天上，渐渐飘起了细碎的雪花。
农历丁卯年腊月二十九，2011年的除夕，我生活的这个只有70万人口的海滨小城的天空中突然飘起了小雪，这是新年的第一场雪。上午10点多，我在单位旁边的洗车点洗车。平时只要7块5毛的内部卡一个星期前就停止使用了，今天的洗车费更由前两天的15元/次翻倍到30再涨到了50。平头蓄须的小老板，一脸笑微微：“老板，这一年也就这么几天，大过年的，50块钱洗个车，干干净净地过年，一点也不贵啊！”我说，我不是老板，我也是打工的。“今年不是明年是啦。”小老板用戴着巨大戒指的肉嘟嘟的手收了钱，一边让戴着塑胶手套的伙计在我车前的挡风玻璃上写下一个数字。“18！”那是我洗车的序号。“18，要发，大吉大利啊。刚才叫的是7号。你18号”。啊啊，7号到18号，还有11个就是我了。只是天上的雪越来越大，等排到我，等我最终将洗好的车开出洗车房，天地之间早已经白茫茫一片。车子行走在除夕下午1点半的大街上，雪地上污浊的雪水泥迹，早已将我刚刚洗得干干净净的车身变成了一只飞奔的泥猴。
我住的房子地处城南，位置略显偏远，四周却长满了高大的银杏树，每一棵足有五、六层楼高，春天的早晨，鸟鸣啾啾，我总是梦见自己会被大树和鸟声给抬起来。今天，农历丁卯年除夕的下午，我置身温暖的家中，打开空调，透过窗子，一边看着雪头水脸地蹲在小区环行道上的那只“泥猴儿”，一边在贴春联。和往年一样，今年的春联我又有好几副，也都是别人送的。就在刚才，除夕下午的1点50分，住在小区里的那个见人三分笑的做“保险销售精英”还特地蹬蹬蹬地爬上楼梯摁响了门铃，给我送来了一大叠的“福”字。也是那种印刷品。我说，这福我们家已经有了好几副了。女保险却一边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皱纹一边微笑：“过年了，福是再多不嫌多呢”。
我忙不迭地连声道谢。
送走了那个送福的人，我一边跟着重复着那一句“福不嫌多！”，一边却从书柜上取出了散发着阵阵幽香的“一得阁”。已经有许久不动笔了，今年的春节，将那一张张现成的对联放在一边，铺开一叠朱红洒金宣，我要亲自写上几幅。
儿子在一边读书，妻子在一边炸着最后一锅熏鱼。就是在这时候，掉头看看窗外，天色早早地有了阴霾。远处的天空，“劈劈啪啪”，鞭炮声已经一阵一阵地炸响了。
挥毫，泼墨，我开始写对联。落到洇红的宣纸上，所有的对联，我写的都是同一款：
上联：“ 福福福福福！”
下联：“ 福福福福富！”
横批：“ 福福福福！”
一个个福字都写的很大。
福多。福大。走进农历壬辰年的新春，一副副福联贴在一扇扇门窗上，那一道道漫向远方的鲜红的“福”字，是我送给家人和这个春天的最好的礼物。
还家庄的年猪
农历腊月二十四，一大早，诗友还宝生兄就打电话：“去还家庄杀年猪。”
还家庄是盐城西乡北蒋小镇田野深处的一个安静的小村庄，也是还先生的祖籍地。干净的道路村落，淳朴安静的民风，尤其是西乡庄户人家杀年猪时的祭拜仪式，是我所知道的人类对能够给自己带来福祗的牛马猪羊这类生灵的最热烈的礼仪，更是黎民百姓对于大地丰收最最隆重盛大的祭典。
出发时间定在下午两点，中午，天空却开始下起淅淅沥沥的雨来，间杂着细碎的雪粒。冷冷冬雨中，车轮转动，两辆车，六个人，出城，过镇，进乡，入村。沿着干草味低徊的乡村道路，两边不时走过四里八乡的村民。他们骑着车急急赶路，或者相伴着欢声说笑，各自的电动车的车上一律都会挂着火红的爆竹、对联和新鲜的鱼肉。那些从远方赶回家的游子，沿着村前曾经走过无数遍的小路，每见到一个人都会远远而热切地招呼。一家家。一户户。一次次，一回回。这四处弥布的欢乐和安恬，此景此境，我知道，古老盐城的西乡，在河水静流、麦苗青青的北蒋小镇的还家庄，这壬辰年的春节是真地要来了。
车过朱沥沟。一条几乎是孑孑无名的河流。从小就在这条河边上长大，身为诗人的宝生兄却无数次在自己的诗中写到过它，写过这条河的长短，深浅，速度，走向，写过那些对别人来说几乎是毫不根据、无以解释的一条河的精神气质。朱沥沟。盐城西乡的一条大河。最宽阔的段落出现在秦南、北蒋，下游在龙冈古镇一个小村庄的岔口处和横贯盐城市区的蟒蛇河汇合，上游，则落脚在义丰、大纵湖以南的扬（州）泰（州）结合部的兴化。有趣的是，在朱沥沟的上游河段，朱沥沟不叫朱沥沟，而是叫 “猪腊沟”。2011年油菜花开的春天，我和朋友开车去兴花的垛田看菜花，在车上曾经见到过一座名叫“猪腊沟”的大桥。朱沥沟。猪腊沟。事隔九个月，2012年元月，在农历辛卯年最后的日子里，我，还兄，孙曙和崇茂，还有另外两个身居城市，却固执地让自己的血管里一起流淌着乡村血液的家人，带着某种神秘坚定地的热情，驱车近百公里，去朱沥沟旁边一个叫做还家庄的村庄去看杀年猪。难怪从这个村子里走出来的还兄车子开的就象飞，近乡情更怯，朱沥沟旁边的还家庄，那里，是埋着他衣胞的故乡啊。
冬日的平原干净，平阔，车身上下悠晃，就象漂浮在田野上的一条船。朱沥沟。猪腊沟。按照当地的风俗，杀年猪的鞭炮主人家在一大早开门时就已经放过了。现在是下午三点，我们可以稍稍打量一下那头从干净的圈槽里呵叻呵叻吆赶出来的猪。这头已经被饲喂了整整10个月的还家庄的年猪，是一头多么漂亮、多么让人喜欢的家伙啊？阔肩膀，招风耳，尾挺嘴硬，一身毛色乌黑雪亮，背脊健壮又宽阔。杀猪的是个瘦老头。朱姓。入乡随俗，我们跟着还兄一起叫他“三嗲嗲”。三嗲嗲六十开外，白发，小个，两根粗实的布绳束着裤管，面部有常人不具的冷静。“三嗲嗲”一辈子杀猪无数，手中的一把刀却少见血腥，象今天，一头250斤还出头的猪，壮硕，高大，刚刚从猪栏里出来，圆滚滚的屁股一直都要翘上天。可三嗲嗲一个欠身，抓耳，掐尾，那头肥硕的大黑猪已经被他的一条左腿猛地压在了胯下。再指挥身边那个助手，将一只早已准备好的铜盆送到自己的右腿边，三嗲嗲臂挥手起，刀进刀出，那头有着壮硕身体的肥猪便也停止了喊叫，成为冬日下午还家庄的乡村土场上最沉重的一坨。
杀年猪是苏北乡村延续流传了几百年的旧时乡风。盐城东向出海，西面临水，地广人稀。早先时候，那些生活于此的乡民便也是十足地劳苦。每年年末，为了祭拜年婶和菩萨，同时也为了犒劳一下辛苦了整整一年的自己和下人，乡村里的那些大户人家，往往都会杀上一口年猪。一大清早，鸣鞭放炮，知会鸟兽。杀猪时，手起刀落，一命消陨。接着，需要在猪的两条腿上各理出一个小口子。口子不要太大，能够插进一根钢钎就行。长而雪亮的纲钎沿着这两个口子，慢慢转动着插入猪的表皮，左扦右插，循环往复十数次，然后，杀猪人会用嘴唇对着那两个被划出来的小口子使劲地吹气。随着一次次的呼气，吸气，三嗲嗲满身满腹的力量逐渐化成了一种不可描述的场景：刚才，倒在乡村土场上那头屁股圆滚、毫无声息的猪，因为皮下被吹满了气，更象一只鼓足了气的气球。不过到这里，杀猪的活儿才刚刚开了个头，接下来，杀猪人会挥起棍棒，匀力敲击圆滚滚的猪的身体。一边的助手则会抬上一只满满地倒满八九成开热水的巨大的木质澡盆。水汽荡漾，三嗲嗲紧握两把亮而无锋的平板宽刀，两只手就这样从一大盆近乎滚沸的热水里不断地取出来。嚓嚓嚓嚓，上下翻飞。随着三嗲嗲那把刀不停运动，那一头肥大的本种黑猪也迅速改变了颜色。再接着，弯腰起身的三嗲嗲双手一抬，那头已经被屠宰干净的年猪，是不是就要从那只巨大的木桶里猛然站立起来？
腾挪翻转，将一头猪整个烫过，除尽皮毛，接着便是整个杀年猪过程中最最隆重盛大的仪式了――敬年神地神和菩萨。主人在自家正屋的门口摆了一条宽大的木头条凳，三五个壮汉齐齐用力，将已经被整理得雪白的一头猪（当地人称作白肉）高高掂起。猪身是站立着的，头正对着门内的神符或者菩萨像。锣鼓家伙欢快响起，年猪的主人先面向门外，对着遥远的南方长长作揖，再背转身来，一边说着福话喜话，一边用一把尖刀在猪身的脊梁处蜗下一小块里脊肉，然后脱鞋，赤脚，手托着尖刀，碎步走近条台上点着蜡烛、供着四时鲜果的菩萨神像。用于祭祀的物器和程序也有极端的讲究，比如，为保证不被太过肥壮的白肉压垮，当庭摆放的木头条凳务必要足够地厚实而绝不能塌陷；主人走向菩萨神像的脚步要细碎缓慢，但又必须确保在九步之内抵达。九即九。九九归一。地久天长。
头顶上，糙大的雪粒越来越密集。杀了40多年猪的三嗲嗲说，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如今，杀年猪的人家是越来越少了。虽然大多数人也都吃肉，但乡村养猪的人家已是越来越少，就是养，也很少养这种本种黑猪的。一因黑猪生长周期过长，二因这种本种黑猪不出肉。不来钱。今年的春节，他前后杀了好几十头年猪，象今天这样一头肥壮的本种黑猪，也只是第七头。至于能象今天这样操办出这么大一个场子的，更是好几年都没见过了。三嗲嗲说，就象整个过年的气氛的越来越淡，现如今，杀年猪的仪式感也愈来愈不如过去那么充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杀年猪的三嗲嗲，已是在努力保留着中国东部乡村那最后的一点点遗留的年俗。
大骨白肉，肝肠肚肺，内脏下水，将一头猪做最后的肢解，拆分，切割，三嗲嗲象今天这样忙忙碌碌地杀一口年猪，可以得到一包香烟、2斤糕果（或者年糕），以及100元的“喜钱”（白猪每头80）。自然，一挂小肠他是必须要带走的，那是祖上传了几百年上千年的规矩。民间传说，不管是什么原因，滥于杀戮的人容易短命折寿，因此，乡村里那些以屠宰为业为生的人，一定得带一挂小肠（大肠因过于昂贵，一般都会由主人自己处理）装进随身带来的蒲包带回家。传说自然毫无根据，但民俗却一定要坚持，用蒲包装着的一挂小肠，三嗲嗲说，那叫“福寿长长”。
公元2012年元月17号。农历辛卯年年腊月二十四。离过年还有整整5天。盐城西乡北蒋镇还家庄。从将一头活猪赶出猪栏，到将整口猪的白肉分割清爽、打包装袋，一直到将一片偌大的院场冲洗干净，远近闻名的杀猪人朱三嗲嗲从中午一直忙到傍晚，浑身汗湿，其间，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过。天渐渐黑下来，收拾好杀年猪所使用的所有刀钎绳索，接了主人家给的香烟、糕果和喜钱，三嗲嗲拎了装了一挂小肠的蒲包，骑上一辆电动车消失在夜幕远处。接下来，还有两户杀年猪的人家在等着他。而付清了足够让主人开怀的年猪钱，将已经肢解分割的整整一口年猪全部装上车，我和宝生兄，还有另外两个一块来的朋友一起，接下来，我们将和辛劳了整整大半年的年猪的主人一起，举杯，欢呼，吃上一顿丰盛鲜美的杀猪酒，并且在欢声笑语中互致祝福。
雪花轻舞。喜鹊登枝。绵绵密密的雪花。绵延不尽的欢喜。又是一年啊！门前大树上鹊闹喳喳，即将迎来的新的一年――
财长长，喜长长；
福长长，寿长长！
亲人是一座碑
天经地纬。日月苍生。低矮的坟头，是人生的又一极。
人过了中年，我似乎越来越变得恋家。我的老家。每逢节假日或者周末，只要有空，心里总会跳出老家这个词来。其实老家，说到底也就是父母的代名词吧。当父母离去，那家的影子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渐模糊、疏淡。这几年，身边那些亲人一个个病老，我的父母也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虽然目前身体还好，但毕竟也已经是夕阳黄昏的年纪，想想这些，不免几分凄楚和哀伤。因此，在心底，我是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利用一切的机会，抽时间多陪陪他们，哪怕仅仅是多看他们一眼也好。
年初二。上午七点。太阳刚露头。沐着冬日的晨光，我携了家人直接踏上回老家的路。从我住的城市到老家县城约有130公里路程。走高速只需1个小时，而今天，我却舍近求远选择了走国道和省道。倒不是为了省那点过路费（年初三之前一般的公路收费站都不收费），而实在是想看一看沿途那熟悉的市镇村舍、河流麦田。少年离家，沿着省道国道，路的两边确有许多我谙熟的景物。在亲切的风景和阳光里，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一起回乡，我觉得那才是真正地“回家”。上车前就给父母亲打电话。电话是从外地回乡过年的妹妹接的，妹妹还没开口，却听得电话那头父亲的高声朗朗：“让他们车子慢点开，不着急，等他们到家吃饭。”紧跟着，似乎就是鸡狗的鸣叫和锅碗瓢盆的声响。两个小时后，将车停在父母居住的小院旁边，心里不免生发出一些感慨。其实，成人长大，出门在外，儿女和父母之间，游子和故乡之间，这样的道路到底有多长？其实，不管路途多遥远，只要你真地用心，那所谓的遥远也就是一个闪念的距离。可平时，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作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有时为什么又是那么困难？仅仅是因为父母惯常一句的“放心，我们都挺好的”的安慰吗？还是，我们的内心少了那样一棵一旦停留就不放下的根？
中午，父亲郑重地将酒杯倒好了酒。那是一瓶１９８６年出厂的洋河飞天敦煌特曲。红塑料纸封的瓶口。父亲说，这可是好酒啊，还是你刚出去工作那年带给我的哪！父亲是个好酒之人，年轻时外出打球，身上还常揣着个酒瓶。但是，这两瓶我参加工作以后第一次带给他的酒，整整20多年了，父亲一直都没舍得喝。妻子和弟媳陪着母亲在厨房里烧菜，我和父亲、弟弟在客厅里喝着陈年好酒，喝着喝着话题就回到了25年以前或者更远。父亲今年七十有七，身形高大魁伟，年轻时曾经是县篮球队的一名主力队员，曾经多次代表过地区队出去打比赛，几乎跑遍了当时的盐城、淮阴（淮安）、连云港等地的各个球场。但是，几十年过去，今天的父亲，身板虽然还算朗硬，但无论如何也已经是一个老人了。白发。谢顶。牙齿脱落。还有老年人常有的病。但每次电话。父亲重复的似乎都是这样同一句话：“不要紧，我和你妈妈身体都很好。你没看地里的那些菠菜长的多好？”
远处，新年的鞭炮声零星错落。午饭后，借着中午的三两白酒，77岁的父亲在挖地窖。就是过去乡村里常有的冬储的地窖。满满一地窖的山药、萝卜、大白菜。水湿湿、红彤彤的。弯腰刨土，将萝卜上那些刚刚冒出来的嫩芽摘去，父亲一边刨一边说着这些山药、萝卜的新鲜，说着家前屋后的园子里其它的植物菜蔬。青菜，大白菜，芫荽，葱，蒜和姜。还有那些金针菜（俗名黄花菜），也都是后面圩堆上长的。父亲说的圩堆就是学校后边的河坡。父母亲退休以后一直住在老县中的校园里，因为生活起居的方便，他们宁愿将城中心的房子空在那里，也情愿呆在老校园的平房小院里生活，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老校园里生活惯了，更重要的是老校园的家属区，每家每户都有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父母年事已高，我一直反对他们过多的田间劳作，而一直陪着父母的弟弟却劝我，说：“你别管他们，老年人了，多接些地气，精神。”闻之，似乎也有些释然。就在那些菜地里，几十年来，父亲母亲绣花似地，种了一茬又一茬的菜蔬。还在河堤上种了许多的金针菜。今年夏天的时候，弟弟还告诉过我，为了赶在日出之前到河堤上抢摘那些已经开了一半的金针菜，父亲脚底一滑，差点从河坡上滚下来。“我们这些菜可都是浇的水粪，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不过现在，这水粪也不怎么挑得动了”。说着这些，父亲难掩自己的小得意，但我似乎感到他的舌头发硬，眼睛有些潮湿。我知道父亲的心病。明显低下去的声调，留不住的是他即将消逝的生命和青春。
回家过年，这次，父亲突然说要带我们回老家扫墓。
祖父、祖母的墓。然后是曾祖父、高祖父的墓。
祖父母的墓安葬在老家的黄响河边。车停在黄响河堆上，走下一道河坡，祖父、祖母的坟墓就在青葱的麦地里。培土，献花，烧纸，听白发的母亲对祖父、祖母说“儿子、孙子回来看你们了”，我双膝着地将头磕在麦地里。祖父曾是地主的儿子，身材矮小，祖母却是12岁就进了门的童养媳。我一直记得祖父，留着一把山羊胡子，会写很好的毛笔字。都是繁体的。祖父身高不足1米6，但他死去的那天，当我跟着我的父亲在他的面前仆然跪下，我突然感觉，身材矮小的祖父就是一座山――一座突然塌陷的巍巍大山。
扫墓。在祖父祖母的坟前磕完长头，烧完纸钱，掸净衣服上的土，父亲又说：“太爷和老太爷的坟也在附近，你们是不是也去看看？”
太爷就是我的曾祖父，老太爷则是我父亲的曾祖父，是我的高祖。
我是第一次听说曾祖父、高祖父的墓。
曾祖父卒于1962年的饥荒，享年74岁，生日不详。几十年来我曾经听父母亲无数次谈起，而高祖父则是第一次听说。一路走过去。杨树，柳树，黄土，一垄垄葱郁的麦田。走在冬季鲜活的田垄，看着那散布于河坡或者麦地里的低矮的坟头，想着自己与这片土地如此盘根错节的关系，我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就是我家乡的故土啊，这里，曾经生活也埋葬着我的先辈和亲人，但仅仅因为未曾在这里生活过，几十年来，我竟然从来没认真地打量过它。
在一个向阳的河坡，我第一次跪叩向我的曾祖和高祖。一边的父亲脱下帽子，也跪向那两座高高的坟头。就在他弯下腰身的刹那，我看见他发暗的头皮，那头，磕的比脚下的那一粒土更低。
在曾祖和高祖父的坟前，我和父亲说起我曾经见过的一个叫“姜塘”的地方。2010年的1月，一次出差途中的邂逅，在广阔的中原大地，我曾经见到过一个叫“姜塘”的村庄。后来做梦，那“姜塘”也就成了我的故乡和祖籍地。“姜塘”，父亲说：“我们最早的老家也叫‘姜塘’，但不在河南。不过，河南的那个姜塘，也一定与我们这个姓氏有关！”
哦， “姜塘！”一个多好听的名字。随手抄录下曾经写下的一首诗，题目就叫：《姜塘》。
姜 塘
雨水缘着树木细密的根须
爱缘着光阴温润的嘴唇
沿着旧时光，你找到了姓氏
缘着一条狭窄道路两旁葱茏的庄稼
我，找到了久已失散的亲人
在土地上留出一个巨大的土坑
金黄柳条的簸箕，一只平放的碗
多少年，我从不知道自己的祖籍
但从那只碗沿上水印的蓝花，我认定
自己，必是这片土地生长出的粮食
我敢断定：“姜塘！”，除了我
从来不曾有人为你写过一句诗
也从没有人为你掬过一把土
因此，我在此跪地请求
请你能接纳我！接纳我
象大地，默默接受这千年不断的雨水
从不知道的祖籍，平放在那片土地上的那一只水印蓝花碗。许多年，除了我，从来不曾有人为一个叫做姜塘的地方写过诗。浑厚朴实的大地，大地上饱满结实的粮食和千年不断的雨水。公元2010年1月28日写的这首诗，献给故乡，献给我的亲人。
亲人，是一座碑。
2011年2月
标签：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