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谷 1952年8月生,一级文学创作,出版《和谷文集》（六卷）等30多部。《无忧树》获中国作协新时期（1976－1988）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市长张铁民》获中国作协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铁市长》获央视优秀奖、飞天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你好吗，渭河》获2006“自然写作奖”。2007年担任编剧的舞剧《白鹿原》在北京公演。作品收入教材和经典范本，被翻译为英文、法文等。
《同官县志》民国版本，由于我的曾祖父辈和文?先生参与编撰，于我则多了一层宗法文化意义上的牵挂。这件宝物，是当时在地方志办公室供职的我的大学同窗王玉敏赐予的，时在1989年春季。蓝色套封，灰色纸本，古雅的线装书，多年来伴我左右，夹有都城的尘土，也有海南岛的海风。时常有一种居有志书气自华的惬意，常翻开来任意读上一段，情趣盎然。
王益考
铜川早先有陶瓷，因煤而兴，是陕西省会西安之后第一个设市的城市。新世纪之交，城区更名为王益区。从此，王益这个名字从一个村一个乡升格为区县的称谓，也是一种历史机遇。
旧县志载，王益村，县南七里，传为元末益王隐避之地。东王益村，元宗室益王之后，入明代以王姓，居此村故名。民国三十年，同官县人口50738人，王姓最多，计4761人。王姓有四宗，一是西古村王姓为明代山东督粮道景清之后，遂迁王家河入城内。二是杏林王姓，元末益王之后，初至王益村隐居，谣逐蜂起，乘夜西行，至炭窠沟西原乞火未得，此地后名为莫火村，经避难村至杏林，益王死，后人均安居业农。惟存皮卷轴一帧，上画益王及宫官宫女多人，南关亦有其裔，访者幼年贺年见之，时存北雷村，不示人观。三是陈炉王姓，崔乃镛炉山风土志载，明中叶迁自洪洞，以陶为业。四是明初迁自洪洞的黄堡王家，文风大盛。
我查阅了宋元明代有关“益王”的史料，未见元末益王或元宗亲益王资料，疑惑县志记载是否有误。南宋第八位皇帝宋端宗赵? (1269~1278)，曾被封为建国公、吉王、益王等。元军攻克临安，赵?一行出逃福州，大臣文天祥从押解下逃脱后拥立益王赵?为帝。益王死后，又拥立卫王赵?，文天祥兵败被俘就义。陆秀夫背着赵?投海而死，南宋灭亡。另一个益王朱?槟（1479~1539），明宪宗第六子，曾封益端王，封地建昌府在今抚州，生性俭约，爱民重士，好书史，工楷篆，有《名山藏》传世。还有一个益王，是宋太宗的第五子，叫赵元杰，曾封益王，北宋藏书家。
我试想，同官王益王姓因族谱遗失，传说远祖乃元末益王，不可能是元宗室，而应是元代的南宋宗室益王赵?，但益王避难地在福州而非此地。因县志没有详细记载，只能推测存疑为王益氏族借鉴了南宋益王避难的传说，志书以元宗室误记，也许有更准确的考据有待发现。王益的由来也许并不重要，争胜好强，坚韧果敢，不肯服输，于世道人心有益无害，是一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禀赋，也是一种宗法道德精神的依托。
时逢新世纪，铜川市机关迁至位于耀州下高埝塬的新区，王益区便接替老市区的繁华地带，入住市区经济、金融、文化、商贸中心，前景在望。
税银杂赋
铜川旧称同官，《同官县志》财政志有一段话：“国家税制，关系国计民生，若定制得其法，用人复得其宜，非但地方民生不感压迫，且可化无用为有用，调有余以补不足。政府厘定税制，无不审慎周详，国税县款，严格划分，直接征收，以期平衡而去积弊，意至善也。地瘠民贫，负担甚重，福于民者亦必利于国。”
明代至清代，志书记载的地粮丁银、租税杂赋如马草税、绢税、丝绵税等名目繁多。到了民国，还有盐税、契税、当税即当铺税、畜屠斗税，屠税即宰割，斗税指销场。产销税即矿税，货税即水泥、竹木、皮毛、陶瓷、煤税，及印花税、营业牌照税、所得税、利得税、遗产税、芋酒税、房税、筵席税、娱乐税等。有一种牙税，指对民间从事货物交易和评定价格代为过付的人户税收。
明清两代，地方财政支用项目有祭祀典礼、官府俸工、学校薪缮、驿铺饷料、孤贫救济，由国库运支拨地方概算。民国初地方款入复杂，支应浩繁，始设财政局，受县署节制，统辖各乡保所办一切筹款及支应事宜。时军阀盘结，大军云集，运输浩繁，需用殊多，粮秣日用均由地方支应，任意派款，民众负担为重。
福于民者亦必利于国，这话，至今乃有其价值和意义。先人们对于财富的梦想，一直在后人辗转前行的路上。
杜甫与同官
在县志人物志学艺篇中，记载有“唐，流寓，杜甫，字子美，少陵人，遍游秦蜀，尝驰车?坊间，?止县境数日，有‘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之句，留置署壁间” 。 这段简短的文字，在我心头萦绕多年，咀嚼不尽其中滋味。
位居国际大都市巅峰状态的大唐帝都长安，在公元756年即唐天宝十五载，面临着致命的打击。这年春天，安禄山由洛阳攻潼关。五月，杜甫从奉先即今天的蒲城县移家至白水县，投靠担任县尉的舅父崔顼。六月，长安陷落，玄宗逃蜀，叛军入白水，杜甫携家逃往?州即今天的富县羌村。前往?州途中，杜甫在同官县城驿站寄宿几日，留下“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的诗句墨宝，被置于县署墙壁上。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获悉即从?州只身奔向灵武，不料途中被安史叛军所俘，押回长安。
在困居长安时，杜甫写下了题为《月夜》的诗篇：“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末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设想妻子在?州独自对月怀人的情景，挂念离乱中的妻子家小。半年后，杜甫写了《述怀》一诗：“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
杜甫当年途经同官，推测时年四十四岁，面对设县三四百年的同官，古老的槐树已经盘根错节，树根暴出了地面。根出可见槐树的苍老，也可见县城的古老。同官，即今天的陕西铜川。公元357年，前秦苻坚永兴元年设铜官护军，到公元446年北魏太平真君六年设立铜官县，因县境内有铜官川而得名，北周改为同官县。因军事上“同官”与“潼关”混淆，1946年民国政府改同官为铜川县。后因煤而兴，1958年改为铜川市。
在诗人杜甫眼中，唐朝同官县衙的马很瘦，骨头高耸，可见县官是清廉的。马挨饿吃不饱，骨头高耸，主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有怜之者曰：物犹如此，人何以堪？人甘如此，物何以堪？欧阳修《六一诗话》引用了“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的诗句，却未注明作者何许人也，引起学者对其出处的疑问。引文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在杜甫诗卷诗集中，却未见收录此诗，让人疑惑。
《六一诗话》是我国最早的诗话，开后代诗歌理论著作新体裁。其言说方式是随事生说，其诗学主张是艺术的真实应当与生活的真实相一致，其中考证了李白《戏杜甫》中“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主张言语的精工雕琢，反对不加修饰而过于浅俗，如“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的句子。并主张意新语工，如杜诗的一字不能移易。
天下事物有古有新，有清有浊，有贫有富，有正有邪。古代官员有千载流芳的清官如包青天、海青天，贪官也有不少。清官不为私利，为百姓服务，不仅自己吃不肥，就连家人或者仆从也不会肥。所谓“爱民为国太清廉，马骨高耸入云天” 。
马瘦，人更瘦。马致远有“古道西风瘦马”的名句，让我联想到，人是自己要瘦的，要做清官，甘愿自己贫苦，不损百姓而肥一己之私。一匹马跟上清官挨饿，也有点委屈它了。联想到现在的公车，有的官员的作派最好是宝马坐起来爽，假若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但愿不会受到冷落。
皮日休题同官县壁
蹊跷的是“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诗句，在被编入《全唐文》时署名成了皮日休，收入其《题同官县壁》一文。也就是被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誉为唐末“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的皮日休。
《同官县志》记载：“皮日休，字绍义，襄阳人，尝鉴胜关记，宋正和（应为“唐中和”，笔者注）三年为刻碣于县署壁间，今嵌二堂东边墙内。稚川石洞，杜皮诗句，至今犹传诵矣”。
晚唐诗人、散文家皮日休，生于公元834至839年间，卒于公元902年以后，曾中过进士，当过太常博士官，后来参加黄巢起义，任翰林学士。因此，新旧《唐书》不为他立传。诗文多抨击时弊，同情人民疾苦。中和三年即公元883年到过同官县，有诗文题壁，比杜甫晚了127年。全唐文馆认为此诗是皮日休所作，而应该是皮日休所引杜甫之作。全唐文馆不察，当代学者也一直把它当作皮文引用。
县志中的“稚川石洞，杜皮诗句”，稚川指著述《抱朴子》的晋代隐逸葛洪，字稚川，葛真人洞，在县南二十里飞仙山上，名飞仙洞，即药王后洞，传为晋稚川洪仙迹。
《四库全书》有一首宋代韩驹的诗：“县古槐根露，官清马骨高。里门喧诵读，村落罢追胥。”“出”与“露”一字之差，或韩驹引用杜甫，或后人将韩驹移花接木给杜甫，不得而知。有人甚至认为此诗作者是宋朝陈休，明清人将此文落款由原来的“政和三年休书”改为“中和三年日休书”，就把它变成皮日休作品了。这两句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众说纷纭，因为它是千古绝唱的好诗，破诗是没人抢署名权的。
有《同官县志》记载为证，此著作权应属杜甫无疑。有人说有严粲《诗缉》的旁证，此二句当是杜甫的佚诗，我没能查阅到。也有“官清衙门瘦”的谚语俗语入书，与杜甫的诗意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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