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我有着不解之缘。两岁那年的一次感冒发烧引起了严重的肺炎。那年月缺医少药，最常见的药就是青霉素和链霉素了。为此，母亲常常感叹，若是那时候能够使用先锋霉素或者阿奇霉素，就不会留下与我终生缠绕不休的后遗症了。其实，支气管哮喘与我的生命不离不弃，对我而言已经是万幸了。听母亲讲，当母亲家乡的胶县人民医院放弃治疗，母亲抱着我回到寿光那间残破的房屋的时候，没有想到我还能够活过来。那时，母亲洗干净我的衣服，想让我穿得干净一点上路，五祖父刷好了一个抬粪土用的大筐，准备把我背到野外埋掉。母亲的叙述是：还喘着一口气，舀一勺米汤慢慢地喂进嘴里，还能够咽下去，就这样过了十多天，眼睛睁开了。就这样，我又活了过来。
活了过来，生命的质量却从此打了很大的折扣。每天上百声，甚至是几百声的咳嗽常常使我痛不欲生，有时候一阵剧烈的干咳，总会让我有种浑身皮肉都裂了的感受，眼前金星一片，几近晕厥。这种深度的咳嗽完了，很久的几分钟甚至是十几分钟不能使我回过神来。由于呼吸不畅，有时候会因为细胞缺氧而肌肉酸胀，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大脑痛至欲裂。痛苦之态，难于言表。没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再严重的感冒症状，相对而言，都是毛毛细雨。
诗歌让我在这无边的痛苦之中找到了快乐之源。上初中的时候，在公社驻地的新华书店里，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选》，我让售货员拿给我看，翻了几页，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诗歌，喜欢上了这种将文字分行排列的方式。那本刘湛秋翻译的很薄的册子，是那个书店里唯一的一本诗集，我买下了它。从此诗歌成了我的精神良药。当身体的病痛无情地抽打我的时候，我习惯了翻开诗集，朗读诗歌，那些优美高雅的句子，便悄然无声地流过我的心间，让我在剧烈的咳嗽之后，有了一种恒远悠长的慰藉。后来又写诗，从心里生长出的文字让我沉浸在长久的愉悦之中，我忘却了病痛和不快。我常常想，是诗歌拯救了我，读诗，让我寻找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呼吸；写诗，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吐纳的畅快。读诗，就是我的青霉素和链霉素；写诗，就是我的先锋霉素和阿奇霉素。因为诗歌，我不再为疾病的折磨而抱怨命运的不公。
诗歌对我的拯救，不仅仅来自对病痛的缓解，更重要的是诗歌让我心怀向善，不做恶事。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在一家工厂上班，一位初中同学(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与我共同分享过《普希金抒情诗选》的快乐，那本书就是被我俩翻烂了)找到我，要与我干一笔买卖，用他的话说就是发一笔横财，到某地抢劫一个暴发户。当听明白他的用意之后，我就对他极力地劝阻，他就对我极力地怂恿，经过多轮次的争辩之后，我拿了一本新版的《普希金抒情诗选》给他。我说：诗歌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他很无奈地翻了翻，失望地离开了我的宿舍。后来他还是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伙同他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干了一票，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另一次相同的经历，使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悚然。刚刚从工厂辞职那年，走投无路之际开了一间小商店，由于没有经验，生意惨淡得令人心里发慌。有一个外地人，经常到店里买烟，间或买一些小食品，每次我们都能攀谈一会儿，不几日便相熟了。有一天。他又来买烟并且很神秘地把我的商店门关了，插上插销，正在我惊恐与不解之时，他说在眉村镇一个铸造厂老板家里有五万美元现金，路线和行动方案都已经策划好了，人手不够，想拉我入伙，并说事成之后分我一万美金。我拿了一张我在一家报社兼职的名片给他，告诉他，我是一个文化人，不能干这事。其实我是想告诉他，我是一个写诗的，不能干这种有违天良的事，怕他不知道诗为何物，就说成了我是文化人。当时我还用我的道理对他进行了劝阻，不知道是他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合伙人。还是听取了我的意见。在他说的行动期过了很久，他说的那个乡镇没有劫案发生。
回想起来，诗歌对我的恩泽，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这种心灵的呼吸。弥补了生理上呼吸困难的缺陷，使我的生命有了另外的一种活力。爱了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年，诗歌相顾于我，照应于我，每每读到一些爱不释怀的诗句，每每自己写下一些分行排列的文字，都像是一瓶瓶伴有青霉素或者阿奇霉素的液体，流过我的血管，流过我的心脏，流过我的每一个细泡，一直流遍我的精神领域。诗歌，一次又一次地完成着对我的抚慰与拯救。
就诗歌对我的眷顾而言，我给诗歌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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