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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督抚与近代官报创设 督抚是什么官

时间:2019-01-3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要:《北洋官报》的创建及其成功运作与袁世凯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从筹备创建到编辑发行乃至运营效果,袁世凯都亲自过问,《北洋官报》产生的示范效应与其亲力推动不可分割。因此,在近代官报的改革和发展中,袁世凯发挥了正面的促进作用。然而袁世凯对新闻界保持着较强的敏锐性。一方面自办官报;另一方面又控制破坏新闻媒体,对其在不同时期或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待我们就具体情况进行不同角度的客观评价,
  关键词:袁世凯;官报;北洋官报局;阅报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52-04
  清末新政时期《北洋官报》由于经营成功,得到清廷认可并大力推广,并成为各直省效仿的模板,从而促进了近代官报的发展。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大力推进官报的创建工作,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实属少见。本文拟对其对近代官报创设的推进及其作用作一简要论述。
  一、袁世凯对官报创设的推进
  作为古代形态的新闻纸――《京报》此时依然存在,然而由于其内容和形式的局限,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在此情形下创办近代形态的官报成为必然。可以说近代官报的产生是清末社会变革需求的产物,其萌生与维新变法密切相联。近代官报最早可溯源到1896年官书局出版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然其中最著名者为《北洋官报》。清政府实行新政的诏谕颁发后,各地陆续开展新政活动,为了与各项新政措施相适应,同时也为了开民风,通上下之情,创办官报也成为新政一项重要内容。
  (一)直隶官报局的创设
  庚子之变后,清廷下诏要变法图治,“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国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袁世凯作为护理直隶总督上奏条陈革新主张,提出:“似宜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录谕旨,中间纪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遴派公正明通委员董司其事,由省局分发外邑村镇,俾各处士民均得购览……专以启发民智为主,庶几风气日辟,耳目日新,既可利益民生,并可消弭教案。”从此条陈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对官报的创设有着自己的主张,目的是启发民智,进而收“益民生、弭教案、抵洋报”之效,表现了他对官报体例规划以及对官报功用的认识。其后,袁世凯将创设官报作为其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于1902年,便开始着手进行官报的创设工作,“袁慰帅创设之官报即在保定省城开办”,“已委张?之太守孝谦为官报局总办”。张孝谦是晚清翰林院编修,袁世凯将创设官报之事委任给他,表明袁对官报创办的重视。后来随着袁世凯行署迁到天津,官报局也迁到了天津。在1902年9月26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详定直隶官报局暂行试办章程》,对官报创设的宗旨、体例、编辑、发行等方面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宗旨是“以宣德通情、启发民智为要义,登载事实期于简明易解,力除上下隔阂之弊”,隔日出版,主要栏目包括圣谕广训,谕旨,本省政治、学务、兵事以及时务,简录各国各省新闻,凡是有重大新闻意义的事件都进行登载;同时也规定了报道的禁区如“不准妄参毁誉致乱听闻,不准收受私函致挟恩怨,所有离经害俗委谈隐事无关官报宗旨者一概屏不载录”。在发行方面,初期免费赠阅,直隶省内主要按期寄至府厅州县,分送到各村长和学堂,发行比较广泛,深入基层社会。在《直隶官报序例》中更强调了通过官报的创设“使人人知新政、新学为今日立国必不可缓之务”(垒),表明了官报与新政是相伴而生的。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官报于当年12月初正式创刊出版,此即《北洋官报》。天津作为官报总局,还分设了保定和北京分局,这是地方上创办最早的官报。
  官报局创设之初,袁世凯“特捐两万金以备开局首三月之津贴”,经费来源于政府,也决定了其立场。官报作为直隶地方政府的机关报,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很多近代新闻事业的特征,有一定的进步性。直隶官报局是袁世凯最早支持创办的,其经营模式也脱离了旧的《京报》体系,与近代新闻业经营模式接近,如设立总办一人,综理全局事务,其次设有编纂处主要负责笔政,翻译处负责翻译相关外报的新闻内容;绘画处负责插画的绘制,主要是新闻画;排印处、文案处、收支处等六个部门。在内容方面既有政府政务信息的发布,也有社会新闻的报道,同时还选译外报内容,企图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官报局的成立有效地推动了直隶各类官报的发展。
  其实官报创设的宗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袁世凯办理官报的思想和认识,其目的就是要启发民智,充分发挥官报的宣传功能,扩大新政在民间的影响,试图向人民灌输新政、新学的重要意义,代表官方的一种声音。然而,官报的官样文章和僵化的报道方式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段时间后流为官方的传声筒,并没有达到其创办之初的目的。
  (二)《北洋官报》及其影响
  直隶官报局办的第一份官报就是《北洋官报》,于1902年12月30日在天津出版,两天一版,免费送给直隶各级政府以及村镇学堂,除天津、北京外,全国多地都设有代销处。《北洋官报》除刊登政府的命令政策外,还介绍本省的政治、军事和教育情况,以及农学、工学、商学、兵学之新式理论和教案等外交事件、外省新闻、各国新闻以及选译国外的新理论等,同时还刊登各类公司广告。在形式和内容上,《北洋官报》都有很大的进步,摒弃了旧式官报――《京报》的固有模式,语言也相对浅显易懂,较好地融合了近代新闻元素,显示出了一定的活力。特别是它成功采取了邮递系统,有效地推动了报纸的发行,扩大了影响。
  《北洋官报》作为新式官报,由袁世凯直接出资督办。它在报道内容和方式上也不断进行有益尝试,如在官报中较早开辟了图片报道的先例,这种方式的采用提高了报纸的可读性,扩大了宣传效果。
  尽管创办官报的出发点是为了开风气、广见闻,广泛宣传新政推广的实行情况,但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很难广销于民间。在《北洋官报》创设发行的第二年,鉴于行销局面难以打开,袁世凯批示官报局要严加推广。经过努力,发行数量有一定的提高,主要是扩大了州县等官僚体系的订阅量。其后,由于经办人员善于经营加之官方的大力扶持,《北洋官报》的影响日益扩大,其发行范围也超出了天津直隶地区,通过邮递系统发行至山东、四川、湖南等地,对各地官报的兴起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1903年外务部向朝廷奏请南洋及各省仿照《北洋官报》创建并推广各自的官报,“内地各直省渐次开办,风行一时,其效大著”,吉林省因日俄战争的关系,新政各项措施的实施相较于他省为晚,因此专门派出代表考查《北洋官报》创办经验,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北洋官报》有力地宣传了袁世凯的新政措施,得到了清廷的嘉奖,各地亦派代表到天津考查新政施行情况,将北洋新政作为学习的标本,如1907年湖南派员考查直隶新政,为本省推行新政广泛取 经直隶。《北洋官报》不断发展壮大,还增编白话报,即使袁世凯被罢黜,也没有影响它的发展,袁世凯在野期间与北洋官报局也保持着经常联络,说明他对官报的实际影响和重视。
  (三)对其他报刊创设的态度
  除直接支持《北洋官报》的创设外,袁世凯还积极支持各类专业性报刊的创办。如《武备杂志》《北洋学报》、《北洋法政学报》等。1904年初,商部为吴桐林所办《商务报》因销路不广等情况,通饬各省将军、督抚“按照所属大小各衙门分寄一册”,受此启发,天津又是北方重要商埠,1905年,“直督袁慰帅以外洋商报研究五洲之物产,调剂万国之盈虚最足以联络商情、开通商智,现值振兴商业之际,亟宜设法仿行俾交通于商部商会之间,推行尽利,特筹官款二万金派委熟悉商务、精通报例之某观察克期兴办,又按月贴费千金以示提倡”。这一方面反映了袁世凯对商报作用的认识,另一方面说明他对创办商业报刊的支持态度。
  官报在语言的使用上主要以文言为主,这对当时社会上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民众来说,不啻为一种语言障碍,晦涩难懂,不利于官报的发行推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指出语言的问题,“白话报纸类以十数而鲜闻出于官办”,建议推广白话报刊。对此,袁世凯似乎也有所察觉,在他的支持下,北洋官报局于1905年开始增编白话报,并随主报分发各州县,不另收费,同时白话报有利于宣讲和推广。此外,还有更早创办的《直隶白话报》,以天津地方方言进行文字编排,民众更易于理解。
  (四)支持“阅报社”
  新政浪潮的推动下,白话报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白话报对不识字者或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来说,其作用主要是通过讲报等口述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设立阅报处成为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根据当时报章记载,很多州县都设立了阅报处或宣讲所,这些新政措施的实施无不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和鼓励。其中一事是井陉县丁大令拟试办自治机关白话报,将此事禀报袁世凯,得到了袁世凯的批准,还“通饬各属一律仿办,并饬将自治机关白话报名目改为某县自治研究白话报,以符名实云”。另一事表现为张之洞和袁世凯一致认为军机拟议的各项新官制之所以窒碍难行,原因在于“民智不开”,所以下令各州县设立宣讲所,并特别电咨直隶首先开办。这些事情无不表现了作为行政首脑的袁世凯在推行新政方面借助于报刊宣传的事实,反过来也推动了属内报刊事业的发展。
  除阅报社、宣讲所外,在袁世凯支持创办的中小学堂、大学堂以及军事等专门学堂章程中,都安排有“藏书室”以及设专室收藏各种报刊,推动学堂阅报之风的盛行。这些方法和措施在直隶地区得以较为普遍的推广,进而扩大了官报影响的覆盖面。
  二、官报影响及对袁世凯的评价
  (一)官报作用考察
  在近代新闻史的研究中,通常认为官报是清政府为抢占新闻舆论阵地而发起的,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误读,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正是由于清廷推行新政,才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官报。官报的兴起在客观上有利于开通风气、开化民智,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新政相较于早期的洋务运动有了更深层的意义,不仅仅是器物的研究,而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商业、教育、文化、军事、财政等,更主要的是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实现君主立宪。新政的推行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端绪。首先是统治阶层观念的转变,如时任宪政编查馆大臣的奕勖认为“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欲造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皆总能明悉国政始。东西各国开化较迟而进化独速,其宪法成立乃至上下一体,气脉相通,莫不藉官报以为行政之机关,是以风动令行,纤悉毕达。或谓英国民人政治智识最富,故其宪法程度最高,盖收效于官报者非浅鲜也”。不独奕勖这样认为,统治阶层的其他人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新政的推行须将各项举措公诸于众,使朝野上下都能明达国政,保持政令畅通。基于此认识,官报的创办提上了议事日程。
  以袁世凯统辖的直隶地区为考察对象,官报在清末新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直隶地方宪政运动的发展。《北洋官报》创办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官民信息传达的一个重要平台。除了及时发布各项新政措施外,还有时政纪要、各省新闻、各国新闻、科学知识介绍等内容,突破了原有官报――《京报》的僵化形态,吸收了近代报刊的新元素,其受众范围得到了扩大,实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对一些热点问题表现了极大关注,如20世纪初的收回治外法权运动,《北洋官报》和《北洋学报》都积极参与进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抨击清政府的治外法权制度,建议加强本国的法律建设和研究,适时收回不平等权利。随着新政的逐步推行,地方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直隶各类官报对此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纷纷发表观点,《北洋官报》曾著文《论地方自治为预备立宪之根本》一篇,详细论述了地方自治与预备立宪的关系。《北洋法政学报》也发表文章表达观点,“何以国家之立宪而有赖于自治乎?则莫不日使人民知公德也,尽义务也,养成下议院之资格也”,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强调养成公民的自治意识,从而实现宪政目的。
  在译介他报文章方面,官报也有不错表现。对他国官报发展情况的介绍,如《译日本官报制度沿革略》,对日本官报的发起、运行方式及其作用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此外,对世界各国的地理、风俗、民情政事,也有广泛介绍。通过译介活动,使官报也成为人们了解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
  纵观直隶官报的创设,作为官方的一种主动行为,主观上是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需要,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发挥了舆论导向的作用,传播了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同时宣告了古代形态报刊的终结,提高了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刺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官报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清政府言论政策的一种突破,特别是地方官报主张地方自治,逐渐与民间报刊相互融合,这种迹象也表明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松弛,出现了权力下移的趋势。然而由于官报的政府背景,同时受制于报律的约束,主要由上而下发布政令,至于由下而上的言论道路则受到窒碍,不能有效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实际影响力非常有限。
  (二)官报视域下袁世凯的评价
  直隶官报的发展与袁世凯的亲力推动密切相关。袁世凯虽没有发表过直接论述报刊功能的文章,然而处于新旧维新之际、中西文化激荡之时,早期又支持过维新派创办报刊活动,因此报刊的宣传教化、启迪民智、输入新知、舆论导向等功能,可以说他早已耳濡目染多时了,他很注重利用报刊的这些功能。《北洋官报》从编辑到发行,袁世凯都亲自过问,要求“广为搜录立宪之事”,表面上虽然将官报创办的具体工作委任给张孝谦,但他并不做甩手掌柜,而是不时询问报务情况,对官报的体例也详加过问,如北洋官报局曾呈报增设“论说”一栏,袁世凯批复道:“据禀拟将官报改良增添论说,并增改办法四条,尚属妥协。仰即随时督饬编纂各员,实力经理,以期开通民智,宣扬治化,是为至要。”增设论说一项使官报在版面上更“亲民”,从而更好地为新政改革服务。
  从袁世凯积极创办官报活动来看,他的思想较为活跃,善于接受新事物。然而袁世凯对新闻界保持着较强的敏锐性。一方面自办官报,宣传推广新政措施,为政治统治服务;另一方面控制破坏新闻媒体,例如清末新政时期发生了一场抵制美货的运动。因美国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使在美华工遭到了不平等对待,1904美国又提出要续订《北京条约》,继续在中国招募华工到美国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遭到了国人的反对,因此在1905―1906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当时的天津也是抵制美货运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大公报》刊载了抵制美货的报道,袁竞下令禁止发行。让民众无法购阅,阻断了《大公报》在租借以外的传播途径。此前的1904年对天津《直报》登载其所属部队溃散叛变消息,便以“播散谣言,惑乱听闻,殊与地方平安大局有碍”名义,要求巡警、地方府县严查禁运,这两件事都反映了袁世凯摧残破坏新闻事业的一面。袁世凯与近代新闻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在不同时期或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待我们就具体情况进行不同角度的客观评价,其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王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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