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20世纪的词学大师，唐圭璋在熟稔词学史的基础上，对晚清民国词学的贡献和特质有着很高的评价。他以端木垛、陈廷焯为晚清民国词学思想的源头，揭示其相关理论对此后词学发展的指引意义。唐圭璋对朱祖谋上承端木垛、王鹏运，中与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等人的交往，下启吴梅、龙榆生、夏承焘、陈匪石等人的词学方向，评价甚高，认为由朱祖谋的师承渊源。可以大体整理出晚清民国以“金陵”为核心的词学谱系。唐圭璋通过对晚清民国词学的研究，体现出其平衡两宋、兼顾重拙大、境界与情韵的词学观念，带有晚清民国词学总结的意味，其学术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关键词：唐圭璋；晚清民国词学；源流；谱系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1-0128-10 收稿日期：2011-09－12
作者简介：彭玉平，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510275
一、唐圭璋的学术史视野与晚清民国词学
作为20世纪词学界的代表人物，唐圭璋先生以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宏通的理论眼光，在唐宋词的文献搜集及相关论说中贡献卓著。其编纂的《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词学文献以及词学论集《词学论丛》等，在词学史上的地位都辉映千秋，令人景仰。
但在唐宋词研究领域之外，作为20世纪词学发展的亲历者，唐圭璋对晚清民国词学的关注和开拓，同样是敏锐而富有建设性的。除了《词话丛编》汇集、编集有30余种晚清民国词话之外，更有若干专文分析这一时期的重要词人和词论家。这些人物有的是他有过交往甚至有师生之谊者，如吴梅、仇?、乔大壮、汪东、陈匪石等；有的则是虽未亲接音容，但因其在词学史上的地位或某种地缘因素，而予以特别关注者，如端木?、陈廷焯、朱祖谋、王国维等。这些词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在现今的学科体系中，大都已确立了一定的学术地位，但唐圭璋对此的开掘与发轫之功却是不能忽略的。
唐圭璋对词学研究的历史洞悉至明。其《历代词学研究述略》分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工作、词学评论十个方面，而在每一个方面都关注到晚清民国的研究成果。譬如“词乐”部分，虽是从隋唐起述，但民国部分则是其叙述的重点。关于《词源》音律及姜夔词的旁谱，曾是20世纪前半叶的热点问题，唐圭璋列举了任二北、唐兰、夏承焘、丘琼荪、杨萌浏、阴法鲁等人的相关贡献，其对现代词学学术史的熟悉可见一斑。“词人传记”部分更在学术史的基础上，根据晚清民国的研究实际而归纳出四种体例：以刘承斡《历代词人考略》为代表的“小传”；以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所附录《周邦彦年表》为代表的“年表”；以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为代表的“年谱”；以刘毓盘、王易为代表的“词史”。至“词集笺注”、“词学辑佚工作”两个部分，几乎是将“历代”的内涵限定在了晚清民国，所涉内容均以这一时期词学家的研究成果为主，可见晚清民国词学在“历代”词学中的重要地位。
或许是因为曾编纂《词话丛编》，接触到大量晚清民国时期的词话，唐圭璋对晚清民国重要的词学理论，有着自己清晰的裁断。他在《唐宋词简释?后记》中说：“清人周济、刘熙载、陈廷焯、谭献、冯煦、况周颐、王国维、陈洵等论唐宋人词，语多精当。”其《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一文第十部分“词学评论”，可见其基本立场，其中对晚清民国时期若干重要词论家的论断就颇为中肯。晚清民国词学受周济影响颇深，唐圭璋对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评价甚高，但对其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学词路径并不认同，认为其师法过于狭窄，不足以概括两宋大家。这个判断实际上不仅针对周济本人，而且是针对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的词风。因为以王鹏运、朱祖谋为代表的词坛其实正是受到周济的影响，只是周济尚悬周邦彦为旨归，而晚清民国时期则学至梦窗就流连忘返，放慢甚至停下了继续前行的脚步。谭献是晚清能融合浙西、常州词派词学观的重要人物，唐圭璋对其批评浙派为姜夔、张炎所束缚、批评常州派专重比兴深致赞同。况周颐更是唐圭璋十分认同的词学家，他一方面赞誉其论词持“拙重大”为标准为得词体之正；另一方面也认为其在词法上的诸多论述多独得之妙悟，并援引朱祖谋称誉其《蕙风词话》为“八百年来无此作”以作旁证。
唐圭璋的诸多词人研究，其所取资的理论也以晚清民国的词论为主，如其《李后主评传》在论定李煜词的地位时，即分别援引周稚圭、周济、谭献、陈廷焯、冯煦、王鹏运、王国维诸家之说为证据。此亦可见诸家词论对唐圭璋观念的直接影响。唐圭璋关注晚清民国词学的发展，根源也部分在这里。他自道其《唐宋词简释》一书就是据王鹏运、况周颐“重拙大”之旨而编选解释的。理论的追踪当然是以理论的认同为前提的。
二、端木?、陈廷焯与晚清民国的词学源流
在唐圭璋梳理的晚清民国词学源流之中，端木?与陈廷焯因其词学思想形成较早，而带有“源”的意义。当然，这种“源”地位的确立，不仅与端木?、陈廷焯的行辈较早有关，而且与他们大致相同的词学观并影响到后来词学的发展方向有关。
端木?(1816-1892?)的被“发现”，要归功于唐圭璋的敏锐。早在1948年1月的《中央日报》上，唐圭璋即撰《端木子畴与近代词坛》一文，揭示出端木?在近代词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唐圭璋鉴于近世海内词家都推王鹏运、文廷式、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五家，而在这五家中，王鹏运辈分最大，地位亦最尊，若朱祖谋、况周颐更以师事王鹏运。但谁真正影响到王鹏运的词学观念呢?唐圭璋认为正是端木?。他说：“吾乡端木子畴先生，年辈又长于王氏，而其所以教王氏者。亦是止庵一派。止庵教人学词，自碧山人手。先生之词日《碧瀣词》，即笃嗜碧山者。王氏之词，亦导源于碧山。先生手书《宋词赏心录》以贻王氏。先生有作，王氏见即怀之。可见王氏倾倒先生之深。”这一节记述不仅将端木?与王鹏运以王沂孙为中心的词学渊源勾勒出来，而且对周济词学在晚清的传承脉络也清晰地展示了出来。其实，端木?不仅直接影响到王鹏运，也曾经影响到况周颐的创作旨趣和词学观念。况周颐《蕙风词话》曾追忆自己20岁时填词有“东风吹尽柳绵矣”之句，端木?直言其押虚字之非，而且“申诫至再”。况周颐后来在《薇省同声集》中，也曾引用端木?要求严守音律之语。则端木?对况周颐的词律观念，显然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
端木?具体的词学观念并不多见，其对王沂孙《齐天乐?咏蝉》的一节评点因曾被王鹏运《碧山词跋》援引，遂得较早流传。端木?认为其词“详味词意，殆亦黍离之悲也”，并逐句诠释其内涵。但仅由此例，来判定端木?对“寄托”的重视，可能是不完整的。唐圭璋在撰述《端木子畴与近代词坛》时，尚未见到端木蜾批注的张惠言《词选》一书，而被王鹏运转述的端木?对王沂孙《齐天乐?咏蝉》的批点正来自于该书。此批注 本《词选》与《宋词赏心录》乃王鹏运藏品，盖均为端木?所赠。据唐圭璋追忆，在1933年之时，任教开封河南大学的卢冀野就持有了这两个本子。《宋词赏心录》后来交付上海开明书店易名《宋词十九首》影印问世，唐圭璋曾有跋。端木?批注本《词选》则一直没有出版，但卢冀野过录了一个副本给唐圭璋。唐圭璋后以《端木子畴批注张惠言(词选)跋》先刊行于淮阴师专《活页文史论丛》第81期，后收入其《词学论丛》中。在刊于《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的《读词续记》中，唐圭璋又专列“端木?批评张惠言兄弟”一条，先援引张氏对无名氏《绿意》(碧园自洁)的批注云：“此伤君子负枉而死，盖似李纲、赵鼎之流。‘回首当年汉舞’云者，言其自结主知，不肯远引。结语喜其已死而心得白也。”端木?则认为张氏批注荒谬，“甚不足取”，堪称“妄笺”，认为“此词无论是否玉田作，但就咏荷叶绎之，自是千秋绝调，不必胡牵妄摭，致绝妙好词尽成梦呓”。这意味着，端木?虽然重视词中寄托，但也反对胡牵妄摭，而是主张有根底的寻绎寄托。若此无名氏的《绿意》，端木?认为其实就是以本题荷花为旨，同样不失其艺术魅力。结合端木?批注本《词选》，端木?批注王沂孙《齐天乐》(一襟馀恨宫魂断)有“黍离之悲”、批注张炎《高阳台》(接叶巢莺)“兴寄显然，疑亦黍离之感”，即着重寻绎其寄托所在。但端木?并非以“寄托”衡诂所有词，除了上引对无名氏《绿意》(碧园自洁)一词主张“但就咏荷叶绎之”，他如评范仲淹《御街行》(纷纷坠叶飘香砌)：“论者但以本意求之，性情深至者，文词自悱侧，亦不必别生枝节，强立议论，谓其寓言某事也。”又如评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为“情韵有美成、耆卿不能道”，也只是泛说神韵而已。唐圭璋后来批评王国维提倡境界而忽略情韵，是否与端木?的思想有关，也是不妨考索的。
唐圭璋数度提出端木?对近代词学的影响，不仅有专文《端木子畴与近代词坛》略述其词学，而且为其《宋词赏心录》作序，又在《读词续记》中专列条目，又将其对张惠言《词选》的批注刊布于世。可以说，唐圭璋不仅在于发掘了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更在于梳理了晚清词学的一个重要源头。其学术意义应予充分估量。
相比较端木?此前的“寂寂无名”，陈廷焯(1853-1892)在词学史上的地位要明晰得多。但陈廷焯的词学著述，此前仅有八卷本《白雨斋词话》一种流传，而且非陈廷焯原本，乃是在陈廷焯去世之后，由其父亲陈铁峰删订而成的“修订本”，至其早年的词话《词坛丛话》、十卷本《白雨斋词话》及两种选本《云韶集》、《词则》等，则长期不为人知。唐圭璋则担当了传播和推广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工作。其《云韶集》经唐圭璋推荐，入藏南京图书馆，而原冠于《云韶集》之前的《词坛丛话》，则因为被唐圭璋录出收入《词话丛编》而始得问世。陈廷焯的《词则》选本与十卷本《白雨斋词话》两种手稿，也都是由唐圭璋先生撰写后记并推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得以影印出版的。即此可以考见唐圭璋在陈廷焯词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然，唐圭璋与陈廷焯词学的这份因缘，也应该与唐圭璋与陈廷焯后人居处相近有一定关系。唐圭璋身前居住的南京北东瓜巷与陈廷焯子媳张萃英女史住地相距不过百米，因得相识，并偶有往来。唐圭璋在《词则?后记》中说：“今陈氏后人将此两种珍藏多年之先人手泽贡献于世，至为可敬。”唐圭璋获睹《云韶集》、《词则》、《白雨斋词话》诸手稿，很可能也是由张萃英提供的。
对于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唐圭璋虽然肯定其为力挽“清空”之弊端而遥接张惠言寄托之说，但对其过于推崇晚唐温庭筠和南宋王沂孙，却认为非持平之论。唐圭璋没有写陈廷焯的专题研究论文，但除了在多篇论文中引述陈廷焯的观点之外，他的《白雨斋词话?后记》与《词则?后记》不仅对陈廷焯“以温厚为体，以沉郁为用”的词学思想做了精要的概括，而且对其所编定词选和词话的版本情况也做了细致的交待。其《词则?后记》就简要提及其早年编选《云韶集》的情况，而《白雨斋词话-后记》则首次将十卷本与八卷本两种版本的由来作了说明。唐圭璋叹惜陈廷焯天不永年，“未获与朱、况切磋，创制更多鸿著，以惠后学”。这种遗憾之中其实也包含着唐圭璋对陈廷焯词学的赞许之意。
陈廷焯的词学推本《风》《骚》而归于温柔敦厚之旨，讲究以顿挫之笔达成沉郁之思，实际上是传承和发扬了常州词派的理论。陈廷焯在身前虽然没有参与到当时的词学主流之中，但其“沉郁顿挫”词说确实与萌生于同一时期而光大于20世纪的“重拙大”词说陈仓暗度，这为陈廷焯词学的被接受奠定了基础。其中，吴梅、唐圭璋推许最力，吴梅将陈廷焯的词学观念渗透到其《词学通论》之中，从而影响到众多的读者。如其评李?《山花子》(菡萏香销翠叶残)佳处“在于沉郁”，评韦庄词而引陈廷焯“似直而纡，似达而郁”为确评，论宋词以张先为“古今一大转移”等，或借用其“沉郁”词说，或直接援引其评语，或大量化用其评语，凡此都可见出《白雨斋词话》在《词学通论》中的深远影响。而唐圭璋则将其著述文本不断推介到读者面前。两人堪称是陈廷焯功臣。
三、朱祖谋与晚清民国的词学谱系
朱祖谋也是唐圭璋十分敬重的词学前辈。在唐圭璋看来，朱祖谋的词学成就应该在晚清四大家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文廷式之上。因为“朱氏词作更能吸收两宋各家之长，超出前述四家之上”。唐圭璋十分认同卢冀野评朱祖谋词有“老去苏吴合一手”之句，他说：“……(朱祖谋)四十以后结交王鹏运，始专心致志作词，取径梦窗，上窥清真，旁及秦、贺、苏、辛、柳、晏诸家，打破浙派、常州派一偏之见，取精用弘，卓然自成一家。”。可见唐圭璋对朱祖谋词的评价之高，不仅认为其超出晚清四大家之上，而且认为其词具有结穴的意义。对于朱祖谋校刻的《疆村丛书》，唐圭璋也认为其编校质量“突过前贤”，远在王鹏运、江标、吴昌绶、陶湘等人之上。但就元词而言，却遗留问题不少，或底本未善，或刻工误刻，错误实多，唐圭璋遂专作《疆村丛书中所刻元词补正》，订正元人词集25种，以匡其不逮。唐圭璋初闻朱祖谋去世，曾作《清平乐?悼疆村老人》云：“危阑望断。烟柳斜阳岸。心事平生恩与怨。分付天边孤雁。白头憔悴灵均。谁怜枉作词人。从此吴山越水，料应都带愁痕。”痛失词宗之意情见乎辞。唐圭璋《词话丛编》收录龙沐勋辑的《疆村老人评词》，虽是寥寥三则，但亦可见唐圭璋之重视。
唐圭璋的《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一文全面考量朱祖谋在晚清民国词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但该文最重要的贡献并非是对朱祖谋本人词学的论析，而是以朱祖谋为核心，上溯渊源，下探流变，旁及同时之词学交流，以此构建了晚清民国的词学谱系。
先看溯源的谱系。唐圭璋在文章中说：“朱氏从王鹏运学词，王氏则从吾乡端木蜾(字子畴)前辈学词。……吾乡夏仁虎前辈云：‘疆村晚年， 尝语余云：仆亦金陵词弟子也。’可见朱氏学词之师为端木氏，王氏则在师友之间。”则端木?一王鹏运一朱祖谋的词学传承得以清晰勾勒出来，而“金陵词弟子”云云，则隐然具有金陵词派或金陵词人群的意味。王鹏运从端木?学词当为其官内阁中书之时，今存端木?批点张惠言《词选》及手订《宋词十九首》皆在这一时期完成。端木?并将《宋词十九首》持赠王鹏运，而后来王鹏运在《碧山词序》中也曾转录端木?批语，则王鹏运对端木?词学的认同，确实是不容怀疑的。而所谓王鹏运与朱祖谋“在师友之间”，乃是因为“二人同校词，同刻词，志同道合，一往情深”，其关系之密切，也非常人可喻。
次看朱祖谋同时期的词学交往。唐圭璋说：“朱氏又与况周颐、文廷式、郑文焯为治词好友，彼此互相切磋，蔚为风气，成就俱卓绝一时，为海内所称道。”唐圭璋将龙榆生在《清季四大词人》中的“王鹏运”易为“朱祖谋”，应是王鹏运的年辈稍长，而且曾是朱祖谋的词学导师之故。不过，就像王鹏运与朱祖谋之间兼有师友关系一样。况周颐也曾在内阁中书任上与端木?、王鹏运以词相唱和，并将当日唱和作品刻有《薇省同声集》，似乎也有亦师亦友的色彩，只是况周颐与其虽为同僚、年辈较后而已。端木?对况周颐督责甚严，如虚字问题、声律问题等，俱有提点，备载于况氏《蕙风词话》中。则端木?与况周颐之间，就词学传承而言是否需要隔着王鹏运，也是一个疑问。
朱祖谋与况周颐的关系颇为密切，不仅在况周颐官内阁中书时，两人多有切磋，一时并称“朱况”，而且朱、况二人曾合刻有《鹜音集》。文廷式与王鹏运交往较多，朱祖谋《望江南》评文廷式词“拔戟异军成特起”，在晚清别树一帜。郑文焯晚年退居苏州，与朱祖谋也是“朝夕过从，谈词不倦，即偶然小别，亦书札往还论词无虚日”。明乎朱祖谋与同时词人之交往情况，就知道唐圭璋所说“彼此互相切磋，蔚为风气”，非虚语也。
再看朱祖谋之后流变的词学谱系。在晚清五大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文廷式与况周颐中，王鹏运与文廷式都卒于1904年，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卒于1926年，朱祖谋卒于1931年。王鹏运与文廷式因为去世较早，对清末民初词学的影响相对较小，郑文焯与况周颐虽并有时誉，但论词坛影响与组织能力，朱祖谋则更为突出，加上朱祖谋去世最晚，所以其对民国年间词学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唐圭璋曾一一探及在朱祖谋影响之下的词学发展情况。
由于朱祖谋曾任广东学政，文廷式也少长岭南。广东词风遂不能不受其影响。如叶恭绰虽从家学而言，三世治词，但受朱祖谋与文廷式的影响便颇为明显。叶恭绰主事完成的《全清词钞》最初即是以朱祖谋为总编纂的，只是因为朱祖谋去世而由叶恭绰接续此事。而陈洵更是得朱祖谋扬誉而闻名词坛。
龙榆生“问业朱氏，孜孜不倦”，是受教晚年朱祖谋最多的词人。唐圭璋说：“朱氏喜其学有根基，因将所学于师友之词学以及一己学词之心得体会，悉以示之；对于历代词家之特色，亦指陈详明。”朱祖谋临殁，更将平日所用之砚授之龙榆生，传承衣钵之意甚为殷切。龙榆生在三十年代初与叶恭绰合办《词学季刊》，其中也包含着弘扬朱祖谋词教的用心。师从龙榆生学词者又有周泳先、朱居易等。
夏承焘也承教朱祖谋甚多，尤其在笺释梦窗词上，受朱祖谋指点更为直接。此外，夏承焘《论词绝句》能自成规模，也与朱祖谋的鼓励有一定关系。夏承焘问业的林?祥也曾受教于朱祖谋。杨铁夫曾从朱祖谋学梦窗词并致力阐释梦窗词，关于梦窗词的诸多笔法，多由朱祖谋一一指明。
刘永济也曾自道曾从朱祖谋、况周颐学词，赵尊岳则是况周颐高足，唐圭璋虽然未曾亲接朱祖谋教诲，但以私淑弟子自许。其为朱祖谋编选《宋词三百首》详为笺注，“注解”之外，博征诸家评笺，弘扬疆村“浑成”之旨，甚为明显。
在唐圭璋的勾勒之下，晚清民国的词学谱系已经宛成格局。夏敬观在端木?批注本张惠言《词选》后曾有识语云：“清咸、同间，金陵词人在京朝者，先王父《篆枚堂词》、何青士丈《心庵词》先出，而子畴《碧瀣词》继之，半塘、疆村并问业于丈。疆村晚年尝语余日：‘仆亦金陵词弟子也。”’看来，这一谱系不仅有词人的“夫子自道”，而且源流固自分明的。
然而，如果把唐圭璋论及的词人按照谱系，略作整理的话，也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年龄的差异不一定构成明确的“代”的差异，何况这一时期的词人年龄的差级并不一定很大，而且学词有先后，更削弱了这种年龄上的差级。加上这一时期词人与词人之间的传承并非单一，而是以错综的情形居多。如此要清理谱系，就必然存在着取舍的角度问题。
若以“金陵”的地域来考虑，将著籍金陵及其曾在金陵工作或者追随金陵词学的词人，按照谱系整理，从咸丰、同治年间算起，则以夏壤、何青士居前，端木?继之，然后由王鹏运而传之朱祖谋，朱祖谋既自称“金陵词弟子”，则“金陵词派”的说法虽然在地域而言有欠周密，但从学理上说，却是可以成立的。朱祖谋之后，就是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或学习的吴梅(词得力于疆村遗民)、乔大壮(素遵古老之教)、陈匪石(请益于朱疆村先生)以及辈分稍晚的唐圭璋、卢前、任中敏、夏承焘等了。当然具体到唐圭璋，师事的老师还包括仇?、汪东、蔡桢等人。为求直观，兹大致根据唐圭璋的表述，略述谱系于下：
夏?、何青士――端木?――王鹏运――朱祖谋●端木?、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朱祖谋――吴梅、林鸥祥、乔大壮、陈匪石、陈洵、叶恭绰、夏承焘、杨铁夫、刘永济、龙榆生●况周颐――赵尊岳、刘永济●吴梅一唐圭璋、卢冀野、任中敏、赵万里●仇?、汪东、蔡桢――唐圭璋●龙榆生――周泳先、朱居易●林?祥――夏承焘●文廷式――叶恭绰●王国维――赵万里
毋庸讳言，若全面考量晚清民国的词学谱系，上面列述的显然不够全面。但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主流词学也大体包蕴其中了。唐圭璋由一己之经历见闻，上下梳理，左右横推，并以朱祖谋为基点，勾勒出晚清民国的词学谱系，其在现代词学史上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
四、王国维与晚清民国词学的潜流
王国维在20世纪词学学术史上具有突出的影响，但因着王国维国学大师的身份，对其《人间词话》的解读、研究也以“同情之了解”的居多，若以批评为主的评论在其学术史早期，不仅不多见，而且也不大为人所关注。最早以批评为主流的文章应该是朱光潜的《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朱光潜在文章中虽然也将《人间词话》视为“近二三十年”中文学批评的“最精到”之作，但对其“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重要概念，大体是持否定的态度。不过，朱光潜否定的，有的属于概念阐述的不够妥当，如隔与不隔；有的属于概念名称略有纠葛甚至矛盾者，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唐圭璋的《评人间词话》虽然也肯定王国维“议论精到”，但也主要是批评其中“未尽当者”。可以说， 朱光潜、唐圭璋的文章开启了对《人间词话》的另外一种批评理路，这种批评理路对于追求学理的平允，显然是大有裨益的。不过，在这两种否定的声音中，立足点却各有不同：朱光潜主要是从美学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予以评析，而唐圭璋则是从词学本体甚至词学的不同谱系来予以解析。譬如关于境界说，唐圭璋对王国维的说法便持相当保留的态度。约而言之，唐圭璋认为境界须结合情韵，由体会而得。五代北宋词之佳处并不专在境界，一二名句亦不足概括全词之境界，对其论境界而侧重景物描写更提出了疑义。唐圭璋的这些见解容有再商榷的余地――似对王国维的境界说理解略有偏颇。但就观念本身来说，自蕴其理，如其重全篇、重韵味等，亦是词体所当然。唐圭璋主张境界与情韵并重，因此对于苏轼赞赏秦观“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十分认同，而对于王国维讥苏轼之赏为“皮相”甚为反感。但王国维境界说其实正包含着情韵，不遑说王国维叹惜周邦彦词乏“深远之致”，也不遑说王国维对晏几道、秦观凄婉、凄厉词的耽心独赏。这些散布在词话中的文字其实都透露出王国维对情韵的重视，只是词话体格，难免观点分散，而且王国维也是一种在边撰述中边调整自己的理论，这也为全面把握其理论造成了障碍。
唐圭璋在《评(人间词话)》中用力最多的，我认为是对隔与不隔说的相关评论。唐圭璋认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之说是针对描写景物而言的，以赋体白描为不隔，而以比兴为隔，而词之“凝练”实是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唐圭璋以姜夔为例，认为“王氏之论列白石，实无一语道着”，原因是王国维将细切生动、深刻精炼之描写都归入“隔”的行列。“隔与不隔”之说是王国维的核心理论之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手稿本、《国粹学报》初刊本、《盛京时报》重编本中都保留了这一理论，而且有不少重要的调整。唐圭璋可能是据《国粹学报》本《人间词话》为底本的通行本进行分析的，所以对王国维理论的自行调整或未曾留意。
毋庸讳言，王国维的理论自然是有偏颇；也毋庸讳言，唐圭璋对王国维境界说、隔与不隔说的裁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譬如隔与不隔在王国维的语境中并非简单以比兴与赋来区分，更非专指写景而言。但唐圭璋通过其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批评，表现出尊重词史发展、兼采两宋、兼顾小令与长调的宏通的学术视野。相比王国维的一味肯定五代北宋之小令、贬斥南宋之长调的做法，显然要更具理论魄力了。
唐圭璋对于王国维的评论综其一生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如其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金启华合撰的《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他的评论仍是：“宣统间，王国维撰《人间词话》，提出境界之说，强调景语，颇多卓见。但论词偏重唐五代北宋，对南宋作家颇多微辞，则亦不免偏颇。如评姜夔词为‘雾里看花’，以吴文英为‘映梦窗，凌乱碧’，以张炎为‘玉老田荒’，这些议论都不甚公允。”唐圭璋拈出的这些问题，王国维确实大都是存在的。
关于其研究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原因，唐圭璋在作于1986年的《词学论丛?后记》中说：“在教学中，同学曾询及《人间词话》之优缺点，余谓此书精义固多，但亦有片面性，如强调五代、北宋，忽视南宋；强调小令，忽视慢词；强调自然景色，忽视真情吐露，皆其偏见。至以东坡语为‘皮相’，以清真为‘倡伎’，以方回为‘最次’，以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为‘雾里看花’，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为‘乡愿’，以周介存语为‘颠倒黑白’，亦皆非公允之论。余因写《评人间词话》，以供学者商讨。”唐先生的这一追忆，对于我们理解何以在评述《人间词话》时多立足其不足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但唐先生的这一节追忆，并不能解释他在评述《人间词话》中表现出来的所有的学理问题。何以温润的唐圭璋在评及他人之词或词学时，往往将笔墨集中在其成就与特色方面，而对王国维下语如此峻急呢?按照唐圭璋自述撰述此文的缘起，同学所询，本就包括“优缺点”两个方面，而唐圭璋开篇仅以“议论精到”四字虚晃而过，便集中“火力”对其“未尽当者”痛下针砭。窃以为可能有两种原因：
其一是王国维去世后，由于其国学大师的身份而带来了对其早期撰述的《人间词话》的研究热情。除了单篇论文如任访秋的《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等文为之揄扬(当然也有批评)之外，更有靳德峻的《人间词话笺证》、许文雨的《人间词话讲疏》等问世，争读《人间词话》一时成风，《人间词话》也顿有显学之势。而在这股风气之中，很可能将王国维不算严密、不够周全的理论也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唐圭璋因作专评，将其理论之不足，详为分析，目的是为求得词学之中正。
其二可能与唐圭璋的词学师从与词学观念有关。唐圭璋显然是将自己作为金陵词学的一个传承者看待的。而经唐圭璋梳理的金陵词学源流是由端木?奠基，经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吴梅等人而发扬光大的。这一源流之所以冠上“金陵”的地名，主要是最早的理论奠基者端木?乃是金陵人，而此后在民国年间驰誉词坛的吴梅、陈匪石、唐圭璋等都曾在金陵任教，诸人从师承上而言，并非直承端木蜾，而是经过了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的过渡，但在词学思想上渊源有自，所以宛然自成一派。有学者以“金陵一临桂词派”相称，似可不必。因为其中王鹏运、况周颐虽然均为广西临桂人，但他们与端木蜾、朱祖谋等人最初交往却是京城，何况作为这一群体主将的朱祖谋是浙江湖州人，若周密考虑词人籍贯，反而难以定名。
那么这一传承端木?的词人群体，究竟具有怎样的词学思想呢?不妨先看蔡桢《柯亭词论》中的一节论述。蔡桢在第21条有“清词三期”之说，以崇尚姜夔、张炎的浙西派与崇尚苏轼、辛弃疾的阳羡派为第一期，以重意轻律的常州派为第二期，又论第三期云：
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
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
况蕙风、朱疆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
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
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
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
宗，惟有此派。馀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
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
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这个概括除了在师法对象上比较模糊，对王、朱、郑、况四大词人兼重立意与守律的特点总结是颇为准确的。实际上，从张惠言的“意内言外”说到周济的“寄托出入”说再到陈廷焯的“沉郁顿挫”说，然后再到端木?、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等不断强化而明确的“重拙大”说，四说之间，概念虽有不同，内涵也容有差异，但在对“意”的重视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作为端木?一脉的词学传人，唐圭璋在词体观念上显然也浸染了“重拙大”之说的影响，其《唐宋词简释》自称以“重拙大”为编选宗旨，其实正是继承了端木?《宋词赏心录》、朱祖谋《宋词三百首》的理论馀绪的。何以 言此?唐圭璋跋《宋词赏心录》云：“此册所录共十七家词仅十九首，然已兼包周氏四家、戈氏七家之所选，具见拙、重、大之旨，大辂椎轮，此其权舆欤?……与近日朱古老所选之《三百首》消息相通，一脉绵延，足资印证。”陈匪石亦跋云：“近数十年词风大振，半塘老人遍历两宋大家门户，以成拙、重、大之诣，实为之宗，论者谓为清之片玉。然词境虽愈变愈进，而启之者则子畴先生。”凡此都足以显示出其词学的源流谱系以及理论的鲜明倾向性。
“重拙大”之说，在取法上侧重在南宋词。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云：“作词有三要，日：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而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境界说与重拙大说在师法对象的差异是显见的事实。如此，从端木蜾经王鹏运至况周颐逐渐成熟的“重拙大”之说，与王国维的境界说就形成了明显的矛盾。事实上，在王国维《人间词话》1908年发表之后，直到1926年俞平伯标点本《人间词话》的出版，在长达18年的时间内，词学界似乎集体冷落了这部词话。初刊《人间词话》的《国粹学报》发行于上海，而上海乃词坛名流荟萃之地，不可能不了解这部词话的存在。更何况况周颐的《玉梅词话》也是首刊于《国粹学报》，其中在第47期，两部词话还曾同时刊出，然朱祖谋可以称许《蕙风词话》为千百年来未有之作，而对《人间词话》则未置一词。这种冷落背后，其实是词学观念的差异所在。唐圭璋在《人间词话》渐呈显学之时，撰《评(人间词话)》一文，或许是有扭转词学风尚的意味在内。但因为对《人间词话》的理论内涵缺乏精细的把握，所以出语也不免略有仓促之处。其实，被唐圭璋否定了境界说和隔与不隔说之后的《人间词话》，还能有怎样的“精义”呢?
五、唐圭璋对晚清民国词人的散点透视
除了上列几位重点词人词学家之外，唐圭璋还对这一时期的若干重要词人也作了深情的追思和扼要的风格评述。
唐圭璋曾师事吴梅16年，所以吴梅在唐圭璋治学路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唐圭璋曾有数篇诗文追思吴梅。他在《吴先生哀词》中说：“计予从先生十六载，勉予上进，慰予零丁，示予秘籍，诲予南音，书成乐为予序，词成乐为予评。”其师生情缘自非常人可比。吴梅在南京组织成立的潜社、如社等词社，唐圭璋都曾参与其中。其《虞美人?悼瞿安师》云：“乱山迷雾姚州路。不道?仙去。两年避寇走天涯。白发飘萧、日日望京华。豪情曾击琼壶碎。几度青溪醉。水磨白苎寂无闻。莺老花残、空忆石桥春。”在吴梅诞辰百年之时，唐圭璋又以《减字木兰花?祝瞿师百年诞辰》略表追思。词云：“少成风洞。悲壮苍凉为世颂。指点宫商。携笛公然上课堂。散原古老。得力诗词均妙造。祝寿粟庐。不向王门一曳裾。”对于吴梅的诗词曲的造诣、悲壮苍凉的风格、得力陈散原、朱祖谋的渊源都扼要点出。而对吴梅携笛上课堂的胆略以及不事王侯的精神，也表达了倾敬之意。
吴梅的主要成就当然是在戏曲方面，他的戏曲著述最多，学问传承也最具格局，如许之衡、任中敏、卢冀野、钱南扬、王季思等的戏曲研究都曾直接得到过吴梅的指点。吴梅除了有《霜压词录》，存词130馀首词外，另有《词学通论》等书。在遗嘱中，吴梅自道其词乃得力于疆村遗民。值得注意的是：吴梅的《词学通论》裁断词史高下的主要依据即来自陈廷焯的“沉郁”词说，至具体的作品品评也采撷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甚多，这也可能直接启发了唐圭璋对陈廷焯的更多关注。
对乔大壮的为人及词风，唐圭璋都极为叹赏。乔大壮自沉后，唐圭璋作《齐天乐?悼壮翁自沉》以表哀思。词云：“伤心天外吴波绿，风前大招初赋。醉墨豪情，金荃彩笔，一梦匆匆迅羽。沙坪共语。念剪烛西窗，白头羁旅。半死桐枯，那堪重咏东山句。平生沉恨未吐。但愁眠永昼，心系幽素。浊世茫茫，孤怀落落，自纫秋兰芳杜。难寻旧侣。问酒会文期，凭谁为主。夜寂凉侵，败垣蛩乱诉。”不仅写出了乔大壮的豪情与健笔，而且对其在茫茫浊世中的落落孤怀表达了追慕之意。1983年，唐圭璋又撰《回忆词坛飞将乔壮翁》，在略述其生平的基础上，概括其词风云：“翁词集名《波外乐章》，共四卷，为翁手订。其部分此作曾刊入《雍园词钞》中，深婉密丽，烂如舒锦。盖翁自致力于小山外，更倾服东山。……翁素遵古老之教，力趋拙重，不涉轻薄，于严守四声之中，更求自然妥帖……盖翁深入西蜀、南唐及两宋诸家，用赋比兴诸体，融会贯通，自臻上乘。”在唐圭璋看来，乔大壮因为博涉西蜀、南唐及两宋诸家，才使得其词深婉密丽而内蕴拙重之力。
陈匪石乃唐圭璋同乡前辈，唐圭璋不仅对其《宋词举》开选词而有“详析之例”亟为赞赏，并认为其所选词人“至为精当”，而其析词则“透彻无伦”，而且对其《倦鹤近体乐府》评价甚高，认为其“不偏南北，不主一家，吸收众长，融会贯通，自臻上乘”。晚清以来几乎纠葛清代一百多年的浙西与常州之分，渐入融合之途，唐圭璋也是将陈匪石归人到这种汇合之大流中了。
唐圭璋读汪东《梦秋词》，为作跋文，在吸取黄季刚、柳亚子、夏敬观、沈尹默、章行严等人相关评价的基础上，评价汪东说：“翁词宗清真，控纵自如，顿挫有致，舒徐绵邈，情韵交胜。”这个评价其实是将汪东的词大体纳入到常州词派的风格之中了。
唐圭璋也是较早关注赵万里词学成就的人。他的《读词三记》即有“赵万里对词学之贡献”的条目，认为其既曾师承吴梅、王国维，又长期主事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故其著述往往指陈源流，在版本上更是抉择精审。如其出版于1931年的《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便是在晚清民国词集刊刻中颇具价值的一部。唐圭璋提及赵万里另有《唐五代宋金元词录》一书，此书迄今似未出版，倒不妨由此寻访。
唐圭璋还写过不少论词词，所题论词人如詹安泰、仇?、杨铁夫、蔡桢等皆一时名家。或略述交往，或点评创作特色。兹略引数阕如下：
如《浣溪沙?题詹安泰无庵词》云：“国士南中世尽知。频传彩笔慰相思。依稀话雨夜窗时。执手钟山迎翠色，摧心四化失文期。黄垆一顾不胜悲。”
如《绛都春?题述庵师鞠宴词》云：“愁痕一线。念彩笔尽题，江南归晏。细雨夜窗，相映孤灯应断肠。西园竟日飞莺燕。奈一霎、芳菲都变。佩兰餐菊，沧江自卧，白头吟倦。难见。投荒万里，四年共负却、秦淮春晚。泛棹媚香，买醉吴宫，风流散。红兰俊语承平惯。怅此际、乌丝泪满。高楼凝望依依，暮云寄远。”
如《绕池游?题杨铁夫双树居词》云：“历红羊劫，憔悴天南一老。伤晚景，寸心都灰了。深山孤隐，长侣幽花幽鸟。茅亭小小。翠阴围绕。光风高操。曾踏千崖舒啸。承平事，一例烟云沓。夜长难晓。谁识觉翁凄调。肝胆冰雪，月华自照。”
如《菩萨蛮?题柯亭长短句》云：“东风一夜迎春入。连天衰草争回绿。昔梦已无踪。飘灯忆酒浓。贼中辛苦稿。十载扬州老。字字动江关。暮年庾子山。”
又《太常引?题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云：“雅词协律发吴江。犹是大晟腔。缕析人秋芒。探消息、同时梦窗。孤檠夜永，芳心寻绎，蕴义更宣扬。学海纵茫茫。仗一筏、中流可航。”
由于这些词人都是与唐圭璋有过交往，有的更是曾经师事者，如汪东、吴梅、仇?等，所以，唐圭璋能根据自己切身的了解，在浓郁的师友之情中写出不同人物的个性和创作风格。
六、结语
唐圭璋从20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关注晚清民国的词学，一直到八十年代，仍在撰写回忆朱祖谋、吴梅、乔大壮等的文章，前后跨越了五十馀年。唐圭璋自身也经历了民国词学的发展过程，而他师事的人物则在晚清和民国年间几乎都是引领风气者，所以围绕着自己的学词经历和见闻，又以南京为重点区域，对晚清民国的词学做了精要而又极具涵括力的梳理。而且，唐圭璋对晚清民国词学谱系的梳理，既有微观的散点透视，也有宏观的谱系整理，体现出对这一时期词学相当自觉而审慎的学术眼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圭璋在评骘晚清民国词学之时，在臧否之间表露出其兼取两宋、平衡小令与长调、兼顾重拙大与情韵的审美倾向。这种理论的成熟自然与晚清民国词学思想的彼此交锋有关，但更与唐圭璋个人宏通的理论眼光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言，说唐圭璋的词学观念带着晚清民国词学的总结意味，应该是并不为过的。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