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折，滥觞于成化、弘治年间，正德时期则是前后变化的分水岭。自正德以后，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向，政治结构及政治氛围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还是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儒家传统价值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儒学的平民化与教育的通俗化，知识分子主动参与通俗文化与出版物的商业化，无不说明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时期。
关键词：明代；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37-05
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不但丰富多彩，且极具变化。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则是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如此急剧的社会与文化变动，引发了众多学者关注明代历史。他们将自己的观察点落实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晚期，深入其中，进而考察其基本变化，并得出了几乎相同的见解。如余英时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之一”。周启荣认为，16世纪的中国社会，充满着矛盾与吊诡。其具体的特点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诸如城市化，城市文化的繁荣，教育机会与识字的增加，城居地主的出现，家长式统治和家族束缚的衰落，等等。这就涉及到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认识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研究，必须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窒碍，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鉴于此，以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为视角，无疑对于正确理解一个真实的明代不无裨益。
一、明代社会、文化的演变及其转折点
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其起源究竟是在何时?若广泛网罗明朝人的记载，基本可以证明成化、弘治年间是明代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滥觞。
首先，从社会风俗上来看，成化、弘治时期，无不被明代的方志作者以及其他著述者视为风俗发生重大变动的起始。社会风尚的变化，显然应该是社会、文化变化最为直接的反映。明代社会风尚的变异，有的学者主张滥觞于嘉靖年间。查阅明代典籍，尤其是大量的方志，与此说稍异，明代社会风尚的变动，早在成化年间就已开始。如成化时九卿以灾异陈言，其中一项就提及，当时“军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又如浙江新昌县的风俗之变，也肇始于成化以后。但更多的记载则认为出现于正德年间，如宁夏、四川的洪雅县等。从明末清初人宋应星、顾炎武、叶梦珠等人对成化、弘治时代的缅怀不难看出，成化、弘治时代，仅仅是明代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的滥觞，而真正的形成，理应是在正德年间。
其次，从文风、学术来看，明代的许多学者、文人亦无不将成化、弘治前后视若井然有别。黄佐就亲自记录了这种前后变化过程。他认为，在成化以前，风俗朴茂，“道术尚一，而天下无异习，学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惟恐伤之”。以此发为文辞，尽管辞藻并不华丽，但无不“根于理质”，因此气象“霈然以昌”。按照董其昌的说法，在明代中期开始的这场文化变革中，思想文化渐趋活跃，当以王阳明、李梦阳作为开创性的人物。这种正德前后思想文化的变异，当然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意向所能制约，而是时代变化的趋势所致，是一个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王阳明、李梦阳在改变整个明代学风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董其昌的论说堪称真知灼见。
事实确乎如此。就明初文化而言，由于朱元璋一统天下，重新建立了统治全国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对思想文化的钳制极为严厉。与这种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崇程朱理学，处于一种“述朱”时期，毫无个人的新颖发挥。这就造成了明初“有质行之士，而无同异之说；有共学之方，而无颛门之学”⑩。尊崇传统的伦理规范，亦步亦趋，这在传统的道德之士看来，堪称“质行之士”。在文化专制强盛的时代，“共学之方”是文化保守最显著的表现；一旦出现“同异之说”，设立“颛门之学”，就表明文化剧变行将来临。
综上所述，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必须从动态的角度给以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这一原则出发，大抵可以将正德时期(1506―1520)视为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水岭。随着社会的变异，新经济因素的渐趋产生，思想文化开始由明初的保守、沉闷，逐渐趋向革新、活跃。换言之，明代社会与文化在正德前后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基于此，将正德年间定为明代社会、文化的分水岭，大抵符合历史的实际。
那么，正德以后的这段明代历史，究竟应该如何认知?毫无疑问，这段历史大体上与晚明史重合。而对晚明社会、文化的判断，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晚明是一个社会生活结构发生普遍变化的时代，而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的商业化所促成的。对晚明的研究，可以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一把“钥匙”。
二、明代社会的转型
自正德以后明代社会的转型，体现在各个方面，诸如经济结构的转向，政治结构及政治氛围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等等。
毫无疑问，明代的社会转型首先出现在经济上，这就是有了兴旺繁荣的商业与工业经济。关于中国经济的近代化问题，这是中、西方学术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传统经济证据的选择与解释，在19世纪时深深受到欧洲自己的动态进程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析又深深受到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的影响，受到诸如对中国语言的无知，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的混乱，以及1949年以后与中国文化的长期隔离的影响。而在中国国内的学术界，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的研究，其观点显然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1949年以前，受到了剧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1949年以后，又受较多的学术自由受到限制的影响。于是，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下面这样一种比较认同的观点：如果说1840年以前，中国经济已处于一种独立的近代工业化的边缘，那么，1840年以后，西方的“挑战”就会被视作一种对中国经济的毁灭。自1980年以后，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在西方史学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对中国经济史的普遍看法，这就是在10－14世纪之间，中国经历了一次“中世纪的经济革命”。但在随后的蒙古族统治下，以及明初的“控制经济”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遭到了挫折。但经过随后几个世纪的经济的持续发展之后，到了晚明，在中国经济领域又出现了“第二次商业革命”，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
明代政治结构的变化，发轫于政治氛围的相对宽松以及言论的相对自由，随之而来者，则是社会组织的进步，民间力量藉此广泛兴起。
当明初之时，政治钳制相当严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采取重典政策，导致当时官民对朝政无不噤若寒蝉。尽管明代法网严密，但即使在明初，亦因“法网稍宽”，致使民间敢于借助滑稽而对朝政加以讽谏。晚明通俗文学的兴盛，无疑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时的政治界对于文学的罗网似乎最稀。尽管 明代的君主对儒臣并不以礼相待，却并不对文人的创作加以钳制，从很多淫亵之作可以在书坊公开发卖，足以证实此事不虚。于是，也就出现了一些很大胆的甚至冲击传统礼教的作品。如许仲琳所作《封神传》，其中如哪吒的逼父，杨戬的反殷，无不都是传统礼教所不容之事，而许氏在小说中却言之津津。一旦法网稍宽，其结局必是纪纲渐颓。晚明的社会，恰恰就是一个“纪纲渐颓”的渐变过程。为此，有必要对明代的言论加以适当的梳理。在明末的公共言论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追求“国是”、“公论”，提升言论在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将“国体”、“国法”、“国是”并列而拟为国家政治构成的三大支柱，这不仅是东林党人缪昌期政治学说的特点，更是以“公天下”为基本内涵的“国是”说的典型。“国体”与“国法”，是“人主之所独”，而“国是”却是“天下之所共”。尽管在“国是”、“公论”的认识上，明代的士大夫各有所见，并稍有差异，但这种对公共舆论的重视，最终导致言论在国家政权构成中的地位。鉴于此，明朝人张宪周的国君、宰相、言官三权鼎立之说，值得引起关注。当张宪周在任给事中时，曾著有《政归》一文，其大意是倡导“天下之政归于一”。尽管“政归于一”，却“寄于三”，亦即“寄君故法行，寄相故道行，寄谏官故言行”。一旦“行斯三者”，而“政自一”。换言之，惟有将君权一分为君主、宰相、言官而三，才能“政归于一”。
二是“野议”与“朝议”相对立，在野言论日渐兴盛，最终形成以东林、复社为代表的“清议”。对“野议”的重视，大抵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当时唐寅有一首《题浔阳送别图》诗，有句云“是非公论日纷纷，不在朝廷在野人”。这是对“野人”一类士绅或平民百姓言论的重视。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归为“野议”，并就“野议”与“朝议”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述，认为“野议”可以作为“朝议”的补充。在明末的言论中，自东林以至复社的“清议”，理应是最为值得关注的事情。这种清议主要集中于苏州一带。根据黄宗羲的记载，这种“危言?论，不避公卿”的清议，发轫于东林之顾宪成、高攀龙，与之相为“激扬”者，有周顺昌、文震孟、姚希孟，继之者则有徐?、杨廷枢，乃至周顺昌之子周茂兰、徐淠之子徐枋等，真可谓是一脉相承。所谓的“清议”，既然其权操持于在野的东林、复社，那么亦可归于“野议”。显而易见，“清议”之说仅仅是对传统君臣关系的部分调整，以此达到君臣一体的境界。但是，假若“清议”沿着“公天下”或者“公好公恶”的涵义发展下去，必然会形成对专制皇权的制约。顾炎武出自“庶人之议”的“直言”和以乡评形式出现的“清议”，以及黄宗羲学校议政的主张，无不与这一学说有着渊源关系，却又在理论上突破了这一学说的局限。
公众舆论的兴起，奠基于社会组织的广泛出现。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书院讲学的崛起，进而渐具政治色彩；文人结社的勃盛，进而形成一种“结社社会”；以会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间团体的兴起，进而形成以同乡、行业为纽带的社会组织。
在明代，书院兴盛之势相当蓬勃。日本学者林友春的研究表明，自嘉靖以后，明代书院的建立已成一种勃兴之势，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东林书院，就不仅仅与当时的学术讲会相关，更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书院与明帝国的政治分界线相当明确，尽管它尚有维持传统政治秩序的本意，但其结果则是培植了一种与专制统治不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明。
明代社会组织的发达，大抵基于以下两大事实：一是基于书院讲学之上的讲学会的勃盛及以士子会课为特点的文社、文会的大量崛起；二是以同乡或同业为纽带的会馆的出现及其兴盛。以前者来说，以东林、复社为代表的晚明党社运动，称之为与明代的国运相终始并不为过。结社尽管是一种在野的社会组织，但在明末盛行一时的文社，显然与当时的朝局互为“表里”。正是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晚明党、社趋于一体化的倾向。以后者来说，则是会馆组织的兴盛。毫无疑问，商业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同样刺激了现存官僚体制之外的社会组织，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商人会馆(trade guild)与同乡会馆(native place association)的激增。会馆这种同业或同乡共同体的存在，无疑已经冲破了朝廷的基层组织结构，最终导致民间自治力量的迅猛发展。当然，无论是商人会馆，还是同乡会馆，无不都能见到士大夫参与其事，由此足证士大夫力量对民间组织的渗透。
人口的剧烈增长与都市化，是明代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这显然也是“社会流动”加速的重要背景。换言之，明代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特殊性，应当将其置诸“都市化”与“社会流动”等范畴内加以研究。若是从这样一种理念出发，就会将明代社会的转型放在整个明清时期的变化历程中，从而得出明代社会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一种近代化的起始。
在明代的社会流动中，除了科举导致的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流动之外，其中最为突出的社会流动有二：其一，是士商互动。余英时将自晚明开始最具意义的社会变迁，归结为“士”与“商”之间关系的变化，即出现了士商互动。其二，从儒家士大夫与侠客、盗贼的关系来看，明代同样出现了儒、侠、盗之间互动的症候。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传统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本的等级制度，无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按照传统的观念，尊卑贵贱，是万物固有的定分，不可淆乱。得其分则理，失其分则乱。明代中期以后等级制度已趋崩坏，传统控制几乎处于一种失序状态。赵贞吉将此概括为“制度废弛”。这是传统礼教等级秩序失范的典型症候。
三、明代文化的变迁
随社会转型而来者，则是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诸如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儒家传统价值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儒学的平民化与教育的通俗化，知识分子主动参与通俗文化与出版物的商业化等等，无不都是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通过学术界多年的研究努力，无疑已经显示，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是中国思想史最具“活力”(vitality)和“多样性”(diversity)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有相当活跃的个人主义，有何心隐这样的乌托邦实践家，有历史学者焦?，有东林改革家高攀龙，有才华横溢却又行为古怪的李贽。
在明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关于金钱、财富和荣耀的基本看法，已经开始违背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价值观念，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其最为明显的反映则为士大夫群体有“利心”，且以货殖求利为急。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士有“市心”。明人黄省曾云：“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陈子龙则更是直斥天下之士，多有市心。他揭示道，这些读书人“朝而趋，暮而归，一寒一暑，与时盈虚，造谒干请，秣马脂车，毁方瓦合”。这是何等的忙碌、劳累，其辛劳甚至超过商人“三倍”。从中不难发现，随着商业化而来者，则是士人 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并进而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形成一定的冲击。
明代儒家学者讲学，无不呈现出一种平民化的倾向。以王门后学罗汝芳为例，史称他讲学的听众，除了知识阶层之外，已经遍及一般民众，即“泛爱容众，真平等也”。明人何良俊对当时的讲学之风多有批评，其中有云：“(讲学)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数百为群，亡弃本业，竞事空谈。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于天下慕而效之。正所谓处士横议，惑世诬民。”抛开偏见不论，其中所揭示的正好说明明代讲学之社会化趋势。尤其是“处士横议”一说，更是点出了明代儒学平民化之后的必然结局。
在晚明，尚有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教育的平民化。据日本学者大久保英子的研究，明末结社中的参加者，多为科举不遇的诸生，以及下层贫乏的读书人。他们的结社组织活动，不仅仅具有政治参与的特色，同时也是热心的教育活动参与者，对教育的通俗化起了不小的影响。当然，明代教育的通俗化尚有赖于“日用类书”的流行。日用类书包括总括类、科举类、书翰启札类、诗赋词藻类、人物姓氏类、故事类、幼学启蒙类等七种类型。根据日本学者酒井忠夫的研究，明代的日用类书，不但在知识阶层中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而且与民间的“庶民教育”休戚相关。
余英时将晚明文化一个重要变迁定为知识分子主动参与所谓的通俗文化，而另一个文化转变的现象，定为当时小说戏曲的兴起。小说戏曲和商业文化与城市化的紧密联系，不但非常清楚而且已经被很完整地建构出来。郑振铎甚至将晚明视为中国“近代文学”的起始，而其立论的依据同样基于这一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和戏曲的时代”。
明代文化的活跃，在书籍的出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在明代，“版行猥滥”显然已经成了很多读书人的共慨。到了明末，出版泛滥的状况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诸如：仿冒伪造名人之书的风行，在万历年间苏州的书商所刻《禅余空谛》，就是假冒袜宏的伪书；二是评点本书籍的广泛出现，尤以李卓吾、陈明卿两家评点书最为风行；三是“淫书”的流行。在晚明，戏曲小说不但为一般大众所喜欢，甚至像“公子”一类的读书人，追求“曲本”与“春意小说”的劲头，如嗜鸦片。显然，这是图书出版商业化的必然产物。
综上所述，基于社会转型之上的文化变迁，究竟应该如何认知?若是称之为如同近代西方冲破中世纪愚昧的“启蒙”，或许有些不符合事实。然从晚明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来看，再借用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的看法，即在晚明的思想家中，已经形成了“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liberal―ism and pragmatism)的儒学结构，则庶乎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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