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由汉帝国向唐帝国过渡的时期，长时期的分裂与南北对峙使得中国大地再次遭到战乱的摧残。但我们要对这段黑暗和混乱的时期有一个理性的了解和认识，因为这段时期同时又是中国继战国以来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期，在黑暗中同样孕育着曙光和希望，在混乱中寻找出路，在分裂中希冀统一。隋唐帝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出来。而隋唐帝国的无限辉煌，也使得魏晋南北朝这段孕育时期更值得我们探讨。其中在门阀制度下，中国中古士族的生活又是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作者不揣浅陋，兹就其时的士人社会价值观念进行一些描述。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中古士族；社会价值观念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39-02
一、社会背景概述
政治学告诉我们：挥舞政治权力和直接行政者是全体人民中的少数人而已，统治阶级既然属于少数人，何以能顺利地统治多数人呢？纯武力的控制只能解释为一时的现象。正如罗素在他的《权力论》中所说的“引诱羊群上船，必须使用强力将其领袖拉过舷门，其余的于是便自动跟了上去。”即是引用社会领袖参与统治阶层①。而中古士族和地方豪强则是担任沟通政权和民间的社会领袖。门阀制度形成于东汉，发展于三国，成熟于西晋，鼎盛于东晋南朝。东汉的政权的建立是以地方豪族为基础的，在其统治时期，这些豪族累世官宦，并且拥有强大的庄园经济，到汉末渐渐发展出有别于他族的独特门风和家传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所谓士族者，期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这时已经逐渐形成了标榜门望的政治、物质和文化基础。同时，九品中正制这一标准含糊、模棱两可的选举方式为士族们提供了发展的温床。永嘉乱起，中原政局不定，许多士族大举渡江，司马睿立足于江东，建立东晋王朝。这个政权则纯粹以士族作为立国基础，在这一时期，士族的地位达到了顶峰。其后宋齐梁陈则在衰落中延其余绪。
以上便是魏晋南朝时期士族生活的一个大体背景。士族标榜门望，除了有实在的官宦和婚姻作为保障外，还在于一种独特的生活风尚和生活观念。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使得魏晋南朝的士族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后代士人钦羡的对象。
二、魏晋士人的观念
（一）在生活上和人格上追求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
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在思想层面上，这个时期又是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和热情的一个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庇护，这些士族子弟往往能够获得不错的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他们任官讲究清闲和清要、多为文翰性官职。士族“望白空署，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有些清官是寒流根本无法染指的，如秘书郎、著作郎等。总之，这样的工作选择，给士族提供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他们终日悠游山水，谈玄论佛。在解除了汉代礼法束缚的基础上，更多的去关注自然，还原本性，尊重个性价值。《世说新语》中的《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容止》，均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在读史书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历史发展到魏晋六朝时期，这个时候的士人好像突然整体上个性起来了。他们的言谈举止、一举一动无不透露着个性的魅力。正是这个无限“优借士族”的时代造就了士人的个性，也造就了整个时代的个性。
（二）重视外貌和仪态
起源于汉末的品题人物,一直沿袭到魏晋南北朝。“美风仪”是当时社会所崇尚者。
钱穆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和当时门第之关系》中说“当时人观念，似乎认为一人之德性，可在其人之日常生活和声音仪容中表出”、“此种德性之表出，而成为一固定之格调，时人谓之其人之标致”、“而此种品格与德性，则实具有一种动的潜力，使他人与之相接而引起一种仰钦欣羡之心，受其感染，群相慕效，此乃其人格一种内在影响力，此种潜力之发为影响，在魏晋人则称为风流。”钱先生认为“貌美风仪即是风流，而风流即至德。”这确实是一项很特殊的社会价值观念。其时的例子不胜枚举。
峻少美风仪，善举止。（《梁书》卷二十一《王峻传》）?沉静有器局，美风仪，举止蕴藉。（《陈书》卷二十三《王?传》）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更有时人“看杀卫?”的故事。不过，魏晋人所崇尚的风仪之美是一种柔弱之美，“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这种审美应该同当时士族不乐武职、不愿胜任繁剧职务有直接关系。
（三）重视礼法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礼法实与门第相始终，唯有礼法乃始有门第，若礼法破败，则门第亦终难保。如陆机服膺儒术，非礼不动，庾亮善谈论，性好老庄，风格峻整，动由礼节，而王弘的礼法举止，更成为模范的典型人物。”礼法是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准则。士族之所以能见重于当时，这和他们重视礼法的观念是分不开的。孔子作为中国两千年礼法社会的建设者，他能真正了解这礼法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孔子知道礼法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仁”、所谓“恕”。一切的礼法只是它的外在表现。伯特兰.罗素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说“我无法欣赏孔子的优点。他的著作只着重礼仪的细微末节，他最关切的事情是教人如何在不同的场合下正确行事。”②我想这是对孔子的某种误解，他没有认识到中国儒家文化礼法背后的那种精神。“礼仪的细微末节”只是“诚”和“仁、恕”所托寄的外表。正是这个外表在汉代儒俗的钻营利禄中，最终丧失了其本初的精神而舍本执末。魏晋士人在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敢于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他们敢爱敢恨、敢狂敢醉，用自己的热情、率真来找回礼法丢失已久的内在精神。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有时才会觉得魏晋士人是那样的可爱。
（四）崇尚清谈及应对
魏晋清谈，上承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谈论既久，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清谈兴起之后，便成为上流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也是魏晋士人社交的重要节目，更是表现才情、博取社会认可的场所。“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梁书》卷二十一《王?传》）。同时，善于应对亦深受重视，如《梁书》卷二十一《王训传》：“年十六召见文德殿，应对爽彻，上目送久之，顾谓朱异曰：可谓相门有相矣。”钦羡不已。最著名的当数“将无同”的“三语掾”。
（五）重视艺术、关注唯美的人生态度
魏晋士人闲暇的生活情趣和个性的追求造就了他们高超的艺术品位和审美要求。崇尚老庄清谈也使他们的艺术富有简淡、玄远的意味。正是这种对艺术的重视使得魏晋人在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诗文等方面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后代艺术的根基和趋向。
在艺术的陶冶下，也成就魏晋士人的独特的人生态度。他们把玩“现在”，不为过去和将来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他们重视过程本身，不在乎外在的目的，抱着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态度。
三、总结
魏晋士人的社会价值观念肯定不能代表当时的普通劳苦大众的社会价值观，但却足以说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主流文化。士族之所以能维持其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能够适应当时的社会价值，抑或说是士族能掌握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因为在九品官人法的评定准则之下，社会价值观念是和取士标准广泛结合在一起的，谁能掌握或适应社会价值观念，谁就能合于当时的任官标准，取得政治权势。魏晋南朝的士族恰恰就引领着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
注释：
①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4.
②伯特兰•罗素.罗素自选集•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7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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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5]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6]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8]伯特兰•罗素.罗素自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9]伯特兰•罗素.权力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0]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