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或关于陶渊明的单篇研究论文已经有很多，但对于两者之间的相似点与传承关系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或认为一个忠君爱国，一个归隐田园，一个处于春秋战国，一个处于东晋末期，没什么可比性，但笔者通过研究却发现了两者的很多相似点，即他们的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生逢乱世，不改志向抱负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战国的中后期，这时期正是群雄争霸的时期，社会变革、阶级斗争都十分激烈。屈原所属的楚国和当时新兴的秦国实力都很强大，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两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当时就有“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屈原所属的屈氏家族，在楚国国内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楚国的贵族，屈原从出生起就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从小就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学识渊博、善于辞令。屈原最初入朝为官时是受到楚怀王的信任的，他对内主张举贤受能，修明法度，对外主张合纵抗秦，这些主张最初是得到采纳的，楚怀王还令他为左徒，并命他起草宪法。但后来由于楚国内部的权力之争和秦国的离间计，他屡次遭谗，并两次被流放。换了别人，受到这样的待遇早就另投明主了，那个时代就有很多这样的策士的例子，比如，苏秦之流，先依靠楚，楚不可靠就去依靠别国来求取一己之荣。可是屈原却始终不改其爱国情怀、志向抱负，在国都被攻破的情况下，他不是选择另投明主，而是选择自杀的方式来表现其爱国情怀。在那样的乱世，其实他完全可以选择另外更好的生存方式，他明白楚国面临的危险，也清楚留在楚国的处境，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他热爱自己的国家，面对小人的毁谤、楚王的不信任和被放逐的命运，他始终不改自己的志向，对楚国忠贞不渝。他曾经说过：“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和楚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国都被攻破后他毅然选择了自杀来表示对祖国的忠贞。他面对嫉贤妒能、美丑不分的黑暗世道，没有屈服，也没有同流合污，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而陶渊明给我们的虽然总是超脱飘逸的隐士形象，但其实他也与屈原有着同样的精神，在他平淡的背后，同样掩藏着一颗热切激烈、壮怀天下的雄心。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东晋已经走向衰败和灭亡的境地。这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灾祸不断、兵祸不绝。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大小军阀为争夺权力，互相攻杀。当东晋王朝失陷中原后，偏安江左，但仍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内部争权夺利，外部战争不断，人民四散逃窜，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因此陶渊明想要在这样的时代生存，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在这样一个纷乱的时代，很多士人选择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存方式，但陶渊明并不是这样的。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外祖父孟嘉也是著名学者，这样的家庭出身使得陶渊明从小就立志报国，他幼年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期就通读了许多儒家著作，儒家积极进取的向上精神始终召引着他。因此从二十九岁起，陶渊明开始出仕为官，任江州祭酒。其间，几度出仕，最后一次是四十一岁时出任彭泽令，后自免去职。在这十三年中，他一直希望施展抱负，为国效力，像曾祖父陶侃那样做一名对君忠贞的清廉官吏。但由于东晋的特殊社会现实，更由于门阀制度的影响，使他空有抱负却有志不能施，一生都未被重用，做来做去也都是一些位卑言轻的小官，因此他最终看清现实，选择了归隐这条路。但是归隐后也并没有忘怀世事，从他农闲时创作的诗歌就可以看出来，如《咏荆轲》，借歌颂荆轲，表明自己希望能遇到明主再展宏图。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归隐并非是他真正想选择的，这只能是一种无奈，骨子里他还是希望能像曾祖父、祖父那样为国效力，实现宏图大志的。屈原和陶渊明虽人生选择不同，但都身处乱世；虽无法施展理想和抱负，但两人都不改其志向却是相同的。
高洁人格精神的范例
屈原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注重修身养性，自我完善。在《离骚》中就有许多诗句表明了他的高洁人格，如《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内善外美是屈原执著的追求。在当时的困境中，许多人的品质德行很容易在黑暗的世俗中变质，而屈原却始终保持着高洁的品质，从他作品中大量使用香草为比兴对象就可以看出来，另外他还把香草作为一种装饰物，穿在身上，佩在腰间来体现他的高洁之志。对作为贤者可能要有的惨烈下场，屈原也早有准备。他把苦难，甚而生命视为坚持人格节操的必然代价。在他的天平上高洁的人格总是最重的砝码。《渔父》诗对屈原的刻画抓住了其精神实质。渔父用“与世推移”，“?其泥而扬其波”的道家思想说服屈原，但在屈原眼中，那只是庸俗自私的人生哲学，他是绝不会接受的。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世俗化的利益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在他被流放时期的作品中，他没有哀叹当下的饥寒苦厄，也没有追念昔日的锦衣玉食，关于衣饰环境的描写大都是一种精神的象征。物质的落差好像并未对他造成什么影响，精神的苦闷才是他痛苦的根源。君臣遇合是屈原唯一能快意生存的环境。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才能真正展示自己的内美，其他形式的人生都不能吸引他的心灵。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离骚》的话其实也是对屈原志高行廉人格的礼赞。屈原《离骚》里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这些诗句正表明了他要流芳千古、垂范万世的决心。儒家讲求“慎终追远”，屈原正是想借高洁的人格赢得与日月同辉的永恒。
陶渊明也与屈原一样在污浊腐败的社会环境之中保持了自己独立高洁的品格。陶渊明的《咏贫士》借古代贤士荣雯、阮公、黔娄、袁安、张仲尉、黄子廉安贫乐道、持操守节之事，激励自己坚守清贫，要在污浊的俗世中保持高洁的人格，不改初衷。陶渊明归隐后期，生活十分贫困，但是面对江州刺史檀道济送来的粮肉却以不食嗟来之食而拒绝。他不像一般文人那样鄙视生产劳动，即便像有民本思想的孟子都曾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但陶渊明不但不鄙视劳动者，而且还自己亲自参加劳动。这一方面说明他生活贫困，另一方面说明他固节守穷的精神。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也彰显了他的高洁品性，实现了自身的超脱。古代贤士不求功名，洁身自好，他们对钱财的鄙弃，对“道”的执著追求，都是陶渊明效法的榜样，成为他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守节操、不改初衷的精神动力。这些激励陶渊明坚守节操、保持独立人格精神的前贤自然也包括屈原在内。这一点从陶渊明《饮酒》之九对屈原《渔父》的模仿与借鉴可以看出。屈原的《渔父》实际上展现了屈原内心深处的矛盾斗争，表现了由困惑、矛盾到坚定的心路历程。陶渊明一生都处于仕进与隐逸的矛盾之中，曾经数次出仕又数次归隐，因 而对屈原的心境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陶渊明在他的《五柳先生传》里说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正是其人格精神的写照。可见两者在保持高洁人格上有着非常相似之处。
时代孤独者的形象
战国末期，群雄争霸，秦国最终有吞并六国的野心。作为楚国贵族，屈原始终抱着自己的信念，可面对多次小人谗间，甚至他的学生都离开了他，他都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另投明主，而是始终一心向国。为了保持自己节操的高尚，他坚决不与黑暗的恶势力同流合污；为了保持自己的节操，宁肯死亡也绝不苟且偷生。他明知道转身也许会有更好的结局，但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使他不愿意这样做，他宁愿忍受孤独也不愿与守旧势力和世俗同流合污。虽然内心也有矛盾和挣扎，在《渔父》诗中就体现出了他的矛盾和孤独无助的形象，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志向，甚至不惜以死与国家共存亡，真正做到了“伏清白以死直”。而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士人相比，他是孤独的，他没有选择随波逐流，也没有另投明主，在当时乃至后来的一些世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甚至“一根筋”，但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时代孤独者的独决形象。
陶渊明也好，屈原也罢，同属时代的孤独者，是“不合时宜”的人。在那社会动荡不宁、众人随波逐流、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状况下，陶渊明却毅然选择了“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生活。这也注定了他后期生活的苦难，但他没有退缩，而是躬耕自给，恬淡自居。他的好友颜延之和《宋书》里都有对他这段生活的描述。这些叙述虽然很简单，但我们仍可从中看到陶渊明那特立独行的人格与当时的乱世是多么不协调。这是一个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的世界，对于他来讲，全然是个陌生的世界。如果他真的参与其中，感觉到的只能是加倍的孤独。摆脱孤独的唯一办法，便是逃离。而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许多文士对人生看得很透，他们认为人生短暂，瞬息即逝，唯有在有限的年华中自得其乐，自我满足，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选择。陶渊明的隐居生活表面上看来与他们也是一样，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喝酒和做文章，其实陶渊明是一个生活态度十分严谨的人，他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派并非一路。他始终在思索着人生的价值，寻找着人生的真谛。当他隐居的后半期，年老多病，旧宅失火，他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苦的。但他并没有痛苦和消沉，在隐居时也并未忘怀世事，前已提到他在隐居时还写了《咏荆轲》、《读山海经》之类的诗歌，从他对荆轲的歌颂和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精神的礼赞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诗歌风格也不同于六朝的华丽，而以平淡著称，所以他和他的诗作都不被当时人所重视。他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名气的，他的名声到唐代甚至宋代才真正为人所称道，可见他是那个时代的孤独者。而他的作品中，用以描述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自然意象的词语中最为频繁的就是“独”与“孤”，其中“独”出现41次，“孤”出现16次。陶渊明是那个时代彻底的孤独者，他的思想和行为都无人知、无人解，他的门是虽设而常关，他甚至做出“请息交以绝游”的事情，还常抚一个无弦琴，在那个社会无人能理解他的内心挣扎与痛苦，所以才会在他的诗歌中出现那么多“独”和“孤”来。可见陶渊明与屈原作为时代的孤独者的形象是十分相似的。
另外，屈原和陶渊明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也有着相似和传承的关系。陶渊明的诗歌以田园诗歌著称，其诗歌中飞鸟、秋菊、青松、幽兰、车辔、清风和白云这些意象所体现的比兴艺术，无不胎息于屈骚与《楚辞》。其中飞鸟意象的传承尤为明显，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抽思》、《思美人》和《哀郢》中都有飞鸟意象，显示出屈原对飞鸟的兴趣，他以飞鸟为喻，体现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陶渊明的《停云》第四章、《归园田居》其一以及连章诗《归鸟》、《饮酒》其七等诗歌里都翱翔着飞鸟意象。屈原借飞鸟来喻自己的刚正不阿、独立不迁的政治态度和人格精神，而陶渊明借来去自由的飞鸟体现自己“质性自然”的本性。诗歌中的羁鸟、归鸟、孤鸟，表现了他各个时期的处境和心情。虽然两人象征的意义不同，但精神上是相通的。
从上可以看出虽然陶渊明和屈原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两者有很多相似点，虽然他们最终选择的生存方式不同，但本质上的精神是相通的。他们所昭示的人格精神影响到后世很多文人，对现代人也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战国策[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2]朱道平，浅析陶渊明的社会理想[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2)：40-41.
[3](战国)屈原，离骚[M]、引自逯钦立，离骚简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
[4]綦维，千古知音异代别调――由屈、辛看中国文人处境与心态的流变[J]东岳论丛，2002，(02)：95-96.
[5]陶渊明诗文均出自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周嘉惠，陶渊明的孤独与超脱[J]，青岛教育学院学报，2001.(03)：41.
[7]魏耕原，陶渊明与屈原及《楚辞》之关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04)：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