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被边缘化了的诗歌，以一种特殊的形态重新凸现在社会和公众的视野。 其一是中国的诸多地域，以省级人民政府、尤其是地市县级人民政府的名义相继举办的诗歌节，使诗歌以风雅颂的形象，轮番地独领风骚。也使曾经“站在餐桌旁的一代”诗人们，成了这一盛宴中的座上宾。
其二是2006年在互联网上策动的，对女诗人赵丽华诗歌的成功恶搞，让一些的社会公众，借机为自己操办了一场狂欢节。当然，说是愚人节也行。
前者映现了一种民族性的传统诗歌情结，政府官员们在国家GDP的主流语境中，对诗歌之于教化、风雅、盛世气象的联想。后者所表现的，则是当代公众的娱乐消费情结。在同‘样把诗歌设置为一个高雅物事后，以对一个似是可笑的诗歌文本的尽情戏谑，实现了一次无聊的心理满足。
把这样两件事情并置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象征性的逻辑关系：国人把诗歌放在了国家重器的位置上，而诗歌却不争气地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于是，对诗歌就有了这样一种声音：“诗坛完全可以抓住赵丽华事件，对诗歌如何走向公众的老问题做出更加深刻的反思。”
说这话的是一位大学教授，听起来却像是一次重大诗歌责任事故调查小组官员的批示。
“诗歌如何走向公众”的确是一个老问题，它还曾经使许多人相信，这是诗歌在重返社会主流地位的设想中，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当一些人的大脑中还保留着类似于1958年全民性诗歌运动的狂欢图像，并以之作为诗歌盛世的参照时，他们会惊奇地发现：同样是那个被称之为公众的广大群体，现如今却满嘴的春春、靓靓，并跟着央视“金光大道”的主持人毕毕，如醉如痴地倒数着“五四三二一”。
由此看来，在当下的大众娱乐文化时代，并没有一个迫切需要诗歌的公众群体，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公众都远离了诗歌。而对于当下诗歌现状的非议，多是一些专司文艺发展方向批评之职的宏观战略家们，以及诗界内部醉心于一鸣惊人的风云人物。
在我的感觉中，当下的中国诗坛，处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运行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外部环境中的指令性写作压力减缓后，诗歌在艺术观念和题材趣味上空前的多元化。这样的多元化，使诗歌在原先仅有的庄严法相之外，对应了社会的不同层面。有大道昌行的主流诗歌，有常态生存中的常态诗歌，并且还有文化专制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下半身”、“梨花体”。其二，那种表现了复杂时代经验、复杂语言文化经验的诗歌，一直都在不断地产生，而这是一些可以置放在当代世界诗歌现场中来衡估的作品。
除去那些经常被谈及的知名诗人不论，近年来，有这样几位并无多少知名度、乃至是完全陌生的诗人的作品，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是谭克修的《县城规划》。它是近年来诗歌直面现实的题材处理与文本深度的统一中，一部具有典范性质的作品。所谓的“县城规划”，是当代中国步入新经济时代，政府施政系统一个前沿性的课题，也是在发展理念、政绩形象、系统运作等等各种利益欲望的交汇中，伏藏着当代社会深层景观的一个标本。面对这一几乎是诗歌无法“消化”的标本，谭克修以其城市设计师的专业能力和诗人深切的社会解析心智，使这其中的花园广场和回廊暗道得以全方位地呈现：“新的规划，将为每个人创造适宜的／居住环境。河畔的山坡，绿树掩映／建成水景豪宅、半山别墅”，以供富人和他们的宠物享用；而“铁路的东边，短期内水电难以稳定／用来安置进城的农民”。“行政中心广场被规划成扇形图案：打开的／扇面是斜坡草坪，表示政府倾心于民众／握着扇柄的政府大楼造型简洁有力／沿民主的等高线而下，主体建筑保持了／关系的平衡……”如此曲尽幽微的深层题旨指涉，及其建立在反讽语言基调上从容、精确、睿智的文本形态，可谓在本时代的写作中，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其二是一位名叫蓬溪的诗人所写的《巴比扬大佛》一诗。也是一位不知名的诗人所写的一鸣惊人之作。此诗最长的单行长度约40字，整首诗作400多行，而作为注释援引的诸如新华社消息、《古兰经》、莎士比亚剧作等等新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典籍和欧美及中国民族民间歌谣共60条。该诗起源于举世闻名的阿富汗巴比扬大佛以及美国的曼哈顿双厦被炸，由此而使诗人站在世界文明的全景中，对于人类的当下处境和共同命运：文明、罪恶、惩罚、报应等内在规律和出路展开纵深思考。
(《安魂曲》穿过幽暗的大地为一瞬间死去的人的灵魂
引导至但丁描述的住所，他们惦记着人间的亲人
但地狱里没有直拨电话和通讯卫星这是一首兼具了国际新闻观察员、人文历史学者、现代诗人等综合气质的诗作。整首诗作中来自中外文化典籍中密集的意象群，诗人对这一意象群驾轻就熟的率领感和汪霈从容的语速，正如同诗中这样的描述：“巨大的航空母舰像移动的岛屿／分开太平洋的波浪”。
与以上两首高文化能量形成截然反差的，是诗人刘大程有关自己打工纪历的长篇诗作《南方行吟》。从文本形态上来说，它是一首通俗的诗作。但作者却以一个底层青年激烈乃至桀骜的心灵力量，准确的纪实笔触，集合幽暗场景庞杂事象的结构力，实现了对打工者这一广大底层群体生态一次性的书写。进而形成了一种直入人心的震撼力。一个自小天资过人，又在文学的引导中心怀天堂的乡村少年，在被不能养人的贫穷“村庄交出”，跌跌撞撞地投奔到演绎着财富神话的“南方私企”之后，却进入了一个与天堂垂直的、沉陷在地底的世界：“进厂就是用厂规的绳索把青春、梦想／肉体和尊严一起缚牢，在长长的流水线上站成设备”、“被村庄交出的我们除了授人以柄，除了一次次交出自己／还有什么可说?……”并且，这样的生活还是不可选择的选择：“如果你不能适应，不能容忍／……你可以离开”，除非你愿意“放弃一笔浸满汗水、泪水、血水的工资和那点寒酸的行李”。
这三首在题材、风格、旨趣上大相径庭的诗作，一方面显示了当下诗歌的多元格局，另一方面还体现了当下诗歌一些潜在的共同趋向，这就是深刻的原创冲动，现实与意义的重新返还。尤其是《县城规划》和《巴比扬大佛》，从原创的角度来看，它们几乎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凭借的意外呈现。这实际上意味着，当代诗歌潮水的基准线，以一种抹去了单纯轰动效应的不易觉察的形态在持续抬高。多元格局中不断派生的各种观念、艺术元素，已经在新的基准线上汇集成新的艺术资源，为那些具有整合能力和原创欲望的诗人们所摄取，继而在充分的溶解、消化之后，树立起新的文本标高。
而这样的资源，不仅来自“重器”性的写作，同样也来自那些解构性的写作一正是这样一个写作系统的存在，才对不同时期主流写作的一元格局，构成了反对和瓦解，以此而使当代诗歌内部保持了相克相生的内在活力。
在对当下诗歌状况进行衡估时，还应该明了这样一些事实：当诗歌删除了那种新闻属性上的轰动效应后，它却以观念的、思维的、文化的、经典语词的……多种隐形元素，不但对于一个时代的公众，而且对一个时代的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形成了持续而有力的慢性渗透，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总和中，具有派生功能的重要部分。
另外一个需要明晰的现象是，在诗歌被指责没有走向公众时，一些公众却正在走向诗歌。互联网上大量诗歌网站的建立和海量诗歌网民的涌入，意味着公众已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看客和喝彩者，更成为诗歌写作的参与者。由此引发的又一个现象，是当下诗歌的“分层写作”。亦即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发表形式上这种多媒体形态的出现，诗歌的写作不再仅仅只是诗人们的专业技艺。不同年龄层次和社会人群层次的写作者对于诗歌的介入，对应了各自人群层面上的心理形态和旨趣，也使诗歌在当代社会内部构成了一种“诗生活”的立体框架网络。也正是因此，诗歌和诗歌是绝对不一样的。诗歌网民们挂在自己博客上即兴式的诗歌日记，与那些专业性写作中的高难度文本，显然无法相提并论。但一个不太有趣的现象是，现今却时常有人要拿前者作为当下诗歌水准的代表，而对诗歌开涮。
诸多事例表明，寻找机会拿诗歌开涮，正在成为某些浅薄的文字从业者表达“深刻”的流行病。这其中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那些专门以泛文化批评或杂文给报刊投稿换钱的写手；一种是各类媒体中的文化记者(当然不是全部)。这是对建立在现代主义写作中的当下诗歌几无什么了解，却凭着由其中学课本中形成的诗歌标准和“文化反应”冲动，而执意要为诗坛把脉的人。“诗歌有出路吗?诗歌的出路在哪里?’"-――他们一般会在专访或自己的文章中搞出这样一些大而无当的傻问题，然后站在一个虚妄的高峰上，为公众指点江山、“解构”诗坛。
无疑，在现今的消费主义时代，任何解构性的话语和表达，都比建构性的效果来得更快，更刺激。
但是，当下诗歌就没有问题了吗?正像任何时代的诗歌都有它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当下诗歌在我眼中的主要问题，一是解构性写作的泛滥成灾；二是那些有望写出重要作品的诗人们，人文精神和道义感的萎缩。
对于诗坛而言，解构性的写作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是，任何解构都是以建构为前提的；有意义的解构则是以其对立物中那些可笑的、伪意义的因素为前提的。但当解构成为一种时尚，形成一种覆盖性的格局时，它也就随之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意义，成为一种无聊的表演。
而建构性的写作更为重要，也更具难度，并且是考量一个诗人重要性的重要指标。这种建构一是指作品的文本形态，二是指作品的精神形态，三是指两种形态的高度统一。而在诗歌远离了1980年代那种炽热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今，作品的精神形态、诗人们的精神气色，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个时代被大众娱乐氛围掩盖了的内在图像，并不让人乐观。刘大程诗歌中的现实，便是一种更为真实、更为严峻的现实。而面对思想界、经济界、社会学界关注的一些前沿性社会话题，诸如地方官员之于资本法人的“权力寻租”；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这一为富不仁的富人理论中，大量“血汗工厂”对于底层民众基本权利的蔑视和利益剥夺，行业系统部门利益获取中对于百姓负担的转嫁……是的，在中国的其他知识界别对此表现出深切的关注时，一贯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中国诗歌界，除了少数的声音外，却几近于大面积的失语。
由此反观过去，1980年代那在时代云水中激荡的热血好男儿们，便堪称黄金一代，也更加让人刻骨铭心。
刚刚读到了成思危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我愿把它视做在一个老知识分子和专家身上表现出来的，庄严的诗歌道义和诗歌精神。
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