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对诗、对《诗刊》仍心怀敬畏。 总相信诗是和神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一丝杂音，没有一粒微尘，肃穆而又圣洁。《诗刊》就是这样一处诗的寓所。 《诗刊》创刊时，我是一个军人，是一个患有诗歌单相思症的病人。在笔记本上我已悄悄写了四、五年，写了一些长得像诗的文字。因羞于启齿，从未获得诗的垂青。
不久，我的一些文字变成了铅字，变成某些刊物的组诗并站上了头题位置。但我不敢敲《诗刊》大门，怕惊扰了不该惊扰的神灵。
后来，《诗刊》没有了，诗没有了，文化没有了。一九七六年其实天还很冷，也许出于预感吧，《诗刊》竟顶凌复苏了。葛洛率队到湖南组稿，我的诗才分别发于第五期和第十二期上。这距我处女作问世，相隔了近二十年。
最后，我成为《诗刊》的一个编辑，对诗、对《诗刊》的敬畏之情有增无减。我的归宿感甚至饭碗，全是诗人赐予，我没有丝毫理由不好好为诗人服务。我明白每一首诗，包括不成功的诗也含有诗人的心血，尊重诗人的劳动，是诗歌编辑的底线。所有来稿审理，我要求自己在一天内完成，最多不超过两天。下班或周末把诗稿带回家，被我们视为是份内的事情。我总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采用或不留的作品告诉诗人；最大范围地和来势尚好、或有潜力的作者保持联系；十目一行地盯紧刚刚冒头的新人……诗让我心怀敬畏，我怕我的懈怠或疏忽亵渎了她的神圣。
感恩命运领我进入诗刊殿堂，亲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新诗悲壮的突围，和八十年代初创造的辉煌。感恩在诗的殿堂里，在诗人的祝福中，我接受了灵魂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