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囚室中踱步的他，忽地想明白“我应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日后他多次告诉学生，自己曾是个很听话的人，但从这天起，他决定再也不用别人来替他思考 2012年3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因肺癌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76岁。噩耗传来，复旦网站的主页由湛蓝变为肃穆的黑白，校园里光华大道两旁的悬铃木间挂满学生们亲手折的一串串白色千纸鹤，一时弥漫着浓浓的哀思。朱维铮最后的遗愿是：“埋在复旦校园的某棵树下。”
媒体纷纷用大旗偃倒、“大师”告别来形容朱维铮的离去。不过按照他生前率直无忌的个性，他未必甘受这个头衔。朱维铮生前曾狠狠批判过社会上“大师满天飞”的现象，并对媒体阐述自己对大师的定义：“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因此“谁都不能自封或他封为大师”。对人对己，他一向都是标准严苛。
曾和姚文元共用一张办公桌
1936年7月14日，朱维铮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医生家庭。1955年，19岁的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方向是中国古代史专门化。1960年毕业后，朱维铮留校任教，成为著名学者陈守实教授的助教，立志研究土地关系史。26岁即在史学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一文，被复旦历史系一些老先生所瞩目，后来转到另一位大家周予同门下。
上世纪50年代，教育部委托周予同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朱维铮被周予同指定为主要的助手，他帮老师整理了大量经学史的著作，这段经历使其对历代典籍了熟于心，逐渐转入到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锋芒毕露的朱维铮曾因“白专典型”受到处分，但难掩的才华让他于1964年作为惟一的非中共党员，被选入由金冲及、朱永嘉等五人组成的早期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研究边疆史地，撰写反“苏修”文章，后成为写作组历史组的核心人物之一。“文革”之初，他用“康立”的笔名发表过多篇文章，带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出入证，曾和姚文元共用一张办公桌，还经历了著名的《评“三家村”》的出炉过程。
1966年，毛泽东担心北京的红卫兵与军区联合，难以掌控，命上海派人赴京，观察红卫兵动态。朱维铮即被派赴《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数月，负责联络红卫兵领袖，向中央汇报情况。1967年开始，朱维铮因“应允许怀疑张春桥”的言论，很快被清除出写作组。对他的审查进行了8年，并屡遭批判，一度被关押在苏州河畔原苏联领事馆的地下室内。朱维铮向学生讲述过特殊的一天，当时他在看守所待到已不辨日月，某日问看守，方知是1971年7月14日，正是35岁的生日。他在囚室中踱步，忽地想明白“我应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我要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朱维铮并不讳言这段历史。日后他多次告诉学生，自己曾是个很听话的人，就是从这天起，他决定做他自己，再也不用别人来替他思考。
“文革”晚期加入注释章太炎小组
朱维铮直到1975年还没有罪名定性，于是被下放到工厂监督劳动，辗转几间工厂，最后到了一个女儿国般的纺织厂，“190个工人里只有3个男人”。1976年，复旦大学接到上边的指示：注释“最后一位法家”章太炎的著作，为此成立了一个工农兵法家著作注释组。朱维铮没得到任何解释，便从工厂里急调出来，和18个工农兵组成了这个注释组。当时全国大概有30个这样林林总总的注释组，各有任务，大多设在北京和上海。这个小组完全是乌合之众，工农兵成员们不懂文言文，也没有什么历史方面的积累，而章太炎又是一位文章写得出名的难懂的人，学识渊博极喜用典，被人称为“天书”，怎么注释得了？
朱维铮只得从教他们开始，然后带他们到图书馆去找书，等一群人在那里“注释”完了，他再来改所有的稿子。每天早上6点，他就赶到注释组，扫地，给那些人打开水，几乎到晚上12点才能回到家中。“我给他们每改动一处，都要向他们解释，这么改的根据是什么，要不然组员们就要批我了。”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让他们完全满意，加诸朱维铮的最大的一条罪状就是“知识私有”。“我到注释组以前，已经有人给他们传达过了，说我这个人可用不可信，所以每个月他们还要批斗我一次。”
朱维铮在注释组过得并不好，但借着注释章太炎的机会，他终于可以不再荒废时光，重归自己的老本行了，而且在他看来，“章太炎是值得研究的，这个人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之大”。这一年，朱维铮还接了一个任务，为毛泽东把章太炎的《?书》做成大字本，因为毛晚年眼睛不好。在毛逝世以前，大字本已经做好送上去了，但他也不知道毛泽东最后有没有看到这个大字本。
开启和推动80年代“文化热”
“文革”之后，朱维铮再度著文发言，他的治学立场非常坚定：实事求是，坚持以历史本身说明历史。1978年朱维铮得到平反，重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书。1980年起，他出任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重点指导博士生。朱维铮被公认为复旦史学传统的继承人。他自言“文革”后，重读《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典籍，再把它们合起来思考，差不多有十年的功夫，他发现并认同了老师周予同所讲的“经学已经死亡”――而经学史需要开始研究。他强调经学演变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把经学史界定为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正如他所秉承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朱维铮喜欢引用马克思方法论里的两句话：“真理是从争论中间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他最不怕异见和论争。1987年出版的《走出中世纪》中，朱维铮首提中国从晚明才开始“走出中世纪”。此书因其独到的眼光、尖锐的思想，出版后不久即被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学界产生很大反响。朱维铮晚年还在FT中文网开过专栏，与他另一些未刊发的文章，收入最后一部著作《重读近代史》。许多篇目读来惊心发聩，比如他提出，清朝覆亡的原因并非“落后就要挨打”，相反清朝时的总产出占世界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更遥遥领先于美国，这对中国人固有的观念无疑是很大的冲击。朱维铮继承了陈守实、周予同两位师长的专攻，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治学路子：善于将传统的乾嘉考据学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相结合，坚持回到历史的环境下，寻找当时人的真实经验，据此回答当时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回到历史的真实，这也是他在著作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历史的“实相”。
1980年，朱维铮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创办了全国高校中第一家以“思想文化史”命名的研究室。1986年，一次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的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当年参加这场具有学科奠定意义的会议的学者如汤一介、杜维明、李学勤、李泽厚皆成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硕儒名宿。会议的组织者正是朱维铮。他的第一届硕士生、学者马勇评价老师，毕生对于“选学”具有天然兴趣，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朱维铮和庞朴等人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直接开启和推动了那个年代的“文化热”。这套丛书首次将余英时介绍进大陆。他所整理的《梁启超清学史二种》、章太炎《?书》及《检论》，还有与钱钟书合编的《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个难得的善本。“这是读书人的幸运，尽管浪费了朱维铮的天才。”
言词犀利的学术界“异数”
有人评价朱维铮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异数”，他“对于现实始终如一的关切和大胆表达”，使得他的率性直言、不讲情面在学界为人所共知。朱维铮在1982年写就的《孔子思想体系》里，曾考证孔子是野合而生的私生子，那年春节前，他收到一封50多名孔姓人署名的信，扬言要到法院告他。而朱维铮回应“我一直在等他们的传票”，“传票来了我自己去辩护。孔子的出身不是我说的，是司马迁和郑玄说的，关于孔子的第一部传记是《史记》里的《孔子世家》。”
而当畅销书《于丹心得》一书问世时，朱维铮在接受采访时毫不留情地批评“她不懂《论语》”。于丹在《百家讲坛》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朱维铮指出她是借用了北宋一个“不学有术”的权相赵普的话。在记录这个故事的宋人笔记里，赵普是为了辩护自己不读书，而向宋太宗说他平生只读一部《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赵普死后两百多年，元杂剧中将此语渲染成“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据此将《论语》拔高为“治国之本”的价值判断，朱维铮直言想到了“文革”前林彪拿着《毛选》赞扬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思路。这些“惊人之语”不一而足，朱维铮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经常招致指指点点甚至谩骂，他觉得：“我只是用历史来说历史，但许多人就是接受不了”。学者易中天为于丹书作序，就曾遭到朱维铮的质疑，但易中天后发了条微博，写道：“先生脾气大但架子不大，骨头硬却内心柔软，可谓有风骨又很谦和，极具学人风范”。
最受欢迎的老师与最后一课
朱维铮是复旦很晚恢复上课权利的中年教师，却受到了学生最多的欢迎。朱维铮被学生评为三好：“学问好，口才好，仪表风度好。”他讲大课时喜欢不时扯到课堂内容之外的话题，臧否人物，口没遮拦，喜欢骂人，颇有魏晋风度，而这是最吸引学生的。
不少复旦大学的教授，以前都做过他的学生，哲学系教授李天纲与朱维铮相交长达32年，他回忆当年老师上课时的风格：“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而且朱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表现在学术上，在学术上会关心学生，但在生活上则很少。他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这样干干净净，少有其他牵扯。”上世纪30年代起，复旦文科风行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教法，见面就由学生讲讲最近读了哪些书，在聊天对谈中全面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亲炙弟子，当面提携。这种方法从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一路传到朱维铮。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杨志刚，求学时常去朱维铮家请教，“朱老师经常躺在床上跟我聊天，一点架子都没有。这种言传身教的机会，太难得了。”他至今记得老师时常不期而至地发问，一次聊着忽然问：“如果交给你十万个人，你会指挥吗？”
朱维铮给自己的评价是：“我肯定是严师”。李天纲至今记得，1986年开一个重要会议，每个人都做了会议纪要，做完给朱维铮改。返回来时每个人的文字都几乎改掉三分之二，用红笔划掉。“从头到尾就像编辑一样的做法，没有完全把你的文字丢掉，串联起来以后变得更加好，意思一点都没有损失，学生看了都傻眼了。”很久之后，朱维铮和他谈起这件事：“你们真的不要怪我这样划，周予同先生就是帮我这么改的，改了几次以后，我的文章就变得好起来。你们写文章一定要陈言务去。”而马勇更为老师遗憾：凭着他的才气和勤奋，理应多留下几部传世作品，但他半是为声名所累，半是对己要求严格，不敢轻易出手。“最能表现他学识与见解的《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其实都没有出版，前者他至少讲了三十遍，后者也不下于十多次。他个人太看重这些了，因而一遍又一遍地检视增补，不厌其烦。”
学生们的深情回忆中，生活中的他又是另一番模样：“记得复旦岁月中，总有朱老师穿着短裤、骑着自行车穿越北区的场景，那时候朱老师70多了。”少有人知道，这位乾嘉学派的传人，还曾是话剧社的台柱子，校百米短跑纪录的保持者。李天纲印象中的老师充满活力：“从前我们总感觉先生身体很好，像是有着用不完的生命力，无论学术还是日常生活。他爱抽烟，六七十岁了还是如此，一天要抽掉两包烟；他也是复旦大学出了名的“酒仙”，有着真性情，尤喜黄酒，白酒一次喝个三四两也不成问题。”李天纲难以忘记，在朱维铮查出肺癌的前半个月，他们还曾一起把酒谈天，酣畅淋漓。
2011年12月15日，朱维铮强撑病体最后一次登上课堂，为了履行开学时他曾对学生们许下的承诺。他拄着拐杖爬上三楼，在休息室里整整坐了半个钟头，才缓过来。《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成了他52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上海纪实频道《大师》栏目全程记录了这珍贵的时刻。朱维铮在课上给了学生三条建议:“不要把自己变成大中华主义者。”“眼睛向内看，解决了中国内部的问题，才会解决历史上会‘积弱’的东西。”“改变观念，国人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其实还停留在孔子时代，甚至还不如林则徐、李鸿章他们。”犀利睿智，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