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3月登基，公元前87年3月驾崩，在位五十四年。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年)，约于征和三年(前90年)去世。因此，可以说司马迁的一生和汉武帝的统治相始终。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所营造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不仅极大地感染了司马迁，而且对他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决定了依附于皇权的司马迁也会因君主好恶而遭遇人生沉浮。因此，笔者拟以汉武帝对司马迁创作的影响为个案，以剖析等级制度下帝王与文学的关系。
(一)汉武帝为司马迁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汉武帝的历史功业、对司马迁的任用激发起他创作《史记》的责任感，统一安定的国内形势，给司马迁漫游搜集史料提供了保证。
汉武帝统治时期达到西汉的鼎盛，国家实力大增，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大汉气象。据《汉书》记载：
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钜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
汉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汉朝的一统天下不仅稳定了政治，而且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如司马迁在《平准书》的开篇即描述了武帝时人民富足、天下承平的盛况：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经济上的富庶不仅使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而且他们也开始重视礼义廉耻。同时，往来交通的便利也带来了商业贸易的长足发展。如《史记?货殖列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在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汉武帝格外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任用。他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因此即位伊始，他便下诏求贤：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跽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活跃于这一时代的士人大都怀有强烈的功名渴望，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去面对社会。“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此令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参政热情，士人们“为王前驱”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才华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汉武帝时期因此呈现出了一派人才济济的繁荣景象，据《汉书》记载：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茑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受武帝朝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影响，司马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也是一种积极奋起的进取形象，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屑之才力，以求新媚于主上”，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报负，呈现出一种豪迈之气。
首先，正是由于司马迁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才能“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先后在武帝朝担任郎中、太史令和中书令等职。汉武帝的政治统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激发了司马迁强烈的自豪感和“宣汉”、“恢国”的历史责任感。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采，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司马迁认为当朝国家统一，百姓臣服，呈现出贤君忠臣上下合力的祥和局面。身为史官，如不对这一段历史加以记载的话，那将是莫大的罪过。此言足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充满着赞赏之情，他也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个盛世有所建树而深感自豪和欣慰。在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下，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在这里，他以周公、孔子自比，兼采诸长，包罗万象来创作《史记》，并把它视为《春秋》第二。
其次，统一安定的国内形势为司马迁外出实地考察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据《太史公自序》记载，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此外司马迁曾任郎中，于元鼎五年(前112)跟随武帝“行幸雍，祠五峙，遂?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不久司马迁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他以郎中将的身份奉使出征巴蜀以南，在西南夷地区设郡置吏；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他随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总之，司马迁的踪迹“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司马迁考察的范围之广，路程之远，内容之多，收获之丰，为他创作《史记》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再次，汉武帝重视文化事业，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据刘歆《七略》记载：“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同时，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石室、金匮等是国家保藏重要文书的秘府，这使得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得以“?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对庞大而浩繁的资料进行阅读、整理、编辑使他获取了创作《史记》的宝贵资源。
(二)汉武帝对《史记》内容特征的影响
首先，汉武帝大一统的业绩，促成了以本纪为纲的《史记》结构框架的形成，促成了《史记》的宣汉、恢国意识。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以削弱诸侯王的地方势力，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使侯国归郡统辖，从 而使中央政令达于全国；军事上，发动与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从而使边疆地区免受匈奴的威胁；经济上，汉武帝将地方的盐铁经营权、铸币权，收归中央；思想上，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这一系列的举措使西汉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局面。
大一统的业绩使大一统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如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传学者在解释《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时为“大一统”思想提供了理论武器：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由此可知，“大一统”主要指政治上统一于君主，即反对地方割据势力，实行中央集权，以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这种思想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适应了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
汉武帝的大一统基业使司马迁充满了自豪之情，因此大一统是司马迁《史记》十分重视的问题，并将之贯彻于《史记》的撰写之中。
《史记》全书共由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构成。其中以人物为中心的本纪、世家、列传在编排上以金字塔式进行排列，明显地体现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大一统封建等级思想。如《太史公自序》中说：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在这里，“科条”即纲领，意即《史记》是以从黄帝到武帝的历代君主作为全书的叙事纲领，王侯将相作为君主的辅助者，他们与君主的关系如同二十八星宿围绕北辰，或三十车辐围绕一个车毂一般，以体现君主的核心地位。《史记》这种以本纪为纲的框架结构体现了司马迁对汉武帝大一统政治的关心和拥护。
即使作为全书叙事联络和补充的表也以历史发展的线索清晰地显露出了司马迁主张大一统的思想倾向。如：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强，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势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从以秦为主的六国表，到歌颂征伐四夷功臣的建元以来侯者表，再到颂赞武帝采取“推恩”以削弱诸侯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王子侯者年表，大一统始终是它们的共同主旨。
《史记》的结构设置也是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安排的。首先，司马迁创作《五帝本纪》确立了历史发展的源头：“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李景星《史记评议》云：“太史公记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后世或居中国，或居夷狄。”在《史记》的纵向结构中，司马迁分别按照五帝、夏、商、周、秦、汉的顺序组织文章；横向层面上，司马迁在为华夏民族作传的同时，还对汉朝周围的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进行论述，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从而建构了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的历史。
大一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反复表达的思想，如“惟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等。秦朝虽因暴政亡国，但其统一中国的巨大成就受到司马迁的称赞：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司马迁认为秦朝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纷争的混乱局面，统一了中国，因此，不能牵绊于秦朝因暴亡国的史实而忽略其巨大的历史贡献。秦始皇巡游时喜欢刻石记功。对此，司马迁也加以详细记载，如“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从记载的内容可知，司马迁对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事业是持颂扬态度的。
因此，《史记》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大一统始终是其主题。
其次，汉武帝尚奇的文学趣味，影响了包括司马迁在内的文学侍从的审美情趣，促成了《史记》的“尚奇”特征。
司马迁的“尚奇”是与他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司马迁曾先后陪同汉武帝出巡崆峒山、泰山、长城等地，后又奉命出使西南直至昆明。再加上青年时期的壮游，使得他“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问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上书密韩太尉书》)司马迁关注历史上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奇异之士，从而形成了其“尚奇”的审美心理。
西汉扬雄称司马迁“子长多爱，爱奇也”。不过和汉武帝的喜好奇异的祥瑞之物相比，司马迁的“尚奇”则是侧重于刻划那些具有非凡的特征、奇异的个性、出众的才能的人。他们有的具有奇节，如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一诺千金，舍生取义的程婴、公孙杵臼；有的是奇貌，如“生而首上圩”的孔子，重瞳子的项羽，“猿臂”的李广；有的是奇谋，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有的是奇行，如功成不自居的鲁仲连，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敢于夜奔相如的卓文君等等。正是这些非同寻常的奇人奇事，构成了《史记》丰富多彩的特异世界，增加了作品的浪漫色彩。如今人李长之先生所言“因为好奇，所以他的文字疏疏落落，句子极其参差，风格极其丰富而变化，正象怪特的山川一样，无一处不是奇境，又象诡幻的天气一样，无一时一刻不是兼有和风丽日，狂雨骤飙，雷电和虹!”。
(三)汉武帝的皇权专制与《史记》的实录精神
汉武帝时期，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以帝王专制为核心的等级制度。这种专制实质上也是赤裸裸的“一人治”，使统治者完全凭主观情绪来决定仕人的升迁罢黜，那么在这种率性而为的用人体制下，出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李陵以五千士卒迎击六倍于己的匈奴，因寡不敌众，最终兵败降敌。消息传来，武帝大怒。司马迁对李陵降敌真实目的的辩解不但没能宽慰武帝的心，反而令自己陷入牢狱之灾。次年，因公孙敖的谎报军情，司马迁又被处以宫刑。“李陵之祸”使司马迁“在心理上拉开了与汉家的距离，他进一步深入王道德治内核，并从这一层次审视现实政治，从而发现了其中的许多弊端。”他以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眼光来审视和评价汉武盛世华丽光环中暴露出的种种社会矛盾，并以 “实录”的形式予以再现。
首先，他发现在统治者眼中，史官只是“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却被以“娼优畜之”。在为李陵辩解时，又以“口语”遭遇宫刑。对现实功名的积极追求与对不公正命运的无能为力使司马迁产生了强烈的不遇之感，并以其作品来思考专制体制背景下士人们的普遍命运，促成了“不遇”这一文学创作主题。
同时，政治理想的失败导致的“不遇”之悲使司马迁由己及人，在史料记载的选择上，更加关注不幸人物的命运。在汉武帝的皇权专制之下，不仅仕人们普遍遭受不遇，即使朝中大臣也是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元光元年(前134)，大行王恢向武帝建议对匈奴实施诱杀计，最终却因匈奴的察觉而告败。武帝迁怒于王恢的畏敌观望，坚决认为“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王恢在绝望中自杀。元朔二年(前127)，主父偃因揭发齐王的荒淫乱伦而使齐王畏罪自杀。汉武帝为了平息其它诸侯国的怨气，竟族灭主父偃。其它如因武帝巡游接驾不周，陇西太守自杀；秦中地区有些千里之内未设亭徼，太守以下的官员遭武帝诛杀等事更是揭露了汉武帝的残酷，视臣子生命如草芥。总之，士人的命运完全由武帝一人左右，正如司马迁所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司马迁不仅揭露了汉武帝虚伪的人才政策，对其穷兵黩武之举更是大加批判。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匈奴的战争持续了五十年之久。对此，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说：
世俗之言匈奴者，惠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已；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
世俗中人言及匈奴问题，错误之处在于他们想侥幸获得一时的权势，因此努力使自己的主张被采纳，以利于其极端的观点，而不去衡量匈奴和汉朝双方的实际情况。对付匈奴，军事将领们恃于中国疆域的辽阔，士气的高扬，天子也根据这些来制定对策，所以建立的功业不深广。“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且绵延不断的战事最终造成了经济的萧条和官逼民反：
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其次，对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判。汉武帝讨伐匈奴、平定南越、开通西南夷、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等一系列外攘夷狄，内修功业的政治举措导致“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整个国家陷入财政危机。为了挽救这一严重局势，汉武帝采取了诸如禁榷、算缗、告缗、“均输”与“平准”、改革币制，严禁铸钱等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但未使经济好转，反而使“中家以上大抵遇告……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造成商业的萧条和经济的长期停滞。
再次，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汉武帝封禅求仙的迷信之举。《史记?孝武本纪》不但开篇即言：“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且对武帝的祭祀封禅、求神问药、任用术士、建造宫室高台等行为一一进行揭露。如“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唐司马贞注《史记》时引《汉书旧仪》云：“高三十丈，去长安二百里，望见长安城也。”武帝求仙不仅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方士之候祠神人，人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第四，自身的遭遇也使司马迁认清了酷吏的凶残和律令的虚伪本质。汉武帝时期儒学独尊，然而牢狱之灾却使司马迁对此时的严刑酷法、酷吏政治感触颇深：“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于环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吏则心惕息。”《史记?酷史列传》的传主多为武帝时人，司马迁借此揭露武帝任用酷吏实行极端专制所造成的恐怖政治，其批判的矛头也直指汉武帝。如，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杜周“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怨状”。刘熙载评价其“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
《史记》因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特点而在“为尊者讳”的时代里被诬为“谤书”。《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记载说：“汉武帝闻其(司马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如班固在《典引?序》中说，永平十七年(74年)，明帝诏问班固日：“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于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汉明帝认为，司马迁讽刺时政过于激烈，违背了儒家“以礼节情”、“温柔敦厚”的诗教，虽然获得了个人的名声，却非忠臣义士。东汉的司徒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虽然这些评判有些极端，但也证明了《史记》中实录的无处不在。
(四)结语
笔者将汉武帝对司马迁创作的影响归纳如下：第一，汉武帝作为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化身，其政治举措、思想文化策略不仅会为司马迁创作提供一个史无前例的机遇，而且影响了他创作的走向与风貌。第二，汉武帝的皇权专制与追求个性自由、渴望实现人生理想的司马迁之间的矛盾，使他与同时代士人一样，一方面为汉武盛世气象而振奋，积极投身于汉武王朝的政治文化建设，一方面又为自己被侮辱的灵魂而激愤。强烈的激愤必然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反作用力。因在“李陵降敌”一事上思想观点的迥异把司马迁抛掷到了汉武帝立场的对立面，这一巨大的转变不仅使司马迁开始对自己和历史重新思考，而且也奠定了其作品的不遇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