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下半年至1989年“政治风波”，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造成极度的思想混乱，导致出现了一些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鼓吹“全盘西化”洋奴意识的作品。
1988年影视界出现的电视系列专题片《河殇》，堪称自由化思潮的活标本。它把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思想，鼓吹到了极致。《河殇》经中央电视台两次在黄金时段向全国播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有害的“轰动效应”。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带头在报刊上刮起了一阵吹捧风，一些清醒的学者则写文章对它宣扬的历史观、政治观提出批评。这个时候，当时党的一个重要领导对《河殇》不仅表示赞赏，还让有关单位复制5005录像带迅速传遍了全国；他还送给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套录像带，并推荐说值得一看，让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十多家报刊刊载了《河殇》的解说词，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各种报刊上充斥着吹捧文草，有人说《河殇》“达到了电影艺术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有人说它“打破了电影文化是俗文化的论断，把电影片开始推进到精英文化的层次”；还有人说，它是“在严肃的创作指导思想下产生的较高品位的作品”。《河殇》的作者之一苏晓康，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它“是用西方传进来的电视，促进中国的思想启蒙”，通过它“能够让中国人民觉醒起来，真正找到中国的出路”。另一个作者王鲁湘甚至自吹：“无论从文化思想界对电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还是节目所造成的社会反响来看，应该说迄今为止尚无与《河殇》相匹的。”
1988年6月中旬，当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河殇》时，王震正在湖南岳阳视察。一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接着播出的《河殇》引起了他的注意。回到北京后，他就叫人从广播电影电视部借来一部《河殇》的录像带，并从市面买回《(河殇)解说词》，同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反复观看、议论。为了更准确地把准它的实质，王震曾先后与邓力群、林默涵、曹禺、周谷城、刘白羽等以及许多来访者一起探讨，还给李先念、彭真等送去《河殇》的录像带和解说词，请他们关注这部电视片的错误倾向。经过反复地观看、思索、剖析，王震深深感到，《河殇》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彻底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当时《河殇》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有些报刊上也辟专版连载《(河殇)解说词》、各处座谈会上的发言、连篇累牍的文章，一片叫好声。8月中旬，中央电视台重播《河殇》。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两度播放同一部系列片，是绝无仅有的事。看到重播《河殇》，王震气愤地说：“看来，这些搞自由化的人把《河殇》当做他们的政治宣言了!”从此，王震开始在各种场合抨击《河殇》。
9月20日，王震在家里接待《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和报社其他两位同志，向他们了解有关《河殇》的报道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交谈了对这部电视片的意见。王震激愤地说：“《河殇》的片子我看了两遍，解说词的本子也看了两遍，引起很大的火!它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空的。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否则，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
“现在舆论工具对《河殇》的评论是一面倒，全部叫好，不见对立面。建议你们找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文章。这场笔墨官司一定要打。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精神支柱问题，关系到我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第二天，王震率中央代表团赴银川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当天下午，在银川会见自治区党政领导时，王震说：“我们宁夏濒临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一些所谓学者，把黄河骂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在9月27日下午与自治区领导一起举行的告别会上，王震历数了宁夏各项工作的发展变化后，话锋一转：“但是，有个电视系列片《河殇》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我们祖国、黄河说得一无是处。我看，这个片子是咒骂黄河、长城的，是污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
告别会后，王震向秘书交代：“我对《河殇》的议论明日要见《宁夏日报》。”当时，有关中央一位领导支持《河殇》的情况，早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这天深夜，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桂生打电话给分工管宣传的党委常委蔡竹林，请示对王震批评《河殇》的新闻稿件如何处理，其时已是28日凌晨，蔡竹林业已入睡。他即回答杨桂生说：“即日见报。不必惊动其他领导。今后如果上边追问此事，就说是经过我同意的。”
1988年9月28日的《宁夏日报》头版头条赫然登载了王震对《河殇》的批评。消息传开，一片哗然。很多人奔走相告，竞相叫好。但是也有人说：“这是对文艺作品的干预和打棍子。”还有一些好心人到王震住所劝说王震。一位当时已经担任副部长的晚辈叫着“叔叔”说：“您又不具体分管文教工作。文艺界的事很复杂，现在大家都很尊敬您，您还是少说一点好!”王震一听火了，他指着这位晚辈说：“糊涂!你们竟然如此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
1988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30日上午，这次会议的各项议题都已结束。在即将宣布全会闭幕前，总书记在主席台上例行询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事?就在此时，一个洪亮的浓重的湖南口音在会场回荡：“我来讲几句!”大家顺着声音寻去，只见在台下前排就坐列席会议的王震“腾”地站了起来，异常激动地说：“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
一提到《河殇》中鼓吹的那种“改革”，王震更是无法遏制心中的怒火，他接着尖锐地指出：
“照那样改，改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
“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王震大义凛然的话语如金石掷地，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会场里回荡。当他讲完话的时候，一阵热烈的掌声卷过会场上空。
陈云是从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便任候补中央委员的。据他回忆，在正式举行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 像王震这样个人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向党中央报告自己对重大问题看法的，过去从未有过。
事后，王震曾这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厉害，我在全会上讲讲这事，是想引起中央对此思潮的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迟早是要垮台的!”消息传开，许多老同志、老党员，许多机关干部、文艺理论工作者，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向王震表示支持和敬意。深圳一名机关干部给王震写信说：“从香港报刊上得知您在中央全会上正气凛然地怒斥《河殇》，特向您表示深深地敬意。同时，对国内外敌对分子对您的无耻诬蔑和攻击表示极大的愤慨!”
1988年9月30日下午，王震在中南海勤政殿向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部长王忍之谈了自己对《河殇》的看法。王震在分析了《河殇》宣扬“全盘西化”的本质后尖锐地指出：“在批‘左’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右的倾向，反革命还有人在。意识形态要为现行政策的贯彻服务，我们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把过去的历史都否定了，把功劳都算成你自己的。你们新的领导要注意。军歌中有一句‘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军歌是小平同志批准的。老干部很高兴。当然不能搞两个‘凡是’，但一定要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一说新中国的成就，什么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就是割断历史。不要割断历史，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毛、刘、周、朱、陈、邓那个时候领导班子的大好事办得多，坏事错误事有，应实事求是地讲。不许自由化分子瞎骂!”“意识形态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你们搞意识形态的难，不要怕骂。”
10月10日，合众国际社接到《河殇》制片人提供的消息报道：中国从8日起对《河殇》的发行采取了限制措施，中国海关已不准《河殇》的录像带出口，当局还禁止该片在国内发行。
10月17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写出报告，对《河殇》问题的处理，提出如下意见：一是认真组织开展正常、健康的文艺评论。鉴于前一段时间中一些报刊发表的文章对《河殇》不恰当的赞扬过多，建议有关报刊发表适量的评论文章，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考虑到“《河殇》热”目前正在降温，评论的文章不宜过多，过于集中，以免把温度重新升高。二要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缩小消极、错误东西的市场。三要加强党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
10月16日和11月4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世界著名科学家、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批评《河殇》的谈话和文章，其他报刊也都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文章。
事情好像正在得到解决。但是，王震敏锐地发现，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中，大都是轻描淡写地说《河殇》有些“偏激”、“片面”，基本没有触及它宣扬“全盘西化”的本质。于是，他便找到了文艺理论家林默涵和几位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对他们说：“我文化不高，历史知识也懂得不多，想亲自写点文章，又写不好。想请你们写点生动、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把《河殇》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的本质给驳倒。”
10月25日，王震接到林默涵等人写就的《(河殇)扬什么?》的文章。文章从《河殇》实际上写的是一曲整个中华民族的葬歌；用唯心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对黄河、长城这些中华民族象征，不加任何分析地进行嘲讽、挖苦和否定；对中国历史上争取祖国统一的一切努力，采用怀疑甚至嘲讽态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对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我国消灭剥削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给以任何历史地位；对资本主义文明则极力加以歌颂和美化，并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其学风不正十分严重等十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王震看后，十分高兴，提笔便在上边批示：“这篇文章，正击中《河殇》毒瘤。”
我国1989年发生的北京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王震愈来愈感到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极端重要。1991年1月下旬至3月上旬，他先后在广州、深圳、厦门、福州等地考察。每到一地，他都要提及意识形态工作。王震反复强调：国内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往往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毛主席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摘编自《王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