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到肇始于美国华尔街的“全球占领运动”，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爆发不同程度的社会抗议活动，2011年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全球愤怒之年”。各国国情不同，动荡形式各异，但也有很多共同特征，折射出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社会动荡新特点、新动向。
一、从原因看，因经济全球化、过度市场化导致社会严重分化，民众普遍抗议社会分配不公、抗议被边缘化、抗议精英统治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深入发展，不仅在国家间造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各国内部阶层之间两极分化程度也日益加深。普通民众普遍感觉未享受到经济增长好处，贫困民众感觉被社会边缘化，从而对社会产生失望及至绝望情绪。突尼斯、埃及等西亚北非国家近年来经济虽稳步发展，但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大多数普通民众，没有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贫富差距扩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在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冲击下，这些国家经济急剧萎缩，物价大幅上涨，骤然加剧了原有社会矛盾，执政当局应对乏术，更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普通民众苦不堪言。以埃及为例，开罗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明指出，埃及全国人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富人集团，他们占20%的人口，却拥有55%的社会财富，这些人或从政或经商，他们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第二个层次是中产阶级，他们也大体占20%的人口，占有27%的社会财富。第三个层次是穷人，他们占60%的人口，却仅拥有18%的社会财富。据统计，一个埃及家庭月均生活支出起码需要400埃镑（约合人民币850元）。在穷人阶层中，政府下层公务人员占了相当大比重。具有大学学历的下层公务人员月收入130埃镑，其他大量的公务员月收入仅有80―120埃镑。有数据显示，也门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足以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约占也门人口10%的富有阶层控制了34%的国民收入，其消费总量占全国总消费量的25.5%，而10%的赤贫阶层消费仅占全国总消费量的3.5%。巴林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2010年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33位，在阿拉伯国家中仅排在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之后。但是，占巴林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认为，他们受到逊尼派控制的王室和政府的歧视，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得不到公平待遇。西亚北非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特别是王室、酋长、政府官员与普通百姓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穷困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势必让绝大多数公民不满，极易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美国、西班牙等西方国家贫富分化也十分严重。2010年，美国贫困人口达4620万，创近52年新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美国《名利场》杂志上以《1%有，1%治，1%享》为题揭露：“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倡议者声称：“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罗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政治腐败是导致抗议活动扩大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从参与人员看，失去工作机会的青年和生活水平下降的中产阶层成为运动主体
青年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观念开放，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让他们感到前途渺茫。中产阶层本是社会的稳定器，但不断攀升的物价导致他们生活水平下降，对政府不满情绪上升。据联合国统计，1980年西亚北非共有人口约2.3亿人，到20l0年已经增加到4.4亿人，几乎翻了一番。人口急剧膨胀自然提高了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率。据阿拉伯国家劳动力大会数据，阿拉伯国家目前有1700万人失业，失业率超过15%，一些阿拉伯穷国的失业率一般都在30―40%，甚至更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往往也难以就业，许多拥有法律和医学学位的年轻失业者只能沦为没有牌照的出租车司机。从打开地区动荡缺口的突尼斯看，其官方失业率过去十年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真实失业率可能远远不止官方公布的15%。突尼斯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失业率已经超过20%，15―29岁年轻人失业率可能超过30%。据英国媒体报道，突尼斯年轻人失业率实际达到了惊人的52%。埃及过去30年人口翻了两番，由2000万激增至8400万，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不超过14岁，一半人口年龄在24岁以下，满足埃及人的就业要求甚至需要创造比人口是其3.6倍的美国还要多的新增就业机会。显然，埃及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不具备这样的潜力。2010年，也门青年失业率高达52.9%，突尼斯为3l％。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美国失业率达9%，金融危机以来生活水平降低20―60%，有4600万人需要领取生活补贴。英国失业率达7.7%，其中青年失业率达23%，将近20%的家庭没有人就业。无论阿拉伯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青年人普遍政治意识觉醒，中产阶层普遍对腐败和生活水平下降不满，促使他们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
三、从组织动员看，普遍呈现扁平化群众自发组织特征，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和领袖人物
这些运动很多都是由偶发因素点燃导火索的。席卷西亚北非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起源于突尼斯一名青年因抗议政府取缔摊位自焚事件。伦敦骚乱源于警方当街枪杀黑人青年达根。这些运动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非暴力导向，很少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类似的运动模式，群众游行、街头表演、城市街巷内的涂鸦；无中心，没有公认的政治领导团体和领袖。“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走上街头的群众目标不一，从抗议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上涨、政治腐败到民族宗教歧视，不一而足。“占领华尔街”人员组成复杂，既有失业的工人和大学生，也有越战老兵和家庭主妇，没有明确的政治派别和阶级背景。他们的诉求多元多样，从抗议金融机构贪婪、谴责金钱政治、反对社会不公，到呼吁改善环保、人权等，还有一些示威者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诉求，只是为抗议而抗议，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诉求。
四、从联络方式看，反对派都利用网络等新媒体直接向民众传播声音、集结力量
以“脸谱”和“推特”为代表的新媒体蓬勃发展，使群众交流更加频密，危机爆发前的社会动向不易被政府捕捉，爆发后不易控制，成为事件发展的“催化剂”和参与力量的“放大器”。突尼斯、埃及等国政府严格管控新闻媒体，媒体稍越雷池一步，就会遭到严厉整肃，结果导致本国主流媒体纷纷谨言慎行，以求自保，失去了揭示事实真相、反映人民心声的功能，最终完全失去民众信任。与此同时，西方主导的新兴媒体乘虚而入，成为普通民众互传信息、发泄不满的渠道，并在骚乱发生后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发展过程中，由普通网民所主导的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络在活动组织、动员、串联和指挥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手法更为娴熟。早在突尼斯动乱余波未尽之时，在脸谱网站上就出现了反对穆巴拉克的视频，斥责穆巴拉克政府长期霸占埃及政坛，号召民众游行。超过9万埃及网民在脸谱上留言表示，“为了终结贫穷、腐败、失业和折磨，拼了。”游行示威爆发后一周内，反对派聚集的脸谱网页上，支持者数量从7.5万人激增至44万人。2011年1月28日，政府切断手机和互联网，宣布在3个城市宵禁，但反政府游行示威已成燎原之势。而且政府尽管对推特和移动网站进行封杀，但并不彻底，人们仍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进入相关网站，继续发布消息，进行联络。
“占领华尔街”源于加拿大一份反消费主义杂志《广告克星》最初发出的“占领华尔街”号召。旋即得到支持者在推特、脸谱、集会等社交网站上的群起响应，9月17日，约有1000人在美国纽约发起了首次“占领华尔街”示威。随后在短短数周时间里，“占领华尔街”活动升级为“占领华盛顿”、“占领美国”、“占领全球”。社会网络等新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强大的串联动员能力再次得到实践和印证。人们通过智能手机、电脑等工具，在社交网站上注册账号，进行活动策划和组织联络。借助社交网络，示威民众随时通过手机、便携电脑等移动终端不断将抗议现场情况上传至网络，即时通过社交网络了解抗议活动进展情况，指挥游行队伍及时改变策略，调整路线，规避警方封锁。
五、从国际影响看，全球联运性进一步增强，一国发生的政治社会事件，在“他们能行，我们也能行”的口号煽动下，迅速向其他国家蔓延
西亚北非地区除以色列、塞浦路斯等个别国家外，都是穆斯林国家，且几乎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突尼斯动荡导致政权垮台后，在具有同质文化背景和相似社会结构的西亚北非国家引发连锁反应。各国民众特别是青年迅速传递不满情绪，触发抗议共鸣。他们高呼“他们能行，我们也能行”的口号，走上街头，介绍突尼斯人的“革命经验”，最终导致埃及、利比亚政府垮台，叙利亚、也门、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沙特、伊朗等国也出现程度不同的社会震荡。“占领华尔街”活动的发起者早在其网站上将他们的抗议活动与“中东北非革命”相提并论，称“跟我们在埃及、希腊、西班牙和冰岛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计划使用群众占领这一革命战术，恢复美国的民主，我们也鼓励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目标，最大限度保护所有参与者的安全”。2011年10月15日被称为“全球占领日”，当天，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加拿大、荷兰、希腊、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900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
六、从应对看，各国政府普遍对社会信息化时代群众运动方式感到陌生，应对乏术
各国政府普遍对互联网缺乏必要监管，忽视新媒体对政治生态和社会管理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缺乏有效预警，只能僵硬地采用传统手段应对，导致事态激化。一些中东国家政府在进行网络管理时，对民众反映的官员腐败、年轻人就业、社会不公等问题，很少予以积极回应，反而多采取压制性措施，导致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在网上迅速传播，最终一触即发，难以收拾。从伦敦骚乱到“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政府整体失语，普遍面临两难：一方面，按照西方宣称的自由主义理念，民众有权利捍卫自己的财产和尊严，政府应允许占领活动；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占领运动不断扩大，可能危及社会和政权稳定。总的看，就是当局社会管理理念和手段没有跟上信息时代发展需要。
（作者均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博士后工作站、北大方正集团联合培养博士后）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