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新诗有很长一段不好好说话的历史。比如上世纪20-40年代那种“青春期写作”症候的滥情：或者凌高蹈虚（直抒胸臆的呐喊――粗暴化、简陋化）,或者自我呻吟(肉麻、发嗲)；比如上世纪70（末）-80年代那种卖弄知识、炫耀技艺的作品。
写诗就是说话。可独语，可自白，可倾诉；可娓娓道来，可一针见血，可润物细无声，可风刀霜剑相逼，可手起刀落，可钝刀杀人……
好诗一定是说话得好得明白，说得透彻，入心入骨的（入心入骨的东西，也一定是深刻的东西）。它的语言一定是自然的、质朴的，因而也是亲切的；是简单的、直接的，因而也是准确的；准确的才是最有力的。这样的语言，使诗歌带有人一样的呼吸、体温。
相反，不好的诗一定是话说得不好，或者拖泥带水， 里 嗦；或者是颠三倒四，听不出个数，总之说不到点子上，又怎样奢求说得深刻呢。至于那些矫情又没有思想深度的话，就不值一说了。
还有些话值得警惕，比如炫耀知识的话，堆砌辞藻的话，故弄玄虚的话，装腔作势的话，怪异的、生硬的、晦涩的、繁琐的话，空洞的话，说教的话。
二
我们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经常有眼睛突然一亮的感觉：他（她）怎么会这样想？居然有这样的体验？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新鲜，是因为以前我们没听过、没见过，也就是说作者有新的发现，他（她）提供的经验于我们而言是新鲜的。在文学作品中有新发现很重要，一方面能够吸引读者，另一方面也能让我们的作品更深刻。
文学即发现。没有发现，就没有文学，或者说没有有价值的文学。发现什么？当然是发现秘密（或者真相），发现生活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或者真相）。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在人们习以为常的领域，挖掘出不同寻常的个体经验。任何的人云亦云、生活表象的记录以及浅尝辄止的告知，都跟好文学无关。发现越独特、越新鲜，给读者的冲击力越强。
怎么发现？就是要努力挖掘出更新、更深的生活（或事物）背面的东西，背面更有利于我们了解真相，或者背面就是真相。我们强调写作中的体验要独特，所谓独特就是发人所未发，发人所未发的东西肯定不会在生活（或事物）的表面。当你发现了真相，你便拥有了深刻。
东荡有一首短诗《朋友》，这样写道：“朋友离去草地已经很久/他带着他的瓢去了大海/他要在大海里盗取海水/远方的火焰正把守海人/他带着他的伤/他要在火焰中盗取海水/天暗下来到 朋友要一生才能回来”。短短七行却极为形象而真切地揭示了“朋友”（可能指任何一个人）活着的真谛――每一个人都在为一滴海水而活着，而为了一滴海水则要付出他的一生（东荡子语），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永远有着终极追寻的美丽和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