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严文井从社长职位上卸任，所以，我1984年底到人文社后，一直没有见过这位以童话和散文创作享誉文坛的老社长。 十多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为了撰写一本关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书，1996年2月27日晚，我专程到红庙北里他的寓所去访问他。
严文井把我迎进门，我跟着他，走进客厅旁边的一间屋子。这是个长条型的小房间，充其量不过十平米，一床一桌已经够拥挤了，床边又堆着书，还有满满当当的书架，更显得狭窄局促杂乱。他没有在放着沙发的客厅，而是在这个过于狭小的卧室兼书房，接待我的来访。
眼前的他，已不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和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上，所能看到的那个满头黑发的鲁艺文学系教师了，而是一位有着所谓“苏格拉底式的谢顶”、长着又圆又大的额头的地地道道的“童话爷爷”。
记得在《〈严文井散文选〉前言》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位老上司过去曾批评我这个人好用怀疑的眼光看人。”我就问他，“这个老上司是周扬吗？”
“当然是他喽。”他的回答中有那么一点不易察觉的弦外之音。
他回忆说：“抗战胜利后离开延安时，周扬问我对鲁艺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抢救运动不太好，不应该那么搞。周扬竟然很吃惊，说你还有意见！意思是你又没有被‘抢救’，你有什么意见？”
五十年代初，他又成了周扬的部下。他奉命起草的某些公文，周扬常常是不满意的。因为他既不善于揣摩上司的意图而投其所好，又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想法。他也因此没有得到赏识和信赖而被提拔重用。
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严文井，衣襟上有明显的油渍，肩上散落着头皮屑。一只黑白猫不时地在我们俩周围踱来踱去，在他身上爬上爬下。他任凭这只猫不断地在身上腻，偶尔耐心地和它说两句话，很亲昵，没有一点厌烦，就像猫是他所溺爱的一个孩子。
他的宽大的额头里，似乎承载着太多的往事、旧事、故事，但是，他并不愿意多谈、长谈、深谈。他说话时的语调，带有一丝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嘲讽的意味。即使是他的幽默里，也含有一种淡淡的苦涩的味道。从他日渐衰老的身体里，从他那外人无法窥视的心灵深处，好像发散出一股“曾经沧海” 的倦怠、疲累和淡然、漠然的气息，蕴藏着一种意欲摆脱而又无法超然、想置诸脑后而又不能完全释怀的东西。
担任过人文社副社长的许觉民，曾劝他写一点回忆录，他不肯，说“不好写”。韦君宜出版了《思痛录》之后，社里的一些老同事多次建议他像韦君宜一样，写写自己的经历。他却说：“那时我在延安，韦君宜在绥德，延安的事情，她知道得并不多嘛。”
严文井没有留下一部丰繁厚实的回忆录，就走完了悲欢忧乐、跌宕起伏的沧桑人生，被很多人视为一桩憾事。的确很遗憾！
由于他的夫人身体欠安，我的访谈匆匆结束了。隔了两天，我又去了一次，情况和第一次大致相仿。于是不免有些失望：那个在同事们口碑里讲话漂亮，谈吐幽默，很少八股调，官气没有压倒文气，充满智慧的社长严文井，哪儿去啦？
怀着这一份迷惑、好奇和追问，我开始细读他的散文、童话、小说，以及他2005年7月20日逝世以后人们所写的一些悼念文章，试图探寻他的人生履历与精神世界。
“如果我父亲严奇安，我母亲朱芷馨当年对各自配偶的选择稍稍有一点变化，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么一个人。”在《未完成的畸形小传》中，严文井曾以他所特有的幽默这样写道。他1915年10月15日生于武昌。从小学三年级起，他接连阅读了《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上初一时，读了鲁迅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高中时代他接触了安徒生的童话，被其中强烈、优美的诗意所感动。高二的时候，他有了写作的冲动，以“青蔓”为笔名，将一组短文寄给《武汉日报》的副刊“鹦鹉洲”。
没过几天文章就发表了，编者还专门登了一则启事：欢迎“青蔓先生”“源源赐稿”云云。他接着向《武汉日报》以及其他报纸不断地投稿，不到半年就俨然成了一个“青年作者”。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写作上，学习成绩因而下降了。1934年夏天高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几个大学都没考上。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堂兄，帮他在馆里找了一份月薪二十五元的职业， 1935年春天，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古老的富于魅力的北平。
在北平他没有朋友，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活动，甚至连颐和园都没去过，只是沉湎于自己的文学梦之中，一门心思读外国文学名著。不久，他又写起了散文，寄了几篇给他钦佩的《大公报》“文艺”周刊的主编沈从文。沈没有采用他的稿子，但也没退稿，而是给他回了一封短信，批评他写得太多太快，劝他文章写好后，要多修改几遍，不要急于寄出。
“多修改几遍”从此就成了他终身遵守的写作准则。后来，他总是说，自己是沈从文的学生。
这些署名“严文井”的文章，先后在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出来。之后，萧乾又把他的文章介绍给主编《文季月刊》的靳以。靳以在上海良友出版公司主编的一套散文丛书中，收入了严文井的《山寺暮》，1937年春出版。
由于萧乾的介绍，他认识了刘祖春、黄照、杨刚和张桂等人。他后来去延安，就是受到了杨刚和张桂的一些影响。他成了京派作家群中的新人，一两个月就参加一次沈从文在北海或中山公园，邀约年轻作者们参加的聚会，和大家一起喝茶交谈。
后来，他干脆辞去了北平图书馆的职业，想从事“专业写作”。可是没过几个月，卢沟桥的枪炮声就响起来了，他的“职业作家”的生涯于是画上了句号。
1937年7月14日，他匆匆离开北平，于8月份回到了武汉家中。他改变了原来“对政治冷淡”的态度，11月初秘密离家，和一群武汉大学的学生一起，前往延安。第二年5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艺小组从事创作，年底调入鲁艺文学系任教。
严文井是从延安那片黄色圣土走进新中国红色大门的作家，但他和一般的解放区作家似乎又有所不同。从京派作家的大本营北平登上文坛，曾经追求华丽文风的他，在桥儿沟鲁艺的东山窑洞里，开始写起了童话和寓言，从1940年到1941年一口气写了好几篇。
那时，他的第一个孩子就要降生了，身边又不乏像他一样快要做父亲的同事，他想把自己写的童话和寓言作为最美好、最珍贵的礼物，献给即将出生的、未来的新中国的小主人们。
这些作品里有讽刺，也有朦胧的幻想和热烈的情感。有的还在以何其芳为首的窑洞文艺沙龙里朗诵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这些怕是也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了吧？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短篇小说《罗于同志的散步》和《一个钉子》，不是被批评为写“身边琐事”，“有招致离开现实主义以及阶级意识形态论的危险”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严文井参加了“东北文艺工作团”，经过长途跋涉，9月到达东北。年底担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亲历了东北地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革。他在广阔的松辽平原的黑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若干乌黑的头发，和一个闪着光亮的梦。那是他青春年华的一个美好的部分。
1951年春他奉命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由于他不擅长起草红头文件，从1952年年底起就调离了中宣部，去筹建作协。他先后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1961年又以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人文社社长、总编辑职务。几乎文艺界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严酷的政治运动，他都是参与者、目击者和见证者。
在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的后记中，他感慨不已地写道：“十八年时间，写了十九篇这样的作品，平均一年写一篇多一点，真是太少！”为什么写得这么少呢？他说自己“基本上都是在打杂”，“名为文学工作者，实则除少量八股文外很难有真正的创作”，“我这个‘作家’大半辈子都不是在搞写作，而是在做杂七杂八的工作”。
作为一个作家，由于他长期置身于作协的权力中心，不得不遵命写一些“大批判文章”（比如，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进行“再批判”时，他写过《罗烽的“短剑”指向哪里？》），后来又写了大量的“思想汇报”、“自我检查”、“交代材料”，“文革”结束时“还保留了足足一木箱”。
所以，回首过去的时候，他说自己“时常做一些蠢事”，“做过荒唐的事情，错误的事情”。
但他并不是那种在权力中心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人。他从不趋炎附势，主动整人。做表态性批判发言时，也从未疾言厉色。在一次批斗丁玲的会上，别人的发言都是政治性批判，言辞激烈，火药味浓得很。轮到他发言了，却突然冒出一句“陈明配不上丁玲”来，引来哄堂大笑。
1962年9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月月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又绷紧了。在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他不得不做了一番检讨：
“春天，我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林荫道上过来，我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安排上半年工作时，我估摸大概没有什么事了，可以干点正事了……”
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通过呢？果然，不久即遭到批判，说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还给他戴了两顶帽子：“闲适派文人”、“资产阶级老爷”。
“文革”中他成了“走资派”，接连登台示众，挂了黑牌，罚了跪，跪粗沙子和玻璃碴，被强制低头弯腰，认罪。他后来说：“长时间的低头弯腰是一种高难度的技巧动作。”
他习惯了说“我有罪”，甚至还想说“我根本就不配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只是由于胆小，才没敢说。
“作协革委会”的武装力量“红卫兵”抄了他的家。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彪形大汉，呐喊着冲了进来。字画、图书等等被他们当做“四旧”，用被单、床单捆了六七个大包，席卷而去。还顺手牵羊，拿走了他妻子的衣服、头巾、新毛巾、肥皂和牙膏，以及几双新袜子……
三年后，他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架辕拉大车，拉粮，拉煤，干重体力活。
有一次，许觉民在路上挑着担子，正巧看见严文井拉车下坡。那一段路坡度很陡，严文井驾着大车，从高处奔驰而下，到了坡底，全凭体力和手劲把车刹住，万一刹不住车，后果不堪设想。看得许觉民惊心动魄。
过后，许觉民问他，倘若失手，又将如何？
严文井笑笑说：“不妨事的，有人以为我干不了这，我偏要干给他看看，这是难不倒我的，倒是拉一车，歇下来困得很，倘有口白酒喝喝，可以解乏，可惜没有。”
后来，提起那段连童话也几乎遭到禁止的岁月，他说，那简直“是一个漫长的噩梦，醒来时也还摆不脱惊悸”。
对于“左”的祸害和遗毒，严文井有着椎心刺骨、痛彻肺腑的经历与感受。他也曾经“左”过，在“左”的潮流中，亦不免随波逐澜。他的胞弟，当年跟随他一起奔赴延安，在“抢救运动”中被无端地怀疑为“国民党特务”，交给了在“鲁艺”教书的长兄来“教育”、“挽救”。严文井对不肯违心承认自己是“特务”的胞弟说：“党有党纪，家有家法”，还挥起了拳头来教训他。之后，他的胞弟被逼自杀，所幸未死，但落下了精神疾患。严文井为此而痛悔终生、罪疚终生。
“神话时代已经结束”，从漫长噩梦中终于醒来的严文井说，“我们可以不再向老龙磕头了”。还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几乎是一个怀疑派；经过了漫长的不怀疑的岁月之后，我重又感到了‘怀疑’的一定价值，我把‘怀疑’当作认真分辨和深入思考的同义语”。他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一个一个疑问相继得到解答”。
不仅如此，他的文章里还充满了自省和自我剖析：“我这个人又柔弱又刚强，是二者的矛盾统一体”；“我的失察是由于我身上那种没有去掉的阿Q精神造成的”；“我从来不想害人，我的灵魂是软弱的，与人为善的。我也做过错事，如今想起是很愧悔难受的。”
他说，“我听了一辈子训斥”，“我的过失已经不可挽回”，希望读者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出这些悔恨，代他弥补。
他还画了一幅自画像《严文井自剖》，郑重地钤上了自己的印章，复印了好多张，分赠给同事和朋友。这幅自画像意味深长，嘴和脸都扭曲了，实际上是他内心痛苦的一种抒发，也可以说是他和他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一幅精神肖像。
在致小说《爸爸爸》的作者韩少功的信中，他写道：“你描画的这个白痴现在一直在威吓我，令我不断反省我是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丙崽”，还说要“警惕我自己”。
怀疑、自省之外，他的作品里还多了自嘲：“我这个人太世故”；“我这个人很笨，也不太风雅……有点像《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作家”。他还说自己“没有才气”，“胆小，老怕说错话”，是“一个丑老鸭”，是“一只又干又皱的小小的苹果”。
只有睿智的人，才喜欢自嘲，也敢于自嘲。自嘲，恐怕也是拥有反思能力的一个标志。而在严文井的自嘲中，似乎还可以品咂出一丝苦味来。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的这一点格外突出。
1973年，严文井从“干校”返回北京，担任人文社临时党委书记，重新主持工作。在极左思潮仍甚嚣尘上的严峻局势下，他和韦君宜率领全社员工，在异常艰难中，克服重重阻力，逐渐恢复了编辑出版业务。一年以后，人文社的出书品种，便从二十七个迅速增加到一百二十三个。
1979年，在他和韦君宜的领导下，人文社在京召开了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几十个当时最活跃的小说作家出席了会议，胡耀邦、茅盾、周扬也莅临讲话。这次会议促进了作家的思想解放，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人文社成了文学界解放思想、繁荣创作的一个重镇。
1980年4月，人文社筹备编辑出版儿童文学刊物《朝花》，他对参与筹办的屠岸说：“不要老是灌输‘阶级教育’了……应该对少年儿童讲讲人性和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为什么奉送给资产阶级？”
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新的手法和新的气象。对于一些受到欧美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作家作品，有人茫然，有人忧虑，有人反对，更有甚者，还和阶级斗争挂上了钩，恨不得食肉寝皮。严文井却持一种欢迎态度。他爱读王蒙的小说，也爱读残雪的小说，觉得很新鲜，无论手法、结构还是语言，他都能接受。他对许觉民表示，不知为什么，有人看了这样的作品就反对，还视为洪水猛兽，他们不懂得，文学艺术没有流派，是永远也不会发达的。许笑着对他说：“你要是当起文艺的领导来，文艺一定会活泼了。”他说：“那不行，我还得照别人说的话去说，不过，我个人的爱好，别人却无法来剥夺。”
他认为，对所谓“朦胧诗”，不能一概否定。他说“意识流”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所以他赞成作家写人物的内心独白。1982年，他写了《美，在变动中》一文，为文学创新，为尝试新的更好的艺术表现方式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辩护。他指出：“大家都来探索，辨别，总比几个人的武断要强得多。”
严文井对文学创新的敏感、热情与期待，吸引了很多在文坛、诗坛十分活跃的年轻作家和诗人，汇集在他的身边。他们都刚刚在传统和成见的力量还很强大的文学界崭露头角，特别需要前辈作家的宽容、理解与支持。在他们眼里，能够阅读英语文学原著的严文井，是一个慈和而智慧的“文学保姆”。
他在东总布胡同的家，成了小说家李陀、陈建功、郑万隆等人经常光顾的“沙龙”。北岛、顾城、欧阳江河、杨炼、芒克等青年诗人，也是这里的常客。杨炼办理出国手续遇到了困难，还得到过他的帮助。
1985年8 月，严文井在《文艺报》公开发表了致韩少功的信《我是不是个上了年级的丙崽？》，热情地肯定和支持青年一代的小说创作和艺术思索。不料，此事被上边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点了名。
然而，声称“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只言片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的严文井，仍然继续关注和支持对小说艺术的探索和创新。1986年，他为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探索小说集》撰写了序言，其中写道：“近几年，小说又发达起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还有人提出了‘探索’和‘创新’种种说法，大有异端邪说的味道。不过，上帝既然恩赐了我们各自一个脑袋，各人也都不妨稍稍想一想。”
有一回，他当面对担任作协领导职务的人说：“很多我们当年犯过的错误，你们还在犯！” 说者痛心，听者亦不免有些惊心。
对于自己主持的人文社的工作，严文井并不是事必躬亲，而是相当超脱的。他放权、放手、放心地让部下和同事去干，是一种近乎“无为而治”的工作作风。
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几十年之后，他对人，对人性，对人生的虚妄，对人的局限性和悲剧性，对政治，对历史，对政治的凶险，对历史的荒诞，认识得更深刻了、更透彻了。
他似乎获得了一种心智的澄明，有了一种大彻大悟，但又依然有深深的惶惑。他的幽默里，就有这惶惑在。
他写过一个年轻人，“他渴望美，却看见了丑，只有从丑恶与丑恶之间的缝隙中看到一些美。他感到困惑”。我觉得他写的，也是他自己。
五十年代初严文井进京后，在被称为“大酱缸”的东总布胡同46号作协宿舍，住了很长时间。几番雨打风吹，他看到一些“高级作家”荣升当官了，一些“机灵人”“弄巧成巧”或弄巧成拙地离开了，一些作家被放逐了，一些作家死去了。他了解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他熟悉那些风云人物，但没有写过他们，却怀着柔和的心，描写了从山西山沟沟里走出来，住进这里以后并不自在的“乡巴佬”作家赵树理。
他写了这位早已在全国大名鼎鼎的“土头土脑的老赵”，由于儿子没能分到上重点小学“育才小学”的名额而自打耳光、放声哭泣的自我发泄；写了与一般都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官儿们”相比，“老赵”在“大酱缸”里算不上个老几的“二等公民”的地位。
这些发生在著名乡土作家赵树理身上的小故事，与时代的潮流相比，既不浪漫，也没有诗意，太鸡毛蒜皮、不值一提了。然而，它的真实性和严酷性，是令人战栗的。严文井就是这样，把某些被宏大历史叙事无意忽略或遮蔽了的真相，不动声色地赤裸裸地揭示给了我们。
读了这篇《赵树理在北京的胡同里》，先是略感意外，继而深长叹息，心酸不止。
去年的一天，和牛汉先生谈起严文井。他说：“新时期以来，严文井可以说是大彻大悟。1980年《新文学史料》发了《从文自传》，那会儿有些人对沈从文还有偏见。楼适夷就不大以为然，说‘我是《史料》顾问，为什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哪？’严文井给我打来电话说，‘发得好！’1989年周扬去世后，我到八宝山参加了追悼会，消息第二天见报了，严文井看到后给我打电话，说，‘牛汉，你不应该去。周扬这个人，不可信。’我就对他说，‘他不是忏悔了吗？不是当众流过泪吗？’严文井说，‘他在延安就这样，善于表演，今天对你流泪，明天就可能整你。’”
当年在鲁艺，周扬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但经过反胡风、整丁陈反党集团等等运动之后，他对“周扬整人的那套东西”，越来越不以为然，越来越反感。
他曾经想好好写写周扬，据说，甚至已经开了这样一个头：“我怕你，我讨过你的好，但我不算你喜欢的前列干部，因为我是一个笨蛋……”但是，他又觉得，要写就不能含糊，得按照自己的看法、想法来写，但这样就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
后来，在一篇题为《心债》（1997年8月）的文章里，严文井提到，他欠周扬一篇文章，没有“公正地”既说说他的“好话”，也说说他的“缺点”。
权力左右的局势为十年。
智慧和机灵左右局势约为百年。
被真理左右的局势是永恒的，无论看起来是怎样变幻不定。
――他曾在笔记里写下了这样的看法。但又觉得，现实“难于把握”，“我的现实观也许是荒诞的”。他说自己“是乐观的”，是一种“悲观里的乐观”。
八十年代初，严文井以《散花》为题，写过一组寓言，颇为引人注目。虽然篇幅短小，但极精练、极耐人寻味。比如：
胆小的老兔子临终时要做一件勇敢的事，就是讲心里话。他小心翼翼地对小兔子讲狼是我们的敌人。随后又问：“狼在不在附近？”
老虎暴虐，狼和兔子都抱怨，不敢说。老虎死了，兔子向狼去说老虎的暴虐，狼又不让。 狼用老虎的皮蒙在身上，在百兽中更暴虐。
狗打架，打败了的狗找猫出气。
从这些内涵复杂深邃的寓言里，你可以看到，在中国文学界，从噩梦中醒来的严文井，是属于较早走出思想禁锢和精神牢狱的那一部分人。他的理性开始成熟起来，从而具有了一种穿透力。《散花》既闪耀着文学的智性之光，又凝聚着高度的人生哲理和政治智慧。
虽然离休以后，他赋闲在家，深居简出，但头脑从未停止过思考。他的思考既是深刻的，又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超越性。有一次，他和来访的陈四益聊着聊着，突然激动起来，声音也提高了几度，大声说：
“人家总以为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也自以为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但是，细想起来，我算有思想吗？我真的有自己的思想吗？没有，我没有自己的思想。”
他的女儿欣久，小时候有一回不肯吃饭，他一时生气，粗暴地打了她。女儿满脸泪水，哽咽着说：“爸爸，我吃不下！”这可怜的模样和声音，一直烙印在他的心里，不断地折磨着他的良知，使他疚悔了很久。
很多年之后，他看到一群孩子为了取乐，残忍地打死了一窝小猫；又想起“文革”初期，一些十三四岁、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凶狠地打死了不少女教师的往事，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他觉得，同情心、恻隐之心，是人性的重要元素。那一群为取乐而虐杀小猫的孩子，如果这种性情继续发展下去，他们很可能会变成残酷的人、残忍的人、残暴的人。如果他们当了支部书记或厂长之类，那将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他认为，要引导孩子们既要勇敢，又要富有同情心。要教育孩子们懂得，恃强凌弱，欺负幼小，是最可耻的！
他八十岁的时候，为自己几十年前的粗暴，郑重地向女儿道了一个歉。女儿对他说：“我早已忘了。”
严文井是一个感情细腻，想像力丰富，文字精致、幽默、考究、充满诗意与音乐感的童话和散文作家。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冒充一个作家。从十七岁到现在，五十多年都在干杂事，包括斗人和挨斗。我的作品很少，每种挑一本，加起来不到一公斤重，还比不上一棵大白菜。
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
我本来就很贫乏，干过许多错事。
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
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具有仁慈而宽恕的心，他们有眼泪，但不为自己哭。
这只是我从他的一本书里，随意捡拾出来的两段普普通通的文字，写得多么优美，多么幽默，多么睿智和诗意！这样漂亮的文字，宛如草原上烂漫地绽放着的野花，在他的作品里触目可见。
他特别喜爱音乐，既爱听京剧，又经常独自欣赏西方古典音乐唱片，尤其喜欢听贝多芬、莫扎特、“老柴”、莫索尔斯基和花腔女高音。
他和老友萧乾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不是国事，不是文学，也不是张三李四，而是音乐。萧乾谈贝多芬、德彪西，他谈“老柴”和莫索尔斯基。萧乾对音乐的喜爱，是他最欣赏的。他看到过沈从文听音乐的时候泪流满面。他有一个观点：“真正喜爱音乐，打心里欣赏音乐的人都是好人。”
他喜欢猫，养过各种各样的猫，还养过一个“猫家庭”，猫“丁”兴旺的时候，大小猫共达七口之多。他给爱猫“欢欢”开鱼罐头，自己泡方便面。他还喜欢养花，喝酒，下围棋。
柔和，是他最爱用的一个词。“我的心是柔和的”；“妻看着我，目光逐渐转向柔和”；“别看他有时皱眉，他的心却很柔和”；“我们的心很柔和，还要继续保持柔和”…… 我想：柔和，正是他和妻子、孩子、小猫在一起时的心境，也是他写童话时的心境，他听音乐时的心境，他慢慢吸着烟沉思时的心境。
这个从小就爱幻想，偏爱幻想事物和幻想故事，爱美，爱琢磨，喜欢观察，喜欢编故事，富有好奇心，单恋过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姑娘（她是个女高音，他在北平大鹁鸽寺胡同，每天黄昏听她练声）的童话、散文作家，对人，对小动物，对这个世界，在内心里，是充满了柔和、温存、细腻、浪漫的美好情感的。
有一颗柔和的心，体验了人生，体验了世界，去过苏联、埃及、波兰、日本、印尼等十几个国家的严文井，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他“爱过、恨过、希望过、失望过”的世界，在他喜欢的舒伯特的小夜曲声中，飘然远行，就像他自己说过的，“一切都终归于没有”。
他晚年常看佛经，最喜读《金刚经》。不但自己读，还推荐给别人读。他多次把《金刚经》中下面的这四句偈语抄写下来，送给朋友和来访者：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