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与中国小城的十六年 在离开5年之后，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在中国的名气却越来越大。中国人更喜欢叫他的中文名“何伟”。今年3月，他的处女作《江城》在大陆出版，再度热销。一个中国记者给他写信：“在感动之余，我们要面对的是惭愧，身在中国，我们竟然没有如你这般细致地审视过自己的故乡，更没有如此严肃郑重地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丢失了眼目的明亮和心灵的敏锐。”
从1996年到2007年，何伟从西南小城涪陵开始，行走于中国的乡村和城市，写出了“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是中国急剧变化的十年，何伟把目光投注于中国的普通人：农民工、小企业主、基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他长期观察他们，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不作大而无当的分析，从他们的故事里，他试图探究中国的核心议题。
2011年，他获得了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因为他“令人动容又细致入微的观察向我们展现了普通中国人如何应对快速变化的机遇和挑战”。《华尔街日报》也称其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去年，大陆第一次引进了他的书《寻路中国》，备受好评。主持人柴静读后反思，“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
而这本《江城》2001年第一次在美国出版时，便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它关注的是一座连许多中国人都感到陌生的山间小城涪陵。书中，何伟讲述了自己1996年至1998在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支教的生活。“这个时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也坚信，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其实意味很多。”
涪陵是他认识中国的开始，也是让他成为作家的地方。
初到涪陵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晴朗的夜晚，27岁的何伟和同伴亚当?梅耶从重庆出发，乘坐慢船，顺江而下。8个多小时后，他们来到涪陵，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支教生涯。
这是西南山区里的一座小城，二十多万人口，乌江在这里与长江交汇。“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
那时，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对中国所知甚少。只是两年前偶然来过一次，觉得这里的人都特别意气风发，很灵活，很有意思。于是两年后，他报名参加了美国和平队，选择了这座最偏僻的小城。《江城》的中文译者李雪顺，也就是何伟书中那个总是忧心忡忡的学校外办临时负责人阿尔伯特，回忆起当初去接他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却来到闭塞的涪陵跟我一起教书。我真有些意外。”
何伟的宿舍在学校的最高点，俯瞰乌江，正对着涪陵城。汽笛声、喇叭声、敲击声轰炸着他的双耳。树叶上积满灰尘，像打蔫了一般，同样的灰白覆盖着整座城市。“白天的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到处都可以看到飞速发展的迹象。”
他们是小城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一举一动都引起学生的好奇心，甚至连上课时挠痒痒都让学生们觉得很新鲜。每次进城更无法避免被围观。
他努力学汉语，希望两年后当一名驻华记者，不过他的写作老师却给他写信：“涪陵就是故事。涪陵就是一本书。”何伟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写一本有关涪陵的书，他要更加融入这个地方。但一切并不容易。每个老师都不约而同地对他们敬而远之。1998年的春节，他独自在涪陵过年，没有一个老师请他去家里坐坐。倒是学校门口那家面馆的老板黄小强邀请他一起过年。
“何伟应该理解，我们是体制中人，跟他们体制外的人是不一样的。”多年以后，李雪顺解释说，“也没有人明确禁止过什么，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和何伟同龄，那时不过是学校的年轻教师，接待外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他极其谨慎。
学生也感到有股无形的压力，但还是会偷偷来找他们玩。何伟跟他们学会了用四川话“牙刷”去形容人很傻，学生们则乐此不疲地用英语“yahoo”来形容人很蠢，很野蛮。这成了他们之间的接头暗号。
他还常去长江中的白鹤梁看看。这是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再过几年三峡大坝建成后就要沉没水底。他努力辨认着一千二百多年来中国的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的题刻。江水拍打石梁上的雕刻和文字，浪花退去，一切又明亮如新。
在“全是石阶和腿”的城市里行走，他看着那些标着红色水位线的房子，总是不断想象有一天它们将没入水中。涪陵人对此却无动于衷。
1998年夏，何伟坐水上飞翼（当地人对快船的称呼）离开了涪陵。“我有时候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后来，他在《江城》中这么写。
回到美国，他仅用了四个月就写出了《江城》。不过与此同时，他给美国各大报刊投去的求职申请都遭到了回绝，也没有人愿意出版这本书，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对中国籍籍无名的小城感兴趣。
Yahoo letter
即便如此，何伟依然热切地与涪陵的学生保持着通信。那些学生已逐渐分散到中国各地，大部分在偏远的乡村学校教书。学生会跟他倾诉自己的各种心事。威廉是跟他联系最频繁的一个。那时，这个农村男孩刚刚放弃了包分配，加入去沿海打工的大潮。他在浙江省温州市一所私立中学里当老师，感受到贫穷、歧视和不公。
何伟的回信总是很长，但他不会提具体的建议。“他更像是一个观察者，不会说你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不过，在那些信中，我一直感受到一股鼓舞的力量。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威廉说。
其实，何伟自己也分不清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但他很清楚单纯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的局限性。
1999年，何伟以《华尔街日报》剪报员的身份回到了中国，薪水不高，但自由。他在北京租了间简陋的公寓，然后去中国各地旅行，给美国媒体做自由撰稿人。他常常回涪陵，想在一切沉入水底之前再看看它们的模样。
他也会去学生目前所任教的学校看他们。那里的孩子张大眼睛，围着他，这是他们学了多年英语之后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当一个人学了另一种语言，到另一个地方去――甚至只是用想象的方式，他就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看事情的角度。”
这些年，每个学期开学前，何伟都会写一封叫“yahoo letter”的公开信，寄给每个学生，告诉他们自己的近况，即使他现在已经身在埃及。
他还成立了“yahoo”基金，让学生推荐贫困生接受资助，现在是每年每人800元。学生们都知道他经济上并不富裕，总是问他是否可以维持下去。何伟总说没问题。
2001年，《江城》终于在美国出版了，而且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的学生威廉看过之后说：“没想到，他观察得那么细，有些事情我们自己都没注意到，但真就是那样。”
这一年，从涪陵到重庆的公路开通了，涪陵已经成为这个直辖市所属的一个区。涪陵师专也升格为本科院校，后又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学生人数剧增，学校又在城市的另一端建了个一千多亩的新校区。
“到下半年，最后一批学生也要搬到新校区了。”李雪顺说。书一出版，何伟就送了他一本，并在扉页上写：“我在涪陵的那段日子，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当时我们都有很大的压力和困难。”很快，李雪顺就接到一项层层转交的政治任务――组织一批人把《江城》翻译出来，领导想看看这个外国人到底写了什么。翻译稿交上去，便杳无音讯。这件事，他一直没跟何伟说过。
2000年12月，学生琳达在重庆一个小镇上结婚，何伟赶去参加。到了晚上九十点钟，几个警察来敲门，把琳达夫妻俩带到派出所问讯。“你们跟老外聊什么？写信都说什么？有什么企图？……”一直盘问到午夜12点多才放他们回来。琳达也从没跟何伟提过这件事，“觉得挺丢人”。
其实，这样的事情，何伟在中国经历过无数次，他也愈发了解在中国的处事规则。《寻路中国》里，他那句“在中国，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让许多人深以为然。
寻路中国
《江城》在国外持续热销，李雪顺也不断碰到来涪陵寻找《江城》中场景的外国人。一些人为此申请来这里留学，还有人在旅途中特意停留。美国查尔斯顿大学指定《江城》作为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读书目，2006年又特意邀请李雪顺去美国交流。“我这才知道何伟的书在国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有个推荐语甚至是这么说的，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选这本吧。”
此时，《江城》和《甲骨文》都已在台湾出版。李雪顺也动了念头，“大陆人更应该读一读”。他向何伟提出要引进《江城》。何伟同意了，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删减。李雪顺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但他们都觉得不删改没法出。
何伟当时已是《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他驾车漫游在中国的乡村与城市，反复地探访浙江省丽水市的一个工业小镇。他正在写作一本新书《寻路中国》。跟何伟的其他书一样，他通过讲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他相信中国巨变的推动者正是这些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干边学的企业家。
这是他“中国纪实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后来却成了他第一本在大陆出版的书。
何伟的大部分书写，都是关于中国的小城市和乡村，反而很少触及北京、上海这样的都市，“既然已经有那么多人在写北京了，不缺我。”他也不想简单去写“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而是更像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做长期的跟踪调查――他的父亲，正是一个社会学教授。
2000年，何伟给琳达的信中说，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是无知甚至愚蠢的，当然一些事也并非如中国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他嘱咐琳达不要告诉别人他正在做的调查，以免引起不安。信的末尾，他用中英文签名之外，特意盖上一方印章――那是临别时琳达送他的礼物。琳达至今很感激他，因为当她父亲病危时，何伟允许她提前单独考试，奔丧回来后，何伟又和几个人去车站接她。这样的老师，琳达此前从未遇到过。
2008年何伟对他身在中国各地的学生做了一个生活状况的调查。70%的学生说自己最大的物质财富是贷款买的房子，而他们最忧虑的也是房子，此外还担心自己的婚姻不稳定。“他们的物质条件大都有了极大改善，但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变革年代，每个人都生活得并不容易。”何伟说。
何伟以观察者、深怀情感的老友这样的双重身份，始终继续着对这群学生的关注。就像梁文道的话：他尊重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在种种限制和困难的局面下，面对的选择那么有限，而能够努力迎上去的勇气、尊严、毅力。他用一种比我们更包容的态度来写我们的同胞”。
再见江城
去年3月，何伟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重返涪陵。沿途，数条通往这里的铁路正在修建。熟悉的街道已经消失。曾经他参加涪陵迎新春长跑比赛的起跑点，已不再是当年的悬崖，而是仿如天降，变身繁华马路。这样的神奇与速度，在中国不过是稀松平常。不变的是漫天灰尘，有人戏称，这是座“光灰城市”。
白鹤梁已经沉入江底多年，成了座水下博物馆。那尾3米长的石鱼躺在大厅迎宾，再也不能“出水兆丰年”。何伟扶着90米高、闪着蓝光的电梯，缓缓下行。3分45秒后，他到达江底，进入一个潜水艇般的通道。透过厚厚的玻璃，古老的题刻浸泡在浑水中，模糊不清。“它们再也无法感受水纹波动的韵律了。”何伟有些伤感。
师院的老校区已逐渐废弃，楼道间落满尘土、鸟粪。黄小强的面馆早已被拆除。他开了一家瓷砖店，生意不错，“这城里一直在搞建设，哪里不需要这个东西？”
何伟在《江城》中写过黄小强曾经的愿望：“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播放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一辆汽车用来开出租。他想要投更多的钱到股市。他想要增加收入，让跟他一起住的家人有更好的房子。他想要的东西这么多，但目前所拥有的，只有一家叫做‘学生食家’的小面馆。”如今，黄小强的这些心愿都已超额实现，唯独没有了的，倒是那家小面馆。
当读者们翻看着终于在大陆出版的《江城》，发现何伟笔下的涪陵已经成了这座城市远去的“背影”，而用文字为我们细致描摹勾勒下刚刚消失的一切的，竟是一个美国人。
如今的何伟，已身在剧变中的埃及，开始对另一个文明古国的探寻。他时时将其与中国对照，“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而政治改革却缓慢得多。这很明显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我们现在还无法预判这个策略的好坏。但毕竟目前的制度在保证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让很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来说，这是很难的。”
他无法预测这个国家将要发生什么，惟一确定的是，他还会回来。涪陵被他看做自己在中国永远的“家”，这座位于江河中游的小城，某种程度上也像当下中国在历史长河中位置的隐喻：人们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要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