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诗歌离不开想象。如李白写怀素的诗《草书歌行》中的“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两句，借写怀素洗笔池中的水可飞出北溟鱼了，喻洗笔用水量之大。后一句则是写出怀素练字写秃写坏了许多毛笔，此两句中可见怀素写字、练字的功夫之大。特别一个“飞出”“杀尽”，极呈“狂”态。这一切用在怀素写字的神态和功夫上都再贴切合理不过了。再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中把诗人的心境在自然景色中写尽了。但都知道“落霞”不能与“瘦马”齐飞，“秋水”也不能共“古道”一色，与上例一样，这些诗人的想象首先都是符合常理的。但其“传神”到惊人的程度，为后代传诵。
但请注意，我首先是说合乎常理。而后才说到“传神”的精彩，为什么呢?下面试举现在一些中青年诗人作品中的句子：“你干燥的眼神，／渴望被秋天的露水点燃”，再如：“望出去。预感一次晚归／蝙蝠的爪子／灼痛那些不确定的光线”。
大家看完仔细想一下，就明白这样句子的讲不通，不符合思维的常理。
以上诗句出自一位女诗人之手，我想可能作为一位女性，敏感到了一些情感上的细微想表现出来，但我认为诗是不能这样写的。
古人有因“文字狱”或“雅趣”而写“藏头诗”和“拆头诗”的(这里不多谈)。在写感情由于不便直说有用“暗示”或“双关语”的。如秦观“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样的“暗示”让人读罢会心一笑。也有用“丫头”与“鸭头”这样谐音奇巧的“双关语”的，其露出的藏在背后的意味令人咂摸不尽。可要知道：这些正是中国艺术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独特表现方式，是非常高级的。
但能写出这样诗句的诗人不仅要有很高的艺术天赋、情趣修养，还要有深厚扎实的“文字功底”，绝非一般诗人所能比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诗人的“想象”，还是诗人的“暗指示意，或用的诙谐的“双关语”，能在诗中成为“精彩”而为后人拍手叫绝的都首先极具内在的合理性。其基础在合乎自然的属性和人类的共同经验。这样的“精彩之处”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文中比比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抽出来单讲就是“逻辑学”，只不过“国学”中没开这门课。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诗人有时会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超常发挥。病态思维中有可能产生“惊人之作”。这个问题我不敢完全赞同，但在理论上讲朋友们是有道理的。在这点上，我想举马雅可夫斯基诗中的片断和洛尔迦的一首诗试说一下：
马雅可夫斯基在“穿裤子的云”(一)乐章开头写道：
你们以为，这是在热病中讲昏话?
(以下不再引用原文诗句)
由这句诗开始从钟声到傍晚的窗前到枝形烛台火光的影子再由诗人的特写到诗人在想什么，明快地一步步把读者带人等待恋人的心态，为以后大胆夸张的展开内心备受煎熬的描述做好了铺垫，这个由静开始的准备是必须的。
之后诗人一点点地引读者进入诗人疯狂的情绪之中。诗人整个乐章(一)把握的非常好。直到最后拼全力喊出“我在燃烧”。
马雅可夫斯基诗中富有强烈感情色彩和极具张力的形象和语言不仅把诗人被恋情折磨的心态表现得“惊人”的精彩，也突出地展现了诗人不一般的“个性”。
希望年轻的诗人朋友好好认真读一读这篇诗，可能转弯抹角地回答了前面朋友的疑问。
(马雅可夫斯基在早期成名作长诗《穿裤子的云》中，写到被恋情折磨的痛苦，迸发出这样的诗句：
“我的脸紧贴着
雨天的麻脸，
我这大块头
还能想什么?!
背后枝形烛台，
嘶笑而轰鸣”
都看得出来，这样的诗句不是在常态下写得出来的，这几句无论在空间还是在外表内心之间跳跃都极大。从阴暗雨天的玻璃窗前一下跳到了背后燃着的烛台，之中还夹着诗人不能自控的情绪。可仅此几句却把诗人被恋情折磨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还展示出诗人突出的“个性”。)以上略
再如，洛尔迦的《婚约》：
从水里捞起
这个金指箍。
(阴影把它的手指
按住了我的肩窝。)
把这金箍捞起。我的年纪
早已过了百岁。静些!
一句话也别问我!
从水里捞起
这个金指箍。
这些诗句表面上不相关联，诗句间跳跃非常大。诗人是从时间的流水中捞起金指箍写起。一下想到和恋人青春时的亲昵之情。又一下子跳到现在的感伤和由此触发的激动，寥寥几笔，几十年的情感跃然纸上。这就是天才的西班牙诗人洛尔迦。
我在最后想着重讲的一点，上面所举二例在时空跳跃和情感转换上完全合乎常理，不能被视为病态思维中所作。
相比之下，现在的某些作品不过是一堆前言不搭后语的病句。
三 附记
因本文是今年春节除夕开始写的，后几天接打了几个拜年的电话，都谈及此文。觉得朋友们的意见十分重要，特记。
在美国的诗人朋友一平说，写诗有时会有悖常理，但能从生命和宗教的情感意义上说得通。有时诗中写一只鸟飞过，表面上看没什么特别，可在整个诗中会显得十分精彩。我当时也觉得可能有理。放下电话后，突然想到“恨别鸟惊心”一句，又深入一想，只有在“恨别”时， (在这个特殊环境心态中)鸟的飞离和所发出的声响才“惊心”。才合乎情理。这还得今后与朋友探讨。
后又与黑大春，林莽电话交谈。
大春的意见是古人写诗是“一以贯之”。 “一气呵成”，他在八大处山上吟诵李白“蜀道难”时就有此感。觉回肠荡气，飘飘欲仙，并感到诗中有“巫术”的力量。这些都来自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林莽说，中国人写诗从来不是从理念出发是从感觉写起。所以写出好诗的诗人必须有良好的综合素质，这是从天文地理到人情世故无所不包的“综合认识”问题。
我这样想：写诗就是凭感觉，写诗的时候是考虑不了那么多，顾不上其他的，这就是常言说的“功夫在诗外”。从上面文中举的例子，不论中国的李白王勃还是外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都是如此。所以，诗的逻辑条理性全靠从小在生活学习中一点点积累，养来修成。这一点务必请孩子们和老师家长们注意，如果孩子们在思维、写作时缺失内在的逻辑合理，后果就严重了。
以上文字所记，均是病退在家，饭后茶余，与爱人寒乐同读诗文的一些议论，以及与朋友的通话交谈。这是我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特记在后面。
2009年2月2日 凌晨3:20
2009年2月16日 中午11:10
标签：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