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普遍存在利用转移定价逆向避税的行为，具体表现为规避我国外汇管制、独享合营共同利润、平衡综合税负、套取母国政策利益、利用国别税制差异、规避汇率风险、规避政策性风险、利用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的漏洞等。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逆向避税；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2)02-0102-04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制与税率通常是不同的，利用这种税制税率差异通过转移定价实现避税目的是跨国公司惯用的手段。现实经营活动中，跨国公司在筹划转移定价避税时，要综合考虑公司所得税税率、关税税率、利润及利息汇出的预提税税率以及公司的股权结构等各种因素。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可通过将利润从高公司所得税率国转移至低公司所得税率国，也有通过转移定价将税前盈利从低税率管辖区转移至高税率管辖区，发生“逆向避税”的现象。逆向避税是跨国公司为谋求最大限度的集团整体利益，通过转移定价转移税前利润的行为，其运作模式与国际顺向避税是完全反向的。
2008年1月1日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对外商投资企业名义上一直按33％的合并税率征税，其中，国家名义所得税率30％，地方名义所得税率3％。但实际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吸引外资实行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承担的所得税率只有13％左右。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外商投资企业将按照25％的法定名义所得税率缴税。事实上，25％的税率仍然低于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国家或地区28.6％的平均税率。而让人费解的是，无论是《新企业所得法》颁布前还是生效后，很多外商投资企业仍然选择通过转移定价将在我国境内实现的利润“逆向”调至境外高税区的母国总公司或其他国家的子公司，这不仅损害我国的税收权益，更造成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不良现象――“逆向避税”。细究其表现，可归结为下述八个方面。
一、规避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是造成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逆向避税的一个重要的间接原因。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最主要税种是所得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政府在向企业征收所得税时，按照企业的利润额来计算纳税额。因此，为了降低向公司所在各东道国缴纳的总税款，跨国公司通常会利用高转移定价增加高所得税率国家及地区母公司或子公司的成本，同时利用低转移定价减少低所得税率国家及地区母公司或子公司的成本，以此将尽可能多的公司税前利润留在或转移至低所得税率国家及地区的母公司或子公司。
我国的所得税率总体低于外国，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在与其母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关联企业发生交易时，已不具备利用“高进低出”转让价格策略将利润转出境外的条件，否则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所归属的跨国公司避税额度为负，缴纳的所得税额增加；而如果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反向的“低进高出”转移价格策略，则这不仅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所归属的跨国公司避税额度是正的，缴纳的所得税额减少，也会导致跨国公司的税前利润转移到我国，使我国的税收收益增加。但实际情况是，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使我国每年损失300亿元的税收。细推缘由，是我国为维持国际收支的经常性平衡，对外汇依然实行部分程度的管制政策，人民币还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其他货币，很大程度上堵塞了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利润的主要渠道。
另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实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一定程度上下挫了中国税收优惠政策的优势。如，韩国企业所得税率是两级累进制。企业年度收入不超过10万美元的，按13％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年度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则10万美元之内征收13％的所得税，10万美元之外征收25％的所得税。新加坡对企业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我国台湾地区对事务性企业按22％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由于这些国家及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率本来就不高，如果再辅之以不同的优惠政策，使其实际企业税负比我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但凡这些国家及地区的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了子公司或分公司，都会利用转移价格将我国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出境，造成我国税收的流失。
二、独享合营共同利润
独享归属中外合营双方共同利润的企图是导致外商转移定价逆向避税的重要动机之一。依据我国法律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按中外合资各方出资比例分配税后利润，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税后利润的。但在实际经营中，外商投资方总是从利润最大化角度考虑，宁愿在境外多缴所得税而多占或独吞企业税后利润，也不愿在我国境内少缴税而由合营的中外双方按规定分配税后利润。外商利用中方跨国经营经验的欠缺，通过转移价格将利润转移出境，在高税率的母国或境外其他高税区独吞利润，结果造成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的低盈利、无盈利甚至亏损，而中方只有分享境内企业税后利润的权利，不能参与境外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的税后利润分配。这样，跨国公司总部虽然总税负增加了，但在利润分配上由分享变为独享，或由少分变为多分，不仅损害我国的税收权益，还使中方合营者丢失应得的利润。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逆向避税大都出于这种目的。
由于利用转移定价从合资、合作企业中尽可能多地攫取利润是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实施转移定价策略的主要动机之一，我们运用模型对此做更深入的分析。假设某国的母公司‘A在我国某地与当地合营者建立了一家中外合资子公司B，母公司A在我国合资子公司B中占有的股权率为γ0tA是母公司所在国企业所得税率，tB是我国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率；Q是母公司A通过高转移价格向中外合资子公司B转移的产品数量；AP是转移价格偏离量，等于高转移价格与正常交易价格的差额；△T是该跨国公司转移价格规避的所得税总额。在其他条件给定不变的情况下，母公司A通过转移价格转出的本属于我国合资子公司B的税前利润为Q×AP。若利润汇回不受限制，母公司增加的净利润为：转移定价前△π1=Q×△P×(1-tB)×λ，转移定价后△π2=Q×△P×(1-tA)，则使用转移价格比正常交易情况下使母公司A增加的净利润△π3=△π2-△π1=Q×△P×[(1-tA)-(1-tB)λ]。若要△π3>0，则必须[(1-tA)?(1-tB)?λ]>0，简化后得：(1-tA)／(1-tB)>入。这说明，只要满足本式的条件，跨国公司母公司就有机会利用高转 移定价策略从设在我国境内的合资子公司转移更多的税前利润。同样可以证明，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以转移低价出口产成品，也能增加跨国公司的净利润额。
由于上式中的(1-tB)>0，因此只要(1-tA)>λ，也就是λ+t0A)／(1-tB)>λ，亦即△π3=△π2-△π1=Q×△P×[(1-tA)一(1-tB)λ>0。也就是说，不管我国的税收是何等的优惠，即使我国的所得税率tB=0，在上述条件下也不能改变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从我国攫取额外利润，实施逆向避税的局面。
合资、合作企业一直以来是我国直接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其经营决策权通常也是由外方合资者控制，由此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自由实施转移定价的便利。如果利润留在国内，中方合资者就可以按股份分得正常的经营利润；如果外商投资者凭借经营控制权利用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到母国或其他子公司，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企业的账面利润就会减少，乃至亏损，中方合资者应得利润就会被外商合资者部分或者全部无偿占有，甚至造成中方合资者原有资产的缩水。中方投资的股份比例越大，外方转移定价避税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动机也就越强烈。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在转移定价不能实现税负最小化的情况下，就转而通过侵吞中方合资者的利益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三、平衡综合税负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目的，是要减少承担的总税负。而跨国经营不仅涉及所得税率，还有关税、预提所得税等其他税率，通常棘手的问题是要在减少所得税和减少关税之间权衡，因为两者是矛盾的。这些都要求外商综合考虑各种税率，制定出使公司整体综合税负最小化的转移价格。以关税为例，假定我国某外商投资企业母公司所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0％，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15％，某种产品进口到我国适用的关税税率是10％。现这家外商投资企业从境外母公司进口这种产品，价值100万美元，报关时作价200万美元，结果节省了5万美元的综合税负。因为，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向我国多交10了万美元关税，但可少交15万美元的公司所得税，两税合计后可节省5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仍会选择将利润通过转移定价转移出境，汇回所得税率较高的母公司国家。
四、套取母国政策利益
如前所述，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如此，很多发达国家都有鼓励本国跨国公司将利润输送回国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将利润留存在公司的念头。如，美国2005年颁布实施的《本土投资法》的核心就是“将针对美国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税税率由35％下调至5.25％，期限为一年，条件是将这些收益投资于美国。”这一政策不仅能刺激美国的本土投资，减少其资本的外逃，更重要的是会增加我国境内美属外商投资企业将利润汇入其母公司账户的意愿。此外，发达国家的所得税归属抵免制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逆向避税也是一种诱因。一些国家对公司所得税实行归属抵免制，允许私人股东用分配股息所缴纳的公司所得税的一部分冲抵股息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总部在这些国家的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只要利用转移定价将利润逆向转移到其母公司，就可以用母公司多缴纳的税款抵免私人股东的部分个人所得税，而母公司的个人股东是不能用在华子公司所缴纳的税款抵免其国内个人所得税。这也导致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频繁利用转移定价间接回调大量税前利润的行为。
五、利用国别税制差异
国际所得税稽征制度的差异使得逆向避税不一定增加跨国公司税收负担。如果外商投资企业的关联企业在境外高税国，该国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在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上使用抵免法，并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不实行税收饶让，那么不论外商投资企业汇出境外的是税后利润，还是通过转移定价转移到境外是税前利润，其所归属的跨国公司总税负是不变的，其在我国运用转移定价逆向避税的行为不会造成整个跨国公司税负的增加，这实际上抵消了中国的税收优惠。在我国，外商独资企业的逆向避税大多出于调出利润的考虑，而中外合资企业与中外合作企业的逆向避税，既可使外商独享或多占中外双方共有的利润，又可及时将利润调出境外规避汇率风险。
六、规避汇率风险
一些外商担心人民币贬值而利用转移定价转移资金。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人民币汇率曾连续贬值。人民币贬值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汇率风险，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获得的利润如果不能及时兑换成美元汇至本国账户，就可能遭受损失。为了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外商投资企业倾向于尽早将在我国的盈利以外币汇出。1993年后，虽然人民币汇率趋于平稳，但外商仍然心有余悸，任何不确定或负面因素，都会让外商投资企业在恐慌中设法转移利润出境。如，在1993～1997年间我国资本账户持续顺差，年均超过300亿美元，但在1998年却急转直下，逆差高达63.21亿美元，其主要是由1997年由泰铢贬值触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让外商强烈预期人民币会贬值造成的。我国法律对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外方将利润汇出境外的活动一直未加严格限制，并从1991年起不再对其征收预提所得税，到了1996年12月1日，又在全国范围内对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因此，在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外商投资企业利用“高进低出”转移定价策略转移利润已无太大的意义。
七、规避政策性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吸引外资，不仅国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而且很多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也竞相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措施，甚至颁布一些不符合国家法律或中央政策的地方文件。这些做法在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也引发了外商投资企业担心优惠政策的持续性，甚至担心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另外，我国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原材料又让众多的外商投资者觉得是难得的盈利机会。在巨大的潜在利润与可能的风险之间权衡的结果，是很多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短期经营策略，借助转移定价逆向避税，随时将资本和利润转移出境，以规避可能的政策风险。
八、利用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的漏洞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税制都规定有针对违反转移定价法规行为的处罚措施。这些措施有关于未按期限报送申报表的处罚方式的，也有关于逃避税款的处罚额度和滞纳金的。如，美国的税制对转移定价调整超过事先预定范围的，处罚额度是偷漏税款额的20％～40％，荷兰和英国税制对同样事件处罚的额度则超过偷漏税款额的100％。在2004年修订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规定中，我国对违反转移定价法规行为的处罚是比较宽松的，如“企业未按规定期限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年度申报表的，由主管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报送，并可处以2 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2000元以上10000以下的罚款”。显然，对我国境内的跨国纳税人转移定价避税来说，这样的处罚规定不会造成太大的成本，因为不会形成太大的压力，客观上是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逆向避税活动的一种放纵。
综上所述，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的逆向避税的目的，不完全是谋求减轻跨国公司的全球税负，也可能是为了实现某种经营控制策略及其利益，这不仅造成我国的税收流失，而且也影响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责任编辑：晓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