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中国俗话，被《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国经济盛宴即将曲终人散？》所采用。它指出中国经济无法忽视的风险，论据是：从2008年起，中国8%到10%的总体增长率是由平均占GDP三至四成的新增贷款推动的。这些贷款中，最高20%到25%的部分到头来可能会沦为坏账，亏损幅度相当于GDP的6%到10%。如果把这些亏损减去，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低很多。
根据标准普尔的估计，到2010年底为止，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总金额高达5000亿至6500亿美元。不过中国官方所公布的银行坏账总金额为2200多亿美元，不到标准普尔估算金额的一半。由此可见，考证中国经济增速问题很容易令研究者困惑，他们会发现自己面临着数据迷阵：究竟要信赖什么成为比下结论更困难的事。
不过，这篇专栏文章的总体判断与欧美媒体的主流判断相一致。在它们的经济版面中，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差不多成了论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所有论证只是从不同角度来揣测中国的问题有多严重。检视3月份的《经济学人》、《卫报》、《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对中国经济的报道，重点都放在中国经济放缓这一点上。
上个月结束的全国两会透露了十二五经济增速为7％，今年为7.5％，多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不曾下调到8以下。对此，外媒有弹有赞，有经济分析师认为放缓的中国经济有利于世界恢复平衡。不过，世界仿佛听到了中国经济发动机戛然减速的刺耳声响，中国经济最终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尽管参与者众多，可一时争议不下。
与外媒冷眼看待中国经济增速胜景不再相比，国内对此一议题的讨论很是清淡。每日经济新闻网刊发谭翊飞的分析文章，认为在多数省份GDP增速设计均在两位数的前提下，可能强行抬高中央定下的经济增速，所谓“不保八”也难。环视其他财经媒体，显然逊色于外媒专注讨论增速比率高低的态度，似乎身在问题中，反倒我自岿然不动。
继续盛赞世界离不开中国经济的文章也有，然而肯定的基础也还是承认“唱衰派”所设定的问题前提。这种类型的问题意识，反射到国内讨论的场合，出现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结构，那就是从纯粹的经济问题延展为复杂的政经现实与社会情状。在这一乱纷纷都是自己人的困局下，如何更新认知框架成了最考验人们胸怀的大事情。
在哀叹中国经济进程的西学观点中，“中等收入陷阱”是较为普遍接受的分析框架，进而认为中国发展中的困难来自于此。这个观念根深蒂固，但是最近受到了猛烈冲击，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及其研究团队认为中国遇到的问题根本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遭遇了“转型陷阱”，需要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不只是等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消失。
孙立平的“转型陷阱”论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层面，可以统领起改革的顶层设计，也能够对既得利益集团予以清晰的归纳，从而深入到经济实情的内部。应该说，这个理论框架的提出，横跨政经领域，更新政府、企业与社会关系，扫除了许多陈旧的经济认识论和社会发展观――而在后两者那里，其实充斥着巧妙的欺骗和无所事事的昏庸。
无论是虚虚实实的唱衰中国论，还是实实在在的转型陷阱，反映了解读中国的不同阐释话语有着殊途同归的巧合。它们各有道理，其实于现实而言，终究脱不掉一个重新洗牌的必要。这也意味着必先让“宴席”散去，让围绕宴席而形成的利益格局主动或被动地进入调整通道。若天下人不能得益，那么，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许隐含再造的机会。
中国的事情，处在这样的情势下，真是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国际国内两个环境下的经济论，到底还是指向统一的对象。问题是，有了框架，指出了方向，如果还是维持现状不变，那能怎样？还是得记住那句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祝福也在，诅咒也在，由着它去，不信时间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