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幅明(以下简称王)：近读你的自选集《散文诗六重奏》，对你的艺术成就有了更直观的印象。你采取分类或分题材编选，前期作品几乎全部舍去，这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你的散文诗处女作发表于何时?现在如何看它?
耿林莽(以下简称耿)：编集子时分辑是一件为难的事，我按题材分辑，也常遇尴尬，勉强处难免。前期作品基本未选，是由于现在看来，大都显得幼稚浅薄，所以不如“藏拙”为宜。我较早写的一章散文诗题为《迎春花》，写于1960年或1961年，发表在《青岛日报》副刊上，后收在《星星河》集子里。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产品，是很幼稚的。
王：1981年《诗刊》组织了一次“散文诗六人谈”，你是应邀参加的六人之一。这次笔谈对你以后的创作有何影响?
耿：这次“六人谈”，对当年散文诗的复苏起到了振奋与推动作用。其实我那时不过是刚刚涉足散文诗的一个“新兵”，有幸被邀，自然对我决心投入散文诗的创作起到了一种鼓劲作用。
王：从你的序文得知，你13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你如何评价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作品?它们对你晚年的创作有何影响?
耿：我的写作起步较早，延续的岁月也较长。中间有过一段“断裂”，原因恐怕主要在时代的影响。我参加革命后曾做报纸副刊编辑，主要精力用于“为他人做嫁衣”，转移了精力。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思想改造”，哪有时间、心思和条件去从事个人创作?那阶段也写了不少东西，但大都是“奉命”而为，“遵命”而作，配合“中心”，属于“职务写作”，不能记在个人创作的“账”上。“文革”一来，就只能写“交代检查”之类的东西了。
我的写作生涯可算“两头热，中间冷”。少年时期的作品，虽然稚嫩，却产生于自由的写作心态，我反觉纯真，所以，并无“悔其少作”之感，可惜的是均已散失，难以觅寻了。过早涉足文学，练了笔，培养了情绪，对我晚期的写作起到了“奠基”作用。
王：你的不少佳作来自少年时代的记忆。你的自选集中有一辑“少年心事”，在“乡村老照片”中，仍有少年时代的影子，对你而言，少年生活的经验意味着什么?
耿：作家记忆中最珍贵的一份藏品恐都是童年、少年时留下的，我也是。我的《串场河》组诗便源自14岁在一条河流上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乡村照片》原想写我住过两年多一个村庄留下的往事片断，写时受原材料束缚而伸展不开，几经周折，才跳出“真人真事”的羁绊，跨越出去，写成了现在的样子。您说的“少年心事”一辑中的作品，写的多是“他者”，当然其中也不无我自己的某些体验。
王：你是当代以散文诗为主要写作方式的少数作家之一，请你说说对散文诗最深切的感受。
耿：文学的基本任务是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首先是作家自己的，然后是尽可能多的读者的。散文诗，我以为是诸文学品种中最富有审美价值的高精美文形式之一。她在物质功利性高涨的时代受到冷落可以理解，但因为这样，她的价值愈显重要，她之应该受到重视且终将得到重视的前景，经过努力，我以为是有望赢得的。
王：你的散文诗创作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各个阶段有何不同?如果让你选十件代表性作品，你会选哪些?
耿：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初涉散文诗时的作品，大都肤浅，是因对社会现实和散文诗文体两方面的认识不深所致。80年代中期，逐渐吸纳现代手法，作品技巧有所提高，算是一个过渡阶段。从1989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这便是你提到的，由于吸取了“人文思想的光辉”，作品的骨骼才坚硬起来。可以说，现代意识和现代技巧的双向充实，促成了我散文诗的成长，这也许是我30年散文诗创作的一个总结。
选十件作品，这是个有趣的建议。能否“代表”，难说，不过，至少是我最喜欢的篇目。她们是：《草鞋抒情》《串场河》《水手、石榴和岸》《我是一只虫子》《远方，比远还远》《骨头、骨头、骨头》《时间冻结》《瓦罐空空的》《竹林有风》《残简》。
王：“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你最喜欢的外国散文诗作家有哪些?你心目中有大师级的人物吗?你对当代中国散文诗的现状如何评价?
耿：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鲁迅，他是我心目中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师。首先是人格的、思想的，然后才是作品的。他的反对奴性，以及揭示封建腐朽文化培育奴性思想实质的深刻观点，已成为我晚年散文诗和随笔创作的重要理念。至于外国散文诗作家，如泰戈尔、波特莱尔、屠格涅夫、帕斯、圣?琼?佩斯等人，也都涉猎过，开阔了我的视野，但说不上有很大影响。我一直认为，就散文诗学散文诗，境界太小，这个“池子”的水毕竟浅了些。我主要是从诗中吸取营养，尤喜读当代诗人的作品。艾青、昌耀、海子，以及当代年轻诗人的作品，如雷平阳、陈先发、阳?、黑陶等，都是我所欣赏的。
中国散文诗的现状，我觉得总体上是好的。参与的作者，吸纳的读者都在增加，这种自然形成的不声不响的繁荣是扎实可靠的。邹岳汉、王剑冰先生主编的《年选》，《我们》诗群的诞生，《散文诗》杂志对培养青年作者的努力，你们出版社为散文诗办的几件实事，都对散文诗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令人感佩。
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提高，尚有待努力，发表园地多了，是好事，平庸之作“问世”的机会多了，却未必是好事。尤其是有的刊物常以自吹自擂方式，将平庸甚至低俗作品吹得天花乱坠，更令人不安。我想，散文诗的命运最终决定于其整体质量的不断提升，这才是我们肩上负担的最重要的责任。
王：多年来，你同时主持《散文诗》《散文诗世界》两刊的“作家与作品”的评赏专栏，写了许多评析文章，还为不少作家写序写评，除了你在散文诗创作和理论上的贡献。你还是一位广受尊敬的文学园丁。你如何看待当前中青年一代的散文诗创作?他们在整个散文诗园地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耿：大概少有从事其他文体的作家，像散文诗作家们这样需以很大精力投入对于文体命运及其发展的关注上。写诗的只管写诗，写小说的只管写小说，诗与小说文体的繁荣不必费神操心；散文诗则不同，她如同小媳妇一样躲在角落里看别人的脸色，或借别人的“窝”下自己的“蛋”。正是这种处境，使许多作家不得不为文体的发展而操碎了心。我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了些创作之外的事情。是完全自觉的，是应该做的，做得还很不够。我与一部分中青年散文诗作家为友，互相切磋，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们已成为当代中国散文诗创作的主力，中国散文诗盛衰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他们肩上。我希望他们中间能出大家，甚至大师级的人物，这当然需要艰苦的努力。从京剧演员到表演艺术家的成长过程常深深地触动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散文诗界有几人有那种坚持不懈苦练基本功的惊人毅力呢?怕是不够的。
王：在文学领域，散文诗显得尤为寂寞，你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耿：寂寞对于文学和散文诗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坏事。在一个物质喧嚣、人心浮躁、争名逐利的社会，保持心灵的纯净，甘居寂寞，恐是作家和诗人守住一角精神家园并为之劳作的必要操守。
散文诗不必追求轰动效应，散文诗人似也不宜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评奖、登主席台之类的“荣耀”追求上。写出好作品。并赢得读者的欣赏，足矣。
王：你已经85岁高龄了，还在不停地写作，你近年来的作品有哪些变化?除《散文诗六重奏》外，还有新书出版吗?
耿：年龄不饶人。我的写作已进入“尾声”。李耕兄曾与我相约，要将笔握到“最后”。这“最后”在何时，便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除《散文诗六重奏》，我家乡南通市文联编了一套内部交流的“江海文库”，为南通籍作家出书，我有幸列入一本《秋水》，是散文诗、散文随笔与诗论的选本，已出版。还有一本散文诗集《鼓声遥远》，已送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王正先生，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