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的一天早晨,我醒来时,有六个饥肠辘辘的孩子在身旁,而我口袋里只有75美分。他们的父亲走了。男孩们最小的只有3个月,最大的7岁,而女孩只有两岁。 父亲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令人害怕的存在。只要一听到他的轮胎碾过车道上的碎石路,他们就会赶紧爬到他们的床下躲起来。他的确每周留下了15美金做家用。而现在他决定离开,不会再有拳脚相向,可是也就不会再有食物。如果那时的印第安纳南部有运作完善的福利制度,那我也肯定对那一无所知。
我搓洗着孩子们,直到把他们都洗得焕然一新,才穿上自己最好的手制衣裙。我把他们一一装进那辆51年的老旧生锈的雪佛兰,然后出发去找工作。我们7个走遍小镇每一家工厂、商店和餐馆,一无所获。孩子们拥挤地留在车里,在我试图使人们相信我什么都愿意干什么都愿意学时,他们努力着保持安静。我必须得有个工作。可是,依旧一无所获。
我们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就在镇子几里外,那是个由卖沙士的路边餐厅改造成的卡车休息站,被称为“大转盘”。一个叫老婆婆的老妇人是那儿的老板,她时不时地看向窗外那些孩子。她需要人来值夜班,从晚上11点到早上7点。她可以付一小时65美分的工钱,而我可以今晚就开始工作。
我赶紧回家,接着打电话给街角的一个专门替人照管小孩的小姑娘。我让她来我家沙发上睡,经过讨价还价,我每晚付她一美元。她可以穿着自己的睡衣来,而那时孩子们多半已经入睡。这对她来说很划算,所以我们就这样定下了协议。那晚,小家伙们和我都跪下来念祈祷词,感谢主让妈咪找到工作。就这样我开始在“大转盘”工作。
每天早晨我回到家,叫醒小保姆,然后从自己的小费里拿出一美元来打发她回家――那差不多是我平均每晚得到的一半。而日子流逝,暖气费又消瘦了我本就微薄的钱包。可旧雪佛兰的轮胎又有了硬币大小的气孔,开始漏气。我不得不在上班的路上给他们打满气,然后每天早上回家前又再打一次。
一个阴冷的秋日早晨,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车子打算回家,竟发现后座上有四个轮胎。新轮胎!却连一张便签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些全新的、美丽的轮胎。天使们定居到印第安纳了么?我不由得这么想。在当地的加油站,我和老板做了笔买卖。为了让他给我安装新轮胎,我愿意为他打扫办公室。我记得我擦洗地板的时间比他安轮胎的时间长得多。
我开始一周工作6天而不是5天工作,可是仍然入不敷出。圣诞节就要到了,而我没有钱给孩子们买玩具。我找到了一罐红油漆,开始修复一些旧玩具然后将其粉刷一新。接着我把它们藏到地下室,这样圣诞节早上就会有圣诞老人的礼物了。可衣服也是一大烦恼。我在男孩们的裤子上补丁缝补丁,可不久它们就会怎么补也无济于事了。
圣诞夜前夕,“大转盘”的老顾客们仍旧在那儿喝着咖啡。有卡车司机们,蕾丝,弗兰克和吉姆,还有个叫乔的州警。乐团的一些音乐人演出后在那儿消磨时间,往弹球机里投币。而常客们则仅仅四散坐着,聊天直到凌晨,然后在太阳升起前各自回家。圣诞节早上7点,到时间下班回家了,我匆匆朝停车的地方走去。希望在我回家之前孩子们还没醒来,那么我就可以把礼物从地下室拿出来放到树下(我们已经在路边的垃圾场砍下一株小雪松)。
天色依旧暗淡,而我视线模糊,但车里似乎有些黑影――或者仅仅是黑夜造成的错觉?可有些地方看来确实不同,是哪儿呢,说不清。
等到了车边上,我小心地从侧玻璃看进去。我大惊失色:老旧的雪佛兰里满是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盒子,一直堆到了顶。我赶紧打开驾驶门挤进里面,屈膝面朝后座。伸手过去,我揭开最上面盒子的盖子,里面是一整箱的蓝色小牛仔裤,尺码从2号到10号!我又看了看另外一个盒子:那里满是和牛仔裤配套的衬衫。接着我又看了下其他的一些盒子:里面有糖果、坚果、香蕉和一包包的杂货,还有一个巨大的供烘焙的火腿,罐装蔬菜和西红柿。有布丁、果冻、饼干、馅饼填料和面粉,还有一整包的洗衣用品和清洁用品,然后还有五个玩具卡车和一个美丽的小娃娃。在这个我一生中最神奇的圣诞节里,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当我穿过空荡的街道开车回家时,我热泪盈眶,充满感激。而我也将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珍贵的早晨,我的小家伙们脸上洋溢的快乐。
是的,在那久已远去的12月,天使们现身于印第安纳。
而他们都在“大转盘”卡车休息站里消磨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