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 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已出版《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等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在《光明日报》副刊、《美文》等发表散文多篇。
寇准在参加考试之前,有知情人曾私下向他透露:当朝天子素来不喜欢年轻的举子,以为年少轻狂,每每在殿试过程中将其逐出。所以建议他虚报岁数。但他却回答道:我刚步入进取之路,怎么可以欺君呢?此事足以窥见其刚正品格之一斑。
蒙受如此浩荡皇恩,寇准更坚定了报效国家之心,对朝廷尽忠尽责。据记载,一次上殿议事,他因言语过于直率,惹得太宗恼怒地站立起来,他竟上前拽住龙袍请天子坐下来继续听,直到事情决议后才退去。当朝君王可是从来猜忌心重,又刚愎自用,君臣关系向来疏远,故很少有人敢如此逆龙鳞,因此寇准的举止风格实在超乎常人。必定是他言之有理,敢言他人不敢说的话,太宗皇帝觉得这位年轻人难能可贵,反倒极为欣赏,遂感叹地说道: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太宗之有魏征!
少年得意
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间,宋太宗皇帝亲自主持科举殿试,录取状元苏易简以下进士119人,同时选拔其他诸科举人533人。从千余年前的成功标准来衡量,这一榜可谓人才辈出,以后出了四位宰相和多位执政大臣,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声威显赫,故被宋人誉为“龙虎榜”。
正是在此次科考中,年仅19岁的寇准进士及第,是其中最年少的折桂者。按照宋朝科举规矩,以年龄最小的中举者为“探花”郎,此不同于明清时代的进士第三名的称呼。须知唐朝以来,全国无数书生头悬梁锥刺股,皓首穷经,都狂奔并拥挤于狭窄的科场小道,而最终能斩获功名者许多已年过半百,如唐诗云“五十少进士”。因而寇准不到20岁便金榜题名,确属少年得意。
据记载,寇准在参加考试之前,有知情人曾私下向他透露:当朝天子素来不喜欢年轻的举子,以为年少轻狂,每每在殿试过程中将其逐出。所以建议他虚报岁数。但他却回答道:我刚步入进取之路,怎么可以欺君呢?此事足以窥见其刚正品格之一斑。
这位日后名动天下的少年进士寇准,字平仲,出生于建隆二年(961),也就是宋朝开国后的第二年,家乡在华州下?县(今陕西渭南市以北)。其父寇相曾在五代后晋时做过藩王府的幕僚,故寇家属本乡有地位的官户。
由于家境富裕,据说少年寇准曾一度染有公子哥儿习气,不修小节,沉溺架鹰走狗。其母时常严加管教,都收效甚微,一次实在气愤至极,便随手拿起秤砣投向儿子,结果将儿子的脚砸出血来。从此,寇准才痛改前非,专心治学。
寇准自幼天资超群,书本一读便懂,遂泛滥诗文经史。但他尤其喜好阅读的书,还是《春秋》。在这部记述先秦春秋时代的史籍中,他触目到诸侯之间的角逐争霸和纵横捭阖,了解到国家兴亡之理以及战乱带来的无穷危害,也熟悉了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因此少年时代便立下了高远志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关中学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受到乡土民风的熏染,身上有着鲜明的刚直性格,或者说还有一股子倔强劲。
初出茅庐的寇探花,做的第一任差遣是巴东(今重庆巴东县)知县。巴东是归州属下的一个小县,地处长江三峡之间,人烟稀少,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19岁的书生来说依然需要熟悉当地政务民情。这位年轻的父母官倒是很快适应角色,既宽刑简政,又雷厉风行,故颇得民望。多年以后,他亲手种植的两株柏树还被当地父老比之于“甘棠”,称为“莱公柏”(以他日后所封莱国公命名)。
在此,他曾放眼滚滚东流的大江,抚今思古,心潮起伏,题写了抒怀诗《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之后,寇准又调任河北成安县(今属河北)知县,依旧保持以往风格。彼时尚处于宋初,五代遗风多存,地方上充斥贪残昏庸官员,百姓深受其害,因此他的积极作为自然超越大多同僚,从而受到朝廷的关注。于是,他在23岁时升任郓州(今山东东平)通判,也就是该州级机关的二把手。
端拱元年(988),寇准从地方衙门调到中央最高财经机构的三司,并很快出任盐铁判官,承担起一份重要的财政管理公务。这一年他不过27岁,可谓仕途坦荡,分明是得志青年。
本朝“魏征”
寇准进入三司衙署后,立即感受到京师与地方存在的巨大差异,相比于中央庞大的运行体系,州县衙门那些关系和那点事实在是简单多了。三司因关乎全国的财赋收支管理,所决定的各项政策和规定,都牵涉到广泛的利益,因而既要与朝廷其他机关交涉,也要与各地政府经常打交道,更须满足天子的意愿,故其官员的言行举止,都难免引人注目。
面对繁重的政务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寇判官秉承一贯的耿直作风,遇事敢言,常常不顾忌官场许多潜规则暗习惯,直指积弊,这当然属于“不欺君”的大忠表现,因此引起了天子的注意。某次,太宗皇帝传诏百官就朝政各陈己见,他便上疏直言朝廷利害,有条有理,切中要害。天子阅罢奏言深为所动,对这位年轻的官员愈加器重,迎合顺从的臣子固然令君主舒心,但朝廷毕竟还需要敢言敢为的直臣。
翌年,太宗就打算提拔寇准,宰相建议授予开封府推官之职,太宗不满地说:此官岂能用来相待寇准?宰臣只得再提议迁官枢密直学士,天子这才答应。于是,寇判官转升枢密直学士,步入最高军事机要决策机关,同时还兼任判吏部东铨,也就是负责一部分考察选拔官员的工作。不久,寇准母亲去世,按照惯例官员须辞职“丁忧”,守丧三年,但太宗正要重用寇准,哪能就此让爱卿离朝许久?皇帝就是皇帝,一纸诏书便予以“夺情”处理,令孝子打破常规继续留任,这可是古代天子对特别信任臣子的一种礼遇。
蒙受如此浩荡皇恩,寇准更坚定了报效国家之心,对朝廷尽忠尽责。据记载,一次上殿议事,他因言语过于直率,惹得太宗恼怒地站立起来,他竟上前拽住龙袍请天子坐下来继续听,直到事情决议后才退去。当朝君王可是从来猜忌心重,又刚愎自用,君臣关系向来疏远,故很少有人敢如此逆龙鳞,然而寇准的举止风格实在超乎常人。必定是他言之有理,敢言他人不敢说的话,太宗皇帝觉得这位年轻人难能可贵,反倒极为欣赏,遂感叹地说道: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太宗之有魏征!
魏征乃是唐太宗朝著名直臣,曾多次不顾冒犯天子颜面而批评弊政,被唐太宗视为自己的一面镜子,由是以直言敢谏闻名于史。天子一言九鼎,寇准获得如此评语,自然声名大起,引得朝臣们又赞叹又妒忌。
初入执政
寇准出任枢密直学士,大约有两年时光。在此前后,京师朝堂上表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官僚们私下里争宠相斗不已,宰执之位也几度更迭。其中元老重臣赵普因年老体衰,不久辞官,状元出身的吕蒙正独掌相印,分居要津的大臣,一度也多为吕相公太平兴国二年(977)那一榜的同年。但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进者也逐渐崛起,寇准受到太宗的格外器重自不用说,还有如他的同年李沆也已出任翰林学士,成为天子身边的近臣。
年轻气盛的寇准因有天子的特别眷顾,自然不愿甘居人后,他要抓住机遇更进一步,以施展远大的抱负。
淳化二年(991)春,天下大旱,民怨沸腾。于是,太宗召见近臣询问朝政得失,众臣们都以自然规律的言辞予以解释,实际上就是回避敏感的现实问题。寇准则上言道:《尚书》“洪范”中的天人感应之说,应有道理,现在大旱就是验证,可能与朝廷刑政失常有关。他的这种言论,是有意将朝政问题与严重的旱灾挂起钩来。天子听罢大怒,当下就起身返回内宫。正当众人面面相觑之际,宦官传旨寇准入内。太宗一见到这位素来耿介的官员,便追问究竟有何刑政失常。他沉稳地回答:请陛下召见二府宰执们前来,为臣要当着他们的面说。当几位惶恐的大臣被召来后,他才对天子陈说道:之前有祖吉、王淮两人贪赃受贿,祖吉受贿数额不大就受到诛杀的严惩,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兄弟,监守自盗至千万,却不过受到杖刑处罚,以后又官复原职,此非刑罚不公又是什么?太宗当即质问王沔,王参政只得顿首称罪。于是,王沔受到天子的痛责,寇准则得到嘉奖。
古来官场拉帮结派的现象从来就有,此乃帝王最忌讳之事。在君主眼里,若就此形成集团势力,轻则结党营私侵蚀国家,重则架空天子危及社稷。不过,要完全杜绝此类事情发生却非易事,只能必要时加以打压,采取的手段当然很多,启用一批新人制衡就是一种办法。
寇准揭露参知政事王沔包庇胞弟之事不久,就被太宗皇帝钦点为枢密副使,从而跻身执政之列。这一年,寇枢密年仅31岁,属于二府大臣中最年轻的一位。当年九月,寇准的科举同年李沆也官拜参知政事,苏易简则升任翰林学士承旨,当然最受天子赏识的还是寇准。而那位倒霉的王沔则遭到贬责,吕蒙正也因姻亲宋沆妄议立太子的事受到牵连,罢相离朝。继任宰相的老臣李?和粗犷的张齐贤,显然不是天子理想的人选,而是属过渡性人物。
寇准的前景看似一派光明,拜相好像只是时间迟早的事,也就是再熬上几年的资历,便可走马上任。但寇准还是少年得意,仕途太顺了,政治上也就不够成熟,加上性格过直,好使性子,易遭人嫉恨,一时光鲜的背后其实却埋下了隐忧。
起伏与定策
寇准为政作风强硬,固然有天子撑腰,成为制衡其他大臣的新锐,却不免树敌过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如此一来,他便成了出头易烂的椽子,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此时,别的文官大臣不说,枢密院的长官张逊就与寇准过不去。张逊出身太宗藩邸时的亲随武臣,靠着攀龙附凤骤然升至高位,寇准自然看不上,因此在议事时与其多次发生争执,因此结下怨仇。张逊见识和能力虽都存在问题,但官场那套斗争的手段却不缺乏,他要找机会报复自己的这位副职。
淳化四年(993)六月的一天,寇准与同僚温仲舒一同乘马行走在街上,突然被冲出的一个疯子拦住连呼万岁,恰巧又被负责巡逻的一位武官看见。此事纯属精神病人的荒唐举动,或许还是受人指使,本与两位枢密副使无关,但张逊闻听后立即唆使那位武官上告,矛头却直指寇枢密一人。天子下诏询问,寇准深感冤枉,遂要求请温仲舒出来作证,张逊则坚持由上告者单独入宫汇报。最终,寇准与张逊两位在天子面前互相指责,相互揭短,甚至于声色俱厉,令太宗大为恼怒,这简直成何体统?天子对此事当然有自己的判断:张逊显然是牵强附会,打击报复,必须收拾!但寇准也缺乏涵养,既不分场合,又不识大体,惹得上下不满,应该给他点教训。于是,太宗当即将两人一同免职,张逊被贬降为闲差,寇准也离朝外任。
遭此意外打击,性情刚烈的寇准出任青州(今山东青州市)知州,远离了朝堂,自然心情郁闷。对他来说,青州衙门的事很简单,可以抓大放小,一般事务都交下属办理,自己有空便与僚属饮酒,以排遣烦恼。据宋人记载,他酒量极大,无人匹敌,这倒是吻合其性情。他肯定也反思了这次教训,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但遗憾的是其秉性难改,以后还要为此付出代价。正如荀子所云:“不知戒,后必有。”
皇宫里朝堂上,不见了寇准的身影,太宗皇帝时常闷闷不乐,想到寇爱卿的坦诚好处,便念念不忘。寇准离朝不久,天子就多次对身边人说:也不知寇准在青州是否快乐?近臣们安慰道:寇准去的是好地方,应当不会受苦。这样的问话多了,宰执大臣揣摩到陛下有召回的意思,这当然是他们不愿见到的事,便对太宗说:陛下经常思念寇准,听说他却整日纵酒作乐,不知是否也思念陛下?天子听罢,遂默然不语。这些谗言虽能令太宗一时不快,却难改变天子对寇准的赏识和思念。
次年九月,寇准奉诏回朝,升任参知政事。此时,天子已到晚年,最操心的大事莫过于立储。前面已说过,两次册立皇储的失败,令太宗既伤感又烦恼,东宫长期空置。这便引起了朝臣们的忧虑,惟恐天子一旦突然谢世,势必会因嗣位之争,引发一场政治危机。于是,个别官员上奏请立皇嗣,结果引起猜忌心极重的太宗不满,将他们贬斥外地。
但天子眼见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多病,臣僚们私下里又议论纷纷,猜测未来的人君,长此以往难免人心不稳,拉帮结伙,甚至有发生意外事变的可能。看起来,是该到确定太子的时候了。太宗从来独断宸纲,立储当然由自己拿主意,但也有必要听取信赖臣子的意见,以免考虑不周。
寇准返京后,立即被宣诏入宫觐见。天子一见到他,便撩起龙袍,一边让他看自己伤重难愈的足创,一边动情地发问:爱卿为何来得如此缓慢?他连忙回答道:为臣没接到诏令是不能进入京师的。太宗接着问:朕几个儿子中哪一个可以继承皇位?寇参政当然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之前几位朝臣都因冒昧提议而遭贬,但他从来敢说真话,便直率地答道:陛下为万民选择储君,不可与妇人、宦官商量,也不可与近臣谋定。惟有陛下自己斟酌,来挑选负有天下众望者。话说到此,天子沉吟良久,屏退身边人,独自询问寇准道:襄王如何?他当即回答:知子莫若父,圣意既已明确,就应马上确定。于是,太宗皇帝随之确立了襄王的储君地位。这位襄王便是日后的真宗皇帝,而寇参政则就此立下了定策大功。
襄王元侃晋封寿王,并依照惯例出任开封府尹。一年后,也就是至道元年(995)八月,寿王再被正式宣布为皇太子。据史书称,诏书公布之日,京城百姓涌上街头,夹道围观出行的太子,一些人还喜悦地说:真是少年天子!消息传入宫中,太宗皇帝感到不快,就召见并发问寇准:民心这么快就归属太子,如此将置朕于何地?看到多疑的暮年天子猜忌到太子,寇准的大智慧派上了用场,他立即祝贺道:百姓爱戴,正是社稷之福啊!言简意赅,明着是称颂陛下英明,选对了接班人,暗里却是保护寿王。太宗转身进入后宫,告诉后妃们寇参政的话,自然也是一派祝贺声。天子这才转忧为喜,重回殿堂,当下设宴感谢本朝“魏征”,君臣俩一醉方休。
二度受挫
寇准重返庙堂后,出任的虽只是副宰相之职,但因有天子的格外信任,其影响力却非同寻常。像在决定中书大政及其他重要事务上,他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因为此时唯一的宰相吕端和几位执政大臣也是在他的引荐下获得重用,故对这位天子亲信相当谦让。不过,在一往无前勇担责任的同时,寇准没有从之前遭贬的事上汲取教训,过于外露的老脾气依旧,仍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时常一意孤行。
说起来,寇准的风格与当日大多数科举出身的文臣明显不同,他性格外向,身上欠缺谨慎持重的色彩,性情又过于刚直,疾恶如仇,做事常常不顾及同僚和下属的脸面。如此这般,不免受到许多人的怨恨,以至陷于孤立的境地,最终连天子也帮不了他。
至道二年(996)七月里,朝廷举行南郊祭天大典结束后,依照惯例百官都获得叙迁。在安排此次人事变动的过程中,寇准素来印象好的官员多得美差,而他反感或不熟悉的人则很少获得好处,从而遭致一些人的非议。这得承认,他既有打破陈规不次选拔人才的一面,也存在主观偏见的一面,欠缺政治家必要的容人之量。
当时,有位名叫彭惟节的官员,其排序一直居于另一位朝官冯拯之下,这次叙迁后,前者转官屯田员外郎,后者转为虞部员外郎,也就是说彭某排位超过了冯某。但上奏列名时,冯拯却继续要求保持在彭氏前面。寇准素来对圆滑投机的冯氏缺乏好感,便大为恼怒,遂以中书公文的形式斥责冯拯扰乱朝纲。冯拯本非良善之辈,接获堂帖后愤懑不已,哪里肯善罢甘休,就上奏指责寇参政擅权,接着又条陈其对待岭南地区官员的任用不公。他这么做,自然有一批人支持,广南东路转运使康戬便积极予以配合。康戬也向天子上疏反映: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和李昌龄皆寇准所引荐,吕丞相心存感激,张参政曲意奉承,李参政则畏惧不敢抗衡,是故寇准得以为所欲为,变乱规矩。如此言辞,可谓相当大胆,牵扯到当朝地位最高的几位宰执大臣,背后必然有复杂的势力撑腰,很可能是得到反对太子一派的李皇后、大宦官王继恩等人的指使。既然有把柄可以被抓,政敌当然是不会手软。
太宗皇帝阅罢几份奏疏,龙颜不悦,再赏识的人也只是臣子,若要擅权或重新拉帮组派,照样是绝对不能接受。
当寇准奉命主持太庙祭祀事务之际,天子召见了吕端等人。吕相公受到太宗的责问,已顾不得情谊之类的事,连忙解释说:寇准性格刚强,为臣等不愿与他争执,也是考虑到怕有伤国体。随之,带头顿首谢罪。品行不端的张洎为求自保,恩将仇报,乘机落井下石,竟揭发寇准私下里说过批评天子的话。
结束太庙公务后,寇参政上殿汇报,天子质问他有关冯拯反映的事,他这时竟犯了老毛病,不知掌握分寸,一味地为自己辩护,还请求在朝堂官员面前互相对质。显然,他过于自信,不惧公开辩论。太宗听得不耐烦,说道:若就当庭分辩的话,有失大臣之体。话已至此,寇准犹不知退让,仍坚称自己无过,又拿出中书有关官员的簿子,一一指出先后,无非要争个是非曲直。他只顾倔强,不知变通,势必“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天子愈加气恼,不由得对昔日爱卿叹责道:鼠雀尚知人意,何况人呢?就此结束了不愉快的谈话,随之传诏罢免寇准的要职,出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知州。
追逐权力本是政界的通病,也是每位政客的本能,本朝“魏征”寇准自不例外。而权力的拥有,往往不是简单论品行、论能力、论远大的抱负,就能公平衡量分配,尔虞我诈、明枪暗箭、阳奉阴违、调虎离山、针尖对麦芒等等,以至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之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来便是如此。寇准显然不精通权术之道,大概还反感这些东西,常常仅凭一颗赤心一腔热肠对待君王和政务,自是简单粗糙,难免陷身孤立,甚至授人以柄。对此,他的同年和好友张咏以后曾叹惜道:寇公实乃奇才,可惜学术不足耳!此所谓“学术”非今日意义上的学问之学术,而是指学习揣摩历史经验所获得的政治权术。还是知己者言到点子上了,遗憾的是当事人终生也没有真正掌握。
再度失意之下,寇准离开了朝廷的权力中心,落脚地方衙门。这一年,他才35岁,就绝大多数官员而言,这个岁数还只是出道伊始,他却已实实在在辅佐过帝王,虽两度跌宕,却品尝过位高权重的滋味。
好在寇准还年轻得很,有的是时间资本,尤其是他立下了定策之功,今日的太子不久就要登基继位,对于他的大恩,未来的天子哪能轻易忘却?还有他的多位旧友、同年也分居高位,如吕端、李沆、向敏中及王旦等人或为宰相,或居执政,多少都受过他的荐举之恩,也不会绝情至极,而他的政敌则行将瓦解。
在邓州任内,寇准仍旧保持豪饮的习惯,时常设宴款待宾朋。他特别喜爱观看刚健有力的“拓枝舞”,往往一边欣赏舞蹈,一边放开来饮酒,每次都能畅饮三十盏之多,罕有对手,令人惊叹。寇准还是年轻气盛,志向大酒量也巨。而仅就酒性一点来看,也折射出他万事不服输的秉性。
不过,外人眼里的这种惯常纵酒作乐,掩盖的却是一颗苦闷的内心,陪酒者恐怕未必能完全体会,惟有他自己清楚。纵使醉里梦中也不甘心就此放手,正如他早年在巴东县写的诗句所表露:“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庙堂运筹、朝廷命运,舍我其谁?这便是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