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一书中（以下简称《“边境”之南》），作者滕威重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别样的拉美故事。 这个重新讲述的拉美故事，首先是一个《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希区柯克，一九五九年）的故事。作为希区柯克的经典名片，《西北偏北》和几乎所有的希氏作品一样，都操演着一个关于身份的迷局：一个普通人，被莫名其妙地指认为另一个人“凯普林”，从而意外卷入了一桩间谍案，于是证明“我不是凯普林”的过程，就变成了寻找“我是谁”的自我追问。正是在这个抓间谍、寻真爱的过程中，影片超越了冷战年代尖锐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将身份认同的困惑、主体的高度不稳定性，编码进好莱坞商业制作规范之中。
之所以说《“边境”之南》重讲的拉美故事是一个“西北偏北”的故事，就在于作者表面上是提纲挈领、娓娓道来五十年拉美文学汉译史，其内在的理论抱负，则是立足本土、再度追问“我是谁”，以拉美文学为镜像，打开一个新的探索空间――其中“第三世界”的言说位置、中国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认同、另类现代化道路与全球资本主义进程等，悉数获得话语展开的空间。
拉美文学汉译起于新中国筚路蓝缕、打开外交困局的建国年代。本书翔实的数据资料以及亲历者的现身说法，都在提醒读者：无论是翻译人才的培养，还是翻译作品的审定，都是国家外交战略的一部分，是新中国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政治工程。在作者滕威的立足点中，强调此一时期文学、文化翻译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突出翻译实践服务于政治决策；他不对政治和文学进行简单的二元化区分，并刻意彰显政治对文学的“侵犯”，恰恰相反，正是借重政治与翻译的紧密互动，作者得以解析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如何以翻译文学为基础，整合起全新的政治文化资源，从而完成文化主体性的自我建构。如拉康所指，正是借由对“他者”一再的误识与误认，主体才能完成对于自我的完满想象，才能实现身份认同的真正确立。这意味着，对于拉美这一“他者”的翻译与介绍，以及拉美文学作为革命文学的样貌呈现，根源于彼时中国的自我定位与世界想象。也正是依托拉美这一唇齿相依的友邻，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亦反身成功定位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及道义合法性。这个借助拉美“他者”而建构起来的中国镜像，是一个饱受苦难者、一个自强不息的战斗者，亦是冷战两极对立中的“第三个”可能世界。当然这同时意味着，世界局势的每一次紧绷，国际政治的每一场风云，都影响到“敌―我”关系的亲疏调整，都需要“自我―他者”的重新建构。因此，拉美文学汉译诞生后，始终参与着冷战情境的文化建构。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后冷战”世界局势的深刻改写，回望拉美文学曾经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检视左翼革命文学独特的“情感结构”，既是“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文化策略，亦是重新面对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新契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中，拉美文学（已被简化为“魔幻现实主义”）再度遭遇挪移与错置。这一次，是将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话语改写为现代主义的文学神话，通过把政治书写移译为“形式先锋”，拉美文学深刻地介入了当代中国文坛“去政治”的政治化书写。借助一九八二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加冕诺贝尔文学奖所激发的世界想象，中国正式开启了一个完全朝向欧美、朝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文化视野。吊诡之处就在于，正是通过拉美文学这一“南方”世界的革命文学，我们渐次关闭了以前一直敞开的亚非拉视窗，走上了一条进军诺贝尔、一路“向北”、“向北”、“再向北”的独木桥。而在滕威的分析中，拉美文学“爆炸”，绝非只关风月，它以古巴革命的胜利为情感认同，最终走向拉丁美洲广泛的左翼政治实践。甚至在杰姆逊看来，西方六十年代反叛运动的真正思想资源来自拉丁美洲――全球“革命的六十年代”，以“格拉玛号”登陆及古巴革命的胜利为序幕，而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离世，以及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殉职，最终以双重死亡的方式，宣告了“漫长二十世纪”的终结。也正是在“中国作家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接受中某种意义上的对位、但最终错开”中，一个曾经提出并实践着“第三世界”主义的国家，渐次屏蔽了工人、农民的主体视域，迎来了以审美、消费、个体为话语特征的中产阶级新神。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拉美文学也在诸种镜像误认与现实困境中，经历着不断地“遮蔽―显影―再遮蔽―再显影的重写故事”。如果说希区柯克以他惯用的操控伎俩，建构着扑朔迷离的现实真相，那么在滕威处，解析曾经被误认的聂鲁达（在五十年代高度政治化的翻译实践中，聂鲁达广受欢迎的热烈情诗被遮蔽了），还原一个真实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始终立场坚定的左翼，保持着与卡斯特罗的亲密友情），绝不仅是简单的澄清真相、还原历史，而是借此探讨主体性的漂移实践，质疑自我想象的重新设定。借由拉美文学引介的不同定位、不同效果，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进程，再度浮出水面，变得清晰明确起来。
《“边境”之南》讲述的另一个拉美故事，就是本书标题的同名电影、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的政治纪录片《边境之南》（South of the Border,奥利弗?斯通,二○○九年）。在滕威爬疏概念、厘清来龙去脉的解读里，“拉美文学爆炸”的译名、博尔赫斯的后现代热炒，无不是透过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拉美现场。在这个拉美故事里，自我认同的显影已经不是反帝反殖民的主体位置，而是美国政治经济实力支撑下的命名姿态，及其背后的强者逻辑――资本强权，赢家通吃，强者愈强，弱者陷入永远贫穷的渊薮。
不同于电影《边境之南》，作者特意将本书标题的“边境”二字打上引号，不仅是强调所谓“边境”绝非地理边境，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在这个重塑的象征秩序中，一切言说的语言已经是别人的语言，一切精彩的故事已经是别人的故事。今日的中国社会现实已经不需、亦没有能力用自己的语言，继续讲述一个拉美故事了。曾经的“边境”是跨越地理位置的唇齿相依，今日的“边境”是一道不可见的南北分野与想象阻隔。曾经的拉美故事，是一个建立新的自我主体的故事，是另类现代化道路的政治实践；今日的“边境之南”，是认同视野的绝对单一化，是迫不及待加入全球资本主义角逐的雄心。九十年代以来，在国内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常识”中，“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模式等）即是非意识形态的、民主公正的，是属于全部人类的社会文化财富。问题在于，在全球帝国化、第二世界消失、整个南方不断扩大的政治格局中，如果我们目光所及，只有美国及美国式的中产社会，庞大的人口基数、巨大的环境资源压力，只能意味着我们别无选择、无路可走。但是就在此一僵局之下，拉美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与不一样的质询――曾经是“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历史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发达的历史”，今天在美国的枕侧，拉美人托举出了查韦斯等新的左翼政治明星。这片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切开了血管的苦难大地，从未停止寻找自己的故事，也从未停止寻找资本主义之外另类政治实践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影片中，翻译和本书所讨论的主题一样，也占据了一个有趣的位置。诸位代表着新世纪拉丁美洲急遽“向左转”的政治领袖们，用西班牙语讲述着一个个自己的故事：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被美国控制，经济、金融被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操控，贫富分化、社会动荡。这些拉美人自己的故事，以及他们与斯通的交流，都需要由翻译官现场转译为英语。无疑，作为一位左翼大导演，斯通在寻找着一个另类的、不同于美国政治文化主流价值观的拉美故事，而翻译官的在场以及出镜，恰恰凸显了影片连同斯通自己，也占据着一个翻译的文化位置：提供七十八分钟的时间，针对美国主流媒体塑造出来的拉美形象，呈现出另一种视角，发出另一个声音――和平、发展、独立、自主。而影片上映后引发的最大争论，就在于斯通重构的这一另类翻译视角，似乎并不比美国主流媒体更为公正。不少人指出，影片重走切?格瓦拉的摩托之旅，重提玻利瓦尔拉丁美洲联盟的政治构想，却偏偏不到智利，因为亲美的智利并非左翼“希望轴心”国家，但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状况远胜于南美大部分地区。可是，如果我们扭转对于翻译应当忠实可靠的幻象，意识到翻译必然的话语建构特性，那么斯通影片的意义，也正在于为完美的全球资本主义图景揭开了裂隙的一角，为我们的稳定常识提供了一处现实的意外。在齐泽克的分析里，恰恰是这些例外支撑起了统一性的幻觉，一个和谐圆满的整一世界图景,内在地需要这些不能够被整合的例外。
这也是作者滕威在这个重讲的拉美故事中，试图实践的翻译研究取向：拒绝再度意识形态化地掉入真与假、对与错对立的区分，拒绝把曾经颠倒的一切，不加反思地再度颠倒过来；而是自觉意识到翻译的人为性、中介性，并借此质疑翻译所建构的文化资源与政治想象。或许革命的拉丁美洲文学，连同二十世纪左翼政治实践的可贵经验就在于，并非永远正确乃至永不言败，而是敢于面对种种裂隙与无措，在种种不能被整合的例外中，寻找到新的出路与另类的选择。
今天，拉美文学似乎回到了它该有的小语种文学的地位上，但作为曾开启了中国人民世界想象图景的亲密朋友，作为深刻介入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发展的他者资源，这个重讲的拉美故事，值得我们去听一听、想一想。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饱受重挫、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危机四伏的今天，拉丁美洲正在开启新的可能与别样的故事。
（《“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滕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