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20、30年代，邓演达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形成了他关于农民问题的可贵认识，而这种认识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 键 词】邓演达 农民问题 历史作用 局限性
作为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1]对中国农民问题在理论上有重要建树：即较早论证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将农民要求土地的呼声与国民革命的成败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土地问题解决的方案；支持建立农民武装。邓演达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
一、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认识的历史作用
邓演达能够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农民问题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关系出发，确认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否定了反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推动了农民运动的高涨，客观上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素材。
1.在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农民问题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解决民生问题就要实行民生主义。那么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办法，一是“平均地权”，一是“节制资本”。孙中山晚年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初步认识，视农民群众为国民革命的基础，把“耕者有其田”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终极目标，将农民力量集合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旗帜下，农民运动限于和平渐进的轨道，这些思想主张反映改组后的国民党对国民革命兴起阶段农民运动的认识水准，具有合理而现实的实践意义，但也存在某些不可忽视的缺陷。
晚年的孙中山虽然也反对封建所有制，却没有明确地把地主阶级视为民主革命的对象。这里虽然有尽量减少革命对立面阻力的考虑，也不难看出孙中山未能把反封建斗争提到应有的高度，因此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依旧沿袭社会改良色彩的方案。邓演达坚持执行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贯彻孙中山民生主义纲领中，目的更加明确，内容更加丰富。邓演达分清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斗争中的阶级阵线，明确了革命的对象。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把千余来年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2]
孙中山认为“耕者有其田”是振兴中国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具体方法是由国家按地价收购地主土地，授田或租田给农民，但他主张用改良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手段进行，可见，他在如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上，思想是复杂的。这种不从根本上触动地主利益而主张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只能是对土地问题上的“改良”，而不是革命。
邓演达主张建立农工平民政权，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实行“耕者有其田”。号召建立农民武装，同农村中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的土地主张和解决土地问题的行动纲领，第一次把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具体化。这是邓演达土地革命思想的一个质的飞跃，是探索农民革命的一个理论突破，对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真正的耕地农有具有进步的意义。虽然他在土地问题上仍有主张超过最高限额部分采用“和平”收买的办法，但他的认识水平毕竟大大超过了孙中山先生。
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上，邓演达比孙中山更深刻更符合实际。邓演达从分析中国革命基本任务入手，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压迫必须依靠工农的力量，“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以履行革命的任务。”[3]
2.在实践上推动了农民运动的高涨
邓演达不但能在理论上阐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努力去实践的。1927年，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加剧。在此转折年代，邓演达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以中央农民部长身份，特提出组织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确定由他和徐谦、顾孟余、毛泽东、谭平山组成土地委员会，进行研究讨论。二十几天的大小会议，先后出席的包括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武汉政府所辖几个军的领导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岳尔克等。邓演达自始自终参加并主持会议，他的发言和讲话较为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民土地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并影响着整个会议的进程。虽然许多内容被国民党否决，但邓演达领导和推动的土地委员会会议本身的实践性和历史意义不容抹杀。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对当时一些地区的农民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总之，我们从邓演达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探讨和实践活动来看，他是与农民的疾苦同呼吸、共命运的，他坚决捍卫农民利益的革命立场在当时左派中是不多见的，客观上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素材。
二、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认识的局限性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理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邓演达，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1.指导思想上偏重理论认识，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认识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但这种思想更多地是偏重于理性认识，而不是从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理论上，邓演达虽然认识到农工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在实践中，邓演达把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排斥在武装力量之外，造成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1930年回国后，邓演达认为，必须建立农工平民政权，然后才能进行土地的没收与分配。因而，他的主要努力就是建立政权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邓演达相信，“他能领导、组织一部分有能力而愿为中国革命献身的黄埔军人，打倒封建统治，清除帝国主义。”[4]在他看来，军队的力量比农民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准备策反举事，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武汉政府后期，汪精卫把持了政府的军政大权，压制农民运动，中共中央也犯了限制农民运动的右倾错误，这就在客观上使得邓演达的农民土地方案很难在实践中付诸实施。
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与毛泽东基本一致，都高度重视农民武装的建立。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他从欧洲回国后，在具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方法的同时，他关于农民武装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邓演达在领导权、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等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和中共发生分歧。总的说来，邓演达的主张因不实际而只能停留在空想的层面上，并不能真正地让耕者有其田，并不能摧毁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自然也就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大革命后期邓演达的土地政策还仅仅限于书面上，没有真正予以实行的客观原因，是革命形势的变化。日渐向右转的汪精卫对邓演达争取农民获得土地的努力采取了漠视和扼杀的态度。
2.土地方案本身欠缺具体可行的操作性
邓演达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在解决土地问题。但除了大革命后期武汉恶劣的政治环境使他无力推行他的土地政策等客观因素外，土地方案本身也存在着弊端。
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农民使用，这是首要的前提条件。邓演达主张以“政治没收”来征收土地，就是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给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有国民政府加以保障。这个办法真正实行起来却是不容易的。
（1）国民革命军军官有很多出身于大地主，国民政府及国民党高级官员中也有很多是大地主，要让他们把自己的土地拿来分给农民，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2）武汉政府辖区内几省中，大多数是中小地主，真正的大地主却是少数，仅征收大地主的土地是无法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求的，况且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军人土地是受保护的。
（3）大地主的土地是怎样转移到受田者手中呢？是没收还是收买？是无偿分配还是有偿使用？政策本身有漏洞，在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更何况连这样的方案还被国民党中执委否了呢！
邓演达的土地方案虽然因为主客观因素没有实施，虽然在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带有某种空想的色彩，但在思想上，他把农民问题看作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的认识是正确和深刻的，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他的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仍是十分深刻的。
邓演达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他坚决捍卫农民利益的革命立场在当时左派中是不多见的。虽然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在指导思想上偏重理论认识，但纵观邓演达在农民问题上的主张，其革命性远远大于局限性，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评价他时，邓演达的思想仍然是超群的。
注释：
①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是中国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
参考文献：
[1]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梅日新，邓演超.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40页。
[2]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梅日新，邓演超.邓演达文集新编，第404页。
[3]罗任一.邓演达回国组党，梅日新，邓演超.回忆邓演达，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