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最早的诗篇，可溯至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大东》。该诗揭露控诉了周王朝对远东地区人民的盘剥，属《诗经》中的上乘之作。作者是一位谭国(古址在济南东郊)大夫。《诗经?大东》之后，济南本土诗人辈出，唐代有崔融、员半千。宋代有范讽、李清照、辛弃疾。李清照是中国第一才女，是历代词论推许的宋词婉约一派的代表词人。她开创的“易安体”优美动人，风格独具，是宋词中无可替代的奇葩。辛弃疾与苏轼一道，被誉为宋词豪放派的领军人物，时号“苏辛”。与李清照一样，辛弃疾词亦极大地拓展了宋词的表现潜能，这使“济南二安”(李字易安，辛字幼安)当之无隗地成为宋代词坛的双星。
金元之际，济南有杜仁杰、刘敏中、张养浩诸人。明代济南成为山东省省会之后，本土诗人如边贡、李开先、李攀龙、于慎行、王象春等相继涌现。有明一代，李开先以其诗文主张和创作实践，号为“嘉靖八才子”之一。同时，又以其收藏金元以来的小说戏曲民歌，甲于全国，时称“曲山艺海”。于慎行不仅为一代帝师，其诗文成就亦“一时推大手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明史》本传则称其“学有原委，贯穿百家…?一文学为一时之冠”。特别是边贡和李攀龙，他们是明代“前后七子”的中坚和盟主，是领袖明代诗坛的杰出诗人。边贡为“弘正四杰”之一，清初的王士稹说：“明诗莫盛于弘正，弘正之诗莫盛于四杰。”(《华泉先生诗选序》)。至于“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其七律堪称明代之冠冕。同样位列于“后七子”的王世贞以“峨眉天半雪中看”(《漫兴十绝》)誉其诗。胡应麟则称李为“高华杰起，一代宗风”(《诗薮》)。―个城市在一个朝代涌现如此之多影响全国的诗人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
清代济南诗坛延续着明代的辉煌。王士稹、田雯、王苹等人，各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绩占据着诗坛上的重要位置。王士稹别号渔洋山人，济南府新城(今桓台)人。宗盟海内达数十年之久，被誉为泰山北斗，与南方朱彝尊齐名。时人将其比之杜甫、韩愈。为诗倡“神韵”说，是开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24岁寓居济南时，曾在大明湖水面亭即席作《秋柳》组诗，通篇无一“柳”字，却处处在写柳，此诗一出，海内轰动，即“闺秀亦多和作”。
新中国建立后，济南又有孔孚、孙敬轩、李根红、山青、桑恒昌等众多具有全国影响的诗人涌现，其中，孔孚以其风格独具的山水诗作，在新中国山水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元代地理学家于钦在《齐乘》中称：“济南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魏书》的著者、北齐著名史学家魏收则赞誉济南说：“吾所经多矣，至于山川沃壤，衿带形胜，天下名州，不能过此。”济南的丰饶秀丽，吸引了历代文人纷至沓来。汉末，曹操、曹植曾在济南地区任职或居住。“建安七子”中孔融、王粲、徐干、刘桢4人的籍贯都在济南附近，建安风骨无疑会深深影响济南的诗风。唐代李白、杜甫、高适等著名诗人，都曾经游历济南并留下了千古传诵的诗篇。杜甫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可以说是“第一次深邃、完整地表述出泉城的历史人文底蕴”(王育济《济南历史文化的变迁与特征》)。宋代，仕宦或游历济南的，则有欧阳修、范纯仁、曾巩、苏轼、苏辙、李常、祖择之、晁补之、孔平仲和孔武仲等。他们的诗文，为济南的湖山张目增辉。他们之中仕宦济南者，又多有政绩。个中最著者是曾任齐州太守的曾巩。金元间，元好问写有多首咏赞济南的著名诗篇，而一代书画大家赵孟烦，除了描绘济南北部风光的国宝级画作《鹊华秋色图》外，还有七律《趵突泉》这样尽写趵突泉气势与神韵的名篇。明清间来济南的诗人名家，多为仕宦济南的朝廷命官和学者。明代如胡缵宗、王阳明、薛碹、王世贞、邢侗等，清代则有顾炎武、施闰章、黄叔琳、于敏中、翁方纲、阮元、刘凤浩、黄钺、何凌汉、朱彝尊、孙星衍、梁章钜、何绍基、俞正燮、铁保等数不胜数的诗人型官宦学者，而施闰章、翁方纲、朱彝尊等人，是清代一流诗家。 “济南潇洒似江南”(黄庭坚)堪称中鹄之语。潇洒之于济南，是山明水秀，更是风流倜傥、诗意盎然。“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一城山色，半城清湖”的济南，是一首清明温润的田园诗。“我济富山水，人称名士乡”(边贡《春日卧病寄刘子希尹王子孟宣》)。在边贡眼里，灵山秀水，是济南之为名士乡的前提。清代济南府淄川诗人王培荀较边贡这位同乡先贤更进一步，他深有感悟地称济南(还有杭州)为“诗地”，且认为“以诗人置之诗地”最为相宜。如苏轼、白居易之守杭州，不独善政垂世，其诗亦美不胜收矣。(王培苟《乡园忆旧录》)乐天、东坡之西湖诗，足证此言不缪。王还以曾巩为例，称济南成为诗地的原因在于“山水助兴”。他说：“曾子固知齐州，虽不能诗，亦多篇什，何以故?盖山水助兴也。”济南山水使不能诗的曾巩也能写出好诗来，可见诗地之于诗人的助力。清景不合人间有，好句多因江山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