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849年涅维尔斯科伊入侵黑龙江流域直至1856年奕山出任黑龙江将军，短短的七年间，沙俄就造成了对黑龙江以北地区进行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面对沙俄侵略的不断升级，清政府自1850年才确知沙俄入侵的消息。但是由于清政府缺乏近代外交常识，误信沙俄“假道行兵”的托词，一直默认沙俄的军事行为。虽然自始至终黑、吉两将军不断加强防御，但是缺兵少将的基本事实导致这些防御措施苍白无力。而咸丰帝在深悉沙俄的真正目的之后，并未采取积极的措施对东北防务给予支持，这最终导致大片东北领土的丧失。
关键词：黑龙江地区；俄国；穆拉维约夫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1-0038-05
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在东段边境保持了近两个世纪的安澜。然而，随着英国军舰打开清朝的国门，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再次燃起。从1849年俄国军官涅维尔斯科伊由海路入侵黑龙江下游地区直至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沙俄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便侵占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于这段历史，学术界已经耙梳得非常清楚。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着力于沙俄的入侵过程，而对清政府如何应对问题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旨在描述这一时期清政府对沙俄入侵的反应，从而探讨东北领土丧失的必然性。
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沙俄政府在得知黑龙江流域存在后，不断派遣“远征队”入侵黑龙江流域。虽然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有效地遏止住沙俄的侵略步伐，但是沙俄政府从未放弃占领黑龙江流域的企图。1692年，彼得一世仍诏令出使中国的使臣义杰斯，要求“侦察”中国军队在黑龙江流域的动向。不过由于这时的沙俄忙于向欧洲拓展，中俄东段边境仍能相安无事。鸦片战争之后，沙俄趁机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侵略。1847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上任伊始，便着手布置吞并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计划。在他的支持下，1848年，俄军官涅维尔斯科伊驾驶着贝加尔号战舰从欧洲出发，前往堪察加半岛，并以此为根据地，从海上武装入侵黑龙江口。而清政府一直未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设军驻防，这导致沙俄蚕食黑龙江下游的计划实施得非常顺利。至1853年，沙俄在黑龙江口附近先后建立了康士坦丁哨所、阔吞哨所、马林斯克哨所、伊利斯克哨所、穆拉维约夫哨所等五个军事据点。沙俄对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入侵是如此顺利，以至于沙俄侵略者自身也出乎意料。1853年，穆拉维约夫曾说：“我国军队在阿穆尔河口(松花江)屯驻三年之久，事事顺利，未受任何威胁。”
沙俄重新人侵黑龙江的军事行动日益肆元忌惮，而清政府在最初的阶段并未察觉。直至咸丰元年(1850)四月，咸丰帝接到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的奏报才获知这一消息。德勒克多尔济报称收到沙俄枢密院的咨文，称“敝国闻得有外国船只屡次到黑龙江口岸，想此船来意必有别情，且此帮船内，尚有兵船……总之，防范外国之抢夺，保守两国之边界为要。”这引起了咸丰帝的高度重视，他马上命令黑龙江将军英隆查访此事。同年闰八月，英隆回奏道：“所有奴才等派员往查黑龙江口，及乌忒河、乌迪河等处现无夷船，俄罗斯等照常恭顺，疆界安静。”由于地方官员的失职，清政府未能对沙俄的入侵作出及时的回应。这无疑助长了沙俄侵略的野心。1851年，穆拉维约夫开始在外贝加尔地区扩充军队，并增设了外贝加尔省以统领外贝加尔地区的军队。同年5月，相关情况再次由德勒克多尔济上奏给咸丰帝，“俄夷坐卡布哩雅特，现均改驻夷兵。”对于这一变更，咸丰帝同样给予高度重视，谕令英隆：“俄夷所属之布哩雅特等，本系蒙古部落，今将布哩雅特全行撤回，改驻俄兵，情形甚为可疑，是以委员侦查。”并进一步提出：“边界地方不可不为防。著交英隆密饬所属各卡防范，断不可宣扬，使俄夷知觉。其各卡人等，并著妥为管束，不准私行越境谋利滋事，致令俄夷借端启衅。”_2j4。可见，此时的咸丰帝已经认识到即将到来的东北边疆危机。而东北地方大员也按照咸丰帝的布置加强防范。在呼伦贝尔地区，黑龙江将军英隆“即饬副都统德成、清安，于驻卡官兵及照例巡查官员外，添派妥员带兵驻扎未设卡伦之险要隘口，暗为防范”。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也奏请将“恰克图以东两部落二十四卡官兵更换，另派弓马娴习殷实安分之人驻卡”。
1853年，当沙俄基本完成了对黑龙江下游的非法勘察和武装入侵后，开始筹措新一轮的入侵。为了确保自身行动的合法性，沙俄向清政府提议，要求“在无界之近海一带地方，亦设立界牌，两国均有裨益”。这实际上是沙俄试探清政府的一项举措。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由于沙俄与英国交恶，沙俄不仅在欧洲战场与英国正面交锋，对英国占领西伯利亚地区的担心也日益加深。穆拉维约夫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堪察加的阿瓦恰湾，阿穆尔(松花江)河口及该河的航线权，可能被敌人用武力夺走。……那时，西伯利亚将不再为俄国所有。”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想保住西伯利亚，目前就必须确保和牢固占有堪察加、萨哈林、阿穆尔河口，掌握阿穆尔河的航线权，并且牢固地控制邻邦中国。”沙俄政府明显接受了穆拉维约夫的建议，开始加紧入侵黑龙江的步骤。清政府上下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沙俄的侵略迫在眉睫，仍误以为此次行动是对《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补充，积极准备划定边界事宜。咸丰帝首先谕内阁：“所有俄国固毕尔那托尔近海一带并无疆界请建立界牌之处，著理藩院详细查明旧例具奏。”又谕黑龙江将军英隆，命其“将郭尔毕齐河东边山之前后，当初如何分定界址，及该国近海未经立界地方，究竟应否立界之处查明”。但此时已近隆冬，无法进行勘界。咸丰帝鉴于此，命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通知沙俄：“已届严寒，水路难行，请于明年春融，由水路赴东海详细查明，再行酌办。”
经过精心准备，1854年5月，穆拉维约夫率领大批船只、军队从黑龙江的起点石勒喀扎沃德出发，开始了第一次武装航行黑龙江。而此时的清政府仍在筹办勘界事宜。6月，吉林将军景淳依然奏报道：“查勘与俄分界官员起程日期，前经奏派协领富尼扬阿，现由吉林前往三姓。其船只物件赶紧备齐，于四月二十八日同富明、倭什布、英福，带领兵丁由水路起程。”当沙俄的大批军队出现在黑龙江上的时候，清政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6月18日，景淳长篇累牍地汇报了俄船入侵的详细情况：“查得彼岸共船八十三只，船内人约二千余名，所载军械却少。而口粮甚多，木排四段，马约百余匹，牛约八十余条，外有二船不准登看，称系载装妇女。”如此庞大的队伍，不禁引起清政府地方官员的忧惧，开始筹措防备事宜。黑龙江将军英隆指出：“鄂罗斯性情奸狡，所称来由，殊难确信，相应飞咨吉林将军、三姓副都统查照。俟鄂罗斯船到彼境，一体严行防范。”吉林将军景淳也进行了相应的准备，除调遣将领 外，还“咨札各处，传集官兵，并前挑闲散，配齐军装器械，以教演为名，预备临时应用，而防不测。再，查吉林向未设有战船，亦无水师，仅止水手营运粮船大小五十只。奴才现饬水手营四品官刻即修整，水手亦不敷遣用，拟由打牲乌拉总管挑选年力强壮谙熟水性之人，听候调拨”。由此可见，英隆、景淳作为东北地方大员，当获悉消息后，第一时间对沙俄入侵进行了迅速的布置，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但是因为黑龙江、吉林缺兵少将，“兵丁军器一概不足，两国从无衅隙，又未便遽启争端”，所以他们组织防卫的力度是有限的。
面对如此紧急的边疆危机，清朝统治者却提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时，南方战事吃紧，清政府根本无力增兵东北。作为回应，咸丰帝首先批评了东北地方官员的慌张，“惟当密为防范，岂可先事张皇”。其次，主张以“防”为主，要求地方严行防范。“即著密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再次，仍希望能够按照以往中俄交往中的惯例，以“天朝大国”的姿态拒绝想象中的沙俄要求，避免不必要的外交争端。“其船只来踪去迹，只宜勤加侦探。不可率与该国交接，尤不可轻给照会文移，转生枝节。”最后，希望通过自身的退让以息事宁人。“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也。”。他国的军队公然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横行，清政府不仅没有进行积极的抵御和外交干涉，而且也没有任何增援的意向，却寄托于沙俄息事宁人。而咸丰帝的无所作为实际上是建立在相信沙俄的外交托词的基础上的。穆拉维约夫为了避免马上到来的军事冲突，为自己的武装航行黑龙江找到一个说辞：“因本属东面各岛均被英吉利侵占，伊奉国主之命，由黑龙、松花江内抄近前往，不敢扰害地方，前已咨明理藩院。”缺乏近代外交常识的咸丰帝却对此信以为真。这无疑将主动权交给了沙俄，使得清政府在应对沙俄入侵时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面对清政府软弱无力的回应，沙俄对东北的入侵日益升级，开始策划通过武装占领与殖民的方式非法占据黑龙江下游的领土。穆拉维约夫一方面仍然打着勘定边界的旗号，一方面却加紧在黑龙江人海口处扩建军事据点。6月25日，穆拉维约夫的舰队抵达阔吞屯。一面将所带士兵“一半往东海去讫，余兵留彼占居”；一面开始大肆修筑工事，准备长期驻扎。“砍木垫道，烧砖盖房，打铁练兵，沿江摆列铜炮，防守甚严。”沙俄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略，吉林将军景淳却认为“该夷占据阔吞屯等处，虽与进贡貂皮之费雅哈人等有碍，究因往征他国，在彼设备，似未便责问肇衅”。他们真正关注的仍是沙俄为此次入侵所打的幌子――划定边界。“其分界一事，关系中外之辨，必须会合查明，方可定断。”黑龙江将军奕格的处理方式与景淳的反应如出一辙。1855年2月，奕格上奏中指出：“俄罗斯船只由松花江顺流至三姓界内停泊，占居六屯，盖房造械，设立炮台，极为严密。……不久夷人还有续兵前来。”沙俄准备长期霸占黑龙江下游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但是奕格却默认了沙俄军队的屯驻，关注的是“严密访查俄罗斯人等有无续兵行势(动)”，并就是否阻止可能到来的俄罗斯兵船提出请示。咸丰帝的回复则是：“若再有续来之船并非前此经过船只，即著妥为开导。告以内地江面不能听外国船只任意往来，此后断不可再从黑龙江行驶，致启猜嫌。总以剀切晓谕，杜其将来为要。”咸丰帝明确认识到黑龙江是中国的内河，俄人不应由黑龙江航行，但是他的解决方式却仅是对俄人“妥为开导”，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作为后续手段。
从咸丰帝直至东北地方大员都已经看到了沙俄任意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但是他们却仍然宁愿相信沙俄所谓“假道行兵”的借口，仍然天真地认为沙俄的目的是勘界。面对沙俄的大军压境，清政府上下却没有任何足够的军事准备，一直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正是因为清政府的消极和无作为，所以我们才看到它不厌其烦地与沙俄就边界谈判事宜进行反复商讨，却全然看不到增兵、加强军备等积极举措。直至1855年4月，咸丰帝在给东北地方官员的上谕中仍老调重弹：“著吉林、黑龙江将军，库伦办事大臣等，务须计时各派妥员前赴约定地方，秉公商办，建立界牌，断不可稍存偏枯，致令俄夷借口启衅。”而此时的沙俄已经做好了第二次武装航行黑龙江的准备。
1855年5月，沙俄再次以“假道行兵”、“防堵英夷”为借口，开始了第二次武装航行黑龙江，向黑龙江下游运送哥萨克军、军火和移民。此次沙俄的军事行动再次引起清政府的警惕。5月，咸丰帝就指出“俄罗斯性情狡猾，诸事从无实话，不可不防。该将军等接奉此旨，无论该夷是否前来，均当随时密防。如俄夷来至交界，总宜循照旧章，婉言拒绝，令其由海外行走，断不可由内海经过，更不可张惶泄露，使俄夷知觉，致生枝节”。但清政府的外交辞令根本无法阻止野心满满的沙俄侵略者。穆拉维约夫一方面继续执行既定的军事计划，一方面仍以勘界作为外交辞令。“今因带兵赴黑龙江口防堵敌人，已于二月十八日由额尔口城咨行贵部。职亦愿将分界之事速为办理，贵国委员等应预赴松花江口，职于九月间必可到彼。”蚂面对穆拉维约夫的托词，咸丰帝再一次信以为真，指示东北地方大员道：“其俄夷未到船只，如能拦阻，固属甚善，倘不能拦阻，惟当以正言晓谕，令其毋拢我境。并饬卡伦各员，妥为防守，毋令滋生事端。”如又一次在事实上默认了沙俄的武装入侵。7月，景淳、奕格陆续上奏沙俄侵略黑龙江下游的行为，而咸丰帝的朱批都是“知道了，钦此”，并未采取新的应对措施。面对沙俄日甚一日的入侵，清政府已经黔驴技穷，唯有指望沙俄遵守《中俄尼布楚条约》，早日完成勘界，确保东北地方的安宁。
1855年7月，咸丰帝就开始加紧与沙俄的谈判议程。首先命令东北地方大员火速派人前与沙俄谈判。“著吉林、黑龙江将军、库伦办事大臣，各饬委员迅速起程，前往松花江，会同俄夷委员共同商办。”当景淳请求推迟谈判时，断然被咸丰帝拒绝：“此次会勘俄罗斯交界，往返更改，为时已久。……若再行改期，诚恐该夷有所藉口，转不能依期前来。”在咸丰帝的催促下，中方代表终于于9月20日抵达阔吞屯，展开了“中俄阔吞屯谈判”。谈判一共进行了三天。在谈判中，沙俄终于向清政府提出了非分要求，俄方代表称应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给俄国守护。中方代表据理力争，以致谈判决裂。谈判消息报闻清廷后，咸丰帝当即回复：“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为我国所属之地，诚无可疑。俄罗斯意欲分踞，其心甚为诡诈。”命令谈判代表据理力争。然而，咸丰帝只是指示了谈判代表相应的外交辞令，在如何应对谈判失败后的局势方面，却并未有任何大的举措。只是告诉东北地方大员：“吉林、黑龙江、库伦边界地方，仍宜不动声色，密加防范。”。
而此时，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大量东北旗丁被调往关内，导致东北边防空虚，仅凭借自身的力量，根本无力抵抗沙俄的入侵。东北地 方陷入两难境地。黑龙江将军奕格就指出：“若不随时筹备，暗设边防，诚恐疆陲辽阔，倘生叵测，仓猝之间，各路无防堵御。况军营屡次提调官兵内遣，以致库存军器短绌，在此之时，一切均多掣肘。”一方面是疆域的辽阔，一方面却是缺兵少将的窘境。为此，奕格提议“将八旗官兵，禁其远出虞猎，以及山林野处之五路鄂伦春眷属人等，全行传集，归交该处八旗官兵，责令按户分为管束外，再将该处八旗官兵、鄂伦春人等，寻常打牲使用鸟枪等军械，暂行察取，存官备用”。这一提议却被咸丰帝所否定。咸丰帝仍对沙俄抱有幻想：“此时俄夷虽有诡诈情状，尚未敢显然违悖，只可暗地设防。若将打牲官兵及鄂伦春人等，一概收回管束，并将鸟枪等械查取存官，恐迹涉张惶。倘使该夷闻知，转启猜疑之意……总宜示以镇静，不可先露防备情形，亦不可使鄂伦春人等失业，方为妥善。”“从中不难看出，咸丰帝根本没有做最坏的打算，仍想通过谈判解决。
与此同时，吉林将军景淳也提出了自己的防御打算。他也同样指出所属地区的困境：“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止共存兵八百余名。现虽饬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进而建议“可否仰恳天恩，垂念东省地方紧要，就三姓、珲春、宁古塔三处征兵，撤回二千名，以资防守?”咸丰帝同样予以断然拒绝：“惟此时粤匪未平，正在攻剿吃紧之际。调出官兵，万难遽行撤回。只可将备调余丁勤加操练，以成劲旅。从来抚驭外夷，惟有设法羁縻，善为开导，断无轻率用兵之理。”沙俄侵略黑龙江下游已为既成事实，其侵略野心也已暴露无遗，而咸丰帝仍幻想着通过和平手段遏制沙俄的侵略，这无疑是可笑的。正是因为咸丰帝制定的这一策略，东北地方丧失了国家的后盾，只能独自面对沙俄的入侵。
面对清政府无力的外交辞令，沙俄逐步加快了侵略步伐。1856年，英法联军开始向中国北部移动，决定占据大沽炮台，从而打开通往北京的道路。英法联军的行动引起沙俄政府的不安。沙俄政府迫切需要保护和巩固自己在远东的利益。科瓦列夫斯基就指出：“欧洲人攻克北京，以及英国人攻克赫拉特，对我们是同样敏感的事，不容我们袖手旁观。前一件事将使我们在太平洋和阿穆尔河沿岸所开创的一切前功尽弃；后一件事将把整个中亚置于英国人统治之下。”为了有效地占领黑龙江以北地区，穆拉维约夫先后于1856年、1857年两次进行黑龙江武装航行，最终沙俄政府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从而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人沙俄版图。
相对于沙俄的步步蚕食，清政府的应对一如既往，缺乏必要的军事准备。咸丰帝在1858年以前的唯一新举措就是将黑龙江将军奕格替换为熟悉夷务的奕山，而在主导方针上，咸丰帝仍然错误地判断了形势。1856年8月，当新任黑龙江将军奕山奏报穆拉维约夫第三次武装航行的相关情形之时，咸丰帝仍然坚信沙俄的目的并不是准备侵占领土：“不过予作通商地步。……惟使该夷受我羁縻，不能尽遂所欲方妥。”从1857年开始，奕山、景淳汇奏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奏折如雪片般飞送北京，咸丰帝仍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未在东北防务问题上给予更多的支持，防御的重责依然委托给东北地方大员，最终导致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
综上所述，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之中。在此形势下，沙俄重启了侵略黑龙江流域的计划。从1849年开始，沙俄便不断向黑龙江以北地区渗透，1856年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在“失之西方，取之东方”的策略指导下，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契机，加快了侵略步伐。至1858年，已经造成了武装占领黑龙江以北地区的既成事实。由于清政府并未在黑龙江以北地区驻军，导致沙俄入侵的最初阶段，清政府毫不知情。直至1850年，清政府才确认消息，开始作相关的军事准备。但是由于缺乏近代外交常识，清政府自始至终都相信沙俄“假道行兵”的外交托词。这使得清政府在保卫东北领土上一直处于被动状态。1855年，沙俄正式提出了侵略要求。虽然黑、吉两将军安排了相关的防御措施，但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大量征调东北旗兵，导致东北始终处于缺兵少将的状态，仅凭东北的力量难以抵抗沙俄。而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虽然认识到沙俄的威胁，却并未给予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支持，仍然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无视沙俄对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军事占领，这最终导致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丧失。从这个层面上说，1856年出任黑龙江将军的奕山并不是领土丧失的主要承担者，而是咸丰帝的国策导致了领土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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