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高二适先生，人们就会想起发生在1965年的那场兰亭序真伪之争，即所谓“兰亭论辩”。二适先生批驳郭沫若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是通过章士钊呈送给毛泽东的。章先生在信中是这样向毛泽东介绍二适先生的：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
“硕书”一词出自《柳集》，《柳集》即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文集。章士钊在他的巨著《柳文指要》中解释“硕书”就是“大书家也”。巍然，按《汉语大词典》解释，是“高大雄伟貌”，“亦形容名次等级高”。“巍然一硕书”就是等级很高的一位大书家，我今借用章先生这一评价，回忆岳父高二适先生。
第一次交谈
我的夫人高可可是高二适先生的小女儿，我们的婚姻介绍人是画家黄养辉，我和二适先生的第一次会面就在养辉先生家。
记得是在1976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当时在燕子矶中学教书，正放寒假住在姐姐家，姐姐和养辉先生是近邻。晚饭后，黄师母来说黄老有事找我，我过去一看，屋内还有客人，忙问黄老有什么事，黄老说只是向我打听一下三台洞可否方便游览参观。听我说毕，黄老即向我介绍来客，原来是高老夫妇。于是，二适先生就与我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谈话中他对我的名字似乎颇感兴趣。他说，树人这个名字取得好啊！我说，同名的人太多。当我说起国民党元老，也是岭南派画家陈树人时，二适先生有些诧异地说：“哦，你也知道陈树人？”我还说起小时候曾在莫愁湖公园一方碑刻上见过陈树人的题词，二适先生当即表示有机会要我陪他去看看。我告诉他，这么多年下来，尤其是经过“文革”，这些碑刻早已不见踪影了。
这次会面原来是养辉先生夫妇安排的，是让二适先生先来看看我这个未来的女婿是否合格。简短的交谈，似乎印象还不错。高可可后来告诉我，二适先生回去后即表态“此人可交”，而高可可本人则是不大情愿的。因为陪同二适先生夫妇同来的还有一个他们的小外孙女，是高可可二姐的孩子，当时只有11岁。高可可私下问起她对我的印象，则是“那人很丑”。我本非帅哥，当时长得马瘦毛长，加之不修边幅，酷似演员马三立，小姑娘说丑不算冤枉我。但是出于尊重与信任，高可可还是听从了父亲的意见。
后来谈起我们的婚姻，高可可曾半开玩笑地强调，她是真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非“自由恋爱”，我则强调是自己的名字取得好。陈树人可以说是二适先生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作为岭南派画家，陈树人常在报刊上刊登画作并征求题诗，二适先生屡以诗作应征，颇为陈先生赏识。1935年，二适先生即是应陈树人先生之聘，从家乡来到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抗战前夕又经陈推荐至立法院，任院长孙科的秘书，专办应酬文字。陈树人对二适先生可谓有知遇之恩，而我恰与陈同名，二适先生很可能爱屋及乌，对我这个“树人”持有好感，也算一种缘分吧。
谊兼师友的章士钊
上世纪30年代，二适先生即结识章士钊，谊兼师友40余年。二适先生没有随立法院去台湾，即是听从了章先生的劝告；60年代，又因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先生推荐而成为江苏文史馆馆员。在兰亭论辩中，二适先生更是得到了章先生的全力支持。
二适先生曾告诉我有关章士钊先生的两件事，并嘱我“不足为外人道也”，这在“文革”尚未结束的当年很有必要。
一是章先生与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杨怀中既是同乡又是至交，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称章先生为“章伯伯”，章先生曾为杨氏父女作传。后来，我从李淑一的回忆文章中看到，李淑一也叫章士钊“章伯伯”，她和丈夫柳直荀都是杨开慧的同乡好友。李淑一在文章中还说到章士钊在为杨开慧所作的传中有这样的句子：“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这是用文言记述的毛泽东的话，源于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有“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章先生向毛泽东提出，骄字当作何解？毛泽东的回答是，一个女子为革命丢了脑袋，还不值得骄傲吗？
二是建国初期的一次民主人士聚会上，章先生坐在主席台上，毛泽东主持会议，下面有人连递两张纸条，看到第一张纸条时，毛泽东没有讲话，当看到第二张时，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下面有位先生连递两张条子，第一张说是某人坐在台上不合适，第二张则是说，如不采取行动，就要鼓动大家来轰某人下台了。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愿纠缠历史旧账，只要愿意同人民站在一起，我们都取欢迎的态度。如果要算历史旧账，这位写条子的先生，怕也未必没有可算之处吧。有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会议当然就顺利进行下去了。据说，章先生事后才知道，条子上的某人指的就是他。
二适先生所言二事，当是来自章先生所亲近的人或章先生本人，第一件可从李淑一文章得到佐证，第二件则尚未见到相关资料，似乎章含之的诸多回忆文字中也未见提过，但毛泽东的作风和语气倒是极为神似。
关于“兰亭论辩”
兰亭论辩使二适先生名声大震，可算是先生生平中一大亮点，但在和先生相处中，二适先生几乎从来不谈当年的那场论战。有几次我主动提及，想了解他对此事的看法。颇感意外的是，他竟简单地告诉我有两点值得记住，一是兰亭真伪问题本来不值一辩，二是凡事不可欺人太甚。对这两点我记倒是记住了，但是并不理解，尤其是第一点，心想：“不值一辩的事，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关注呢？您又为何费那么大的劲发表文章呢？”
直到二适先生去世以后，我才渐渐弄明白这两点。在二适先生的遗稿中有一篇《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此稿写于1972年，是针对当年郭沫若又一篇文章《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的。郭沫若旧话重提，坚持7年前他在兰亭问题上的观点。二适先生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夫逸少书名之在吾土，大有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势，固无须谁毁与谁誉之。”这不正是“不值一辩”的答案吗？顺便说一句，如今这篇《再驳议》手稿已由高可可等捐赠给求雨山高二适纪念馆，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几年前，有一批当年二适先生致章士钊的信件流入市场，被许多收藏家所珍藏，这批信件中有不少是关于兰亭论辩的。先生在一封信中说：“适人微言轻，知文坛有人把持，故为书艺兴废，不甘作寒蝉，所以才求公乞将鄙文呈献政府冀待采纳，非有他望也。”在另一封信中，先生说得更为痛心：“夫已此为当今国士、天下士，厚诬古人而藐视来者至于此极，适真有创巨痛深之思。”由信文可知，先生当年挺身而出，实是忍无可忍，不得已而为之。
“读书多节概”
在二适先生的书房兼卧室中，挂着一幅他自撰的对联：读书多节概，养气在吟哦。先生说他一生“惟以诗书为性命”。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是写父爱的，非常感人。高可可说，她也很想以背影为题写写自己的父亲。她说，朱自清所写的父亲背影是偶然的一瞥，而自己父亲的背影却是她从小到大，从清晨到深夜，从酷暑到寒冬，数十年如一日几乎天天可见的。推开房门，总能看到父亲伏案读写的背影。
先生读书还有一大特点，即古人说的“不动笔墨不看书”。因此，凡经先生认真研读过的书，无不写满评注题跋，它们既有学术价值，也具艺术价值。去年，凤凰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就着手编印高二适手批历代书法经典碑帖，第一批四册碑帖出版后就受到热烈欢迎。
我有一部丛书集成本的《古史辑要》，二适先生曾信手翻阅过，后来我发现其中已有多处先生的批注。这不起眼的小书有了先生的墨宝，已经成了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二适先生的学生就有多人曾送书帖给老师看，这些书帖上往往留下先生的墨迹，而今也都成为珍藏。有人说，真后悔当年没有多给老师几本看看。
在一本《高常诗集》上二适先生题了一段话：“我非藏书家，而系有书必读，以是一日无书则不能生。”但是在“文革”中，二适先生的书籍碑帖竟然被全部抄没了，先生为此一病弥年。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多次在他的书房中接见外宾，在一次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说道：“总之，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活不下去。”二适先生从报上读了这条消息后，写信给章士钊先生说：“圣言煌煌，欣踊距跃。抑公称‘天下有以理论之孤证，摧破具体之僭谬’，是耶？”二适先生对毛泽东的这句话表示认同和欢欣，但是想到自己已无书可读，不免要发发牢骚。“每天不读书就活不下去”这一真理成了一人适用的孤证，而反观天下许多人无书可读的现实，岂不愈发显得荒谬？
二适先生的这番牢骚也向其晚年引为知交的林散之发过。1979年，在莫愁湖公园举办了高二适诗文书法墨迹展，林老在座谈会上谈到此事时说：“只有他高老敢发这样的牢骚，别人可是敢想而不敢说啊！”
“文革”中的“孔子学校”
二适先生不仅自己勤奋读书，还呼吁和动员更多的人读书。尤其在“文革”那些岁月，他感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断裂的危险。他在写给学生费在山的信中十分感慨地说：“刻下南北一片黄茅白苇，大苏之慨的然。”“大苏之慨”盖指苏东坡在《答张文潜书》中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王氏，就是王安石。细读这段话，似乎说的就是“文革”中文化凋零的状况以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有鉴于此，二适先生向自己的学生们大声呼吁读书，而且要多读古书。1975、1976年，“文革”尚未结束，二适先生就在家中给一些青少年讲授四书五经，这使许多好心人为他捏着一把汗。我多次看到孩子们蹲坐在他的周围，跟着他朗诵“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派乡音，今日犹在耳边回响。
环顾今日蓬勃兴旺的孔子学院和国学培训班，可以说，30多年前的“文革”中，二适先生已经在他的斗室之中办起了最早的孔子学校。
如今，二适先生那封写给费在山先生的信已经刻在姜堰市高二适纪念馆的墙壁上，供世人观赏。
“养气在吟哦”
吟哦，就是作诗或读诗。二适先生读诗爱诗，一辈子不知写了多少诗。他的书法成就早已蜚声海内外，诗歌创作成就如何，我不敢妄加评论，但从先生经历中知道他的诗作曾得到一些前辈先生如陈树人、章士钊的赏识。
先生晚年自号“高亭主人”，即源于一段诗坛佳话：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立法院在市郊独石桥办公，但因敌机轰炸，公事日废。二适先生则聚集群书，昼夜诵读。一段时间，先生彻夜朗诵孟浩然诗，章先生来函戏问：“闻君尽力于孟，夜深讽诵，不知是浩然之吟乎，抑二适之吟乎？”又一日，章先生指立法院中一座小亭说：“湖北钟祥有亭名‘孟亭’，是后人纪念孟浩然的；我意立法院此亭应名‘高亭’，可以与‘孟亭’媲美。”为此还写了一首七绝相赠：“过桥踏石上江村，偶怀乘舟归鹿门。从古诗人定名胜，高亭应比孟亭尊。”诗后加小注曰：“吾尝语孙哲生，独石桥须俟二适始可传。”孙哲生即孙科，时任立法院院长。
二适先生诗宗江西诗派，用典较多。诗人俞律曾将二适先生的诗比做“硬蚕豆”，说要有强劲的咀嚼能力才能品尝其鲜香。“四人帮”覆灭后，画家亚明画熟蟹四只以为庆贺，二适先生题为《佐酒图》，并作七绝二首同贺。其二曰：“近传妖孽‘四人帮’，一线围攻蟹满匡，天下无人敢援手，秃头娘子本无肠。”末句直刺江青。当时，求画者众，求诗者亦众，据说亚公、高老分别绘图题诗有百件之多。诗之末句，高老最后改定为“当时京兆未为郎”，较原句费解，但如能稍微多花点工夫翻翻工具书，知道唐代京兆尹张敞为妻子画眉的故事，就能体会此句改得好。委婉的讽刺、含蓄的批评，本是中国诗歌的好传统，较之直截了当的谴责要高明得多。
我曾就此问过二适先生，为什么不能把诗写得像白居易那样，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先生的回答非常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读诗的如此，写诗的亦复如此。
不过也有例外。二适先生在一位学生买来的《怀素自叙帖》上曾题七绝两首，劈头就是两句晓畅的大白话：“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夸张是诗歌创作的一种手法，诗人作此惊人之语，有如佛家禅宗的“棒喝”，以期引起读者的注意。其实，先生的论书语录中亦可见对怀素的肯定之辞。1979年，莫愁湖公园举办的二适先生书法展上展出了这件作品。展览开幕不久，公园领导很紧张地告知高可可，有人告状说展览有政治问题，问题就是这本自叙帖上的题诗。因为毛泽东当年曾将此帖影印本赠送日本友人，可见是推崇的，而题诗则大唱反调。当晚，我和高可可找到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秋阳（主持宣传部工作）家里，李部长了解了来意后，当即表态：这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宣传部不会干预。这样的表态，这样的领导，在当时还是非常难得的。
二适先生读古人诗广泛而又深入，如唐代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宋代黄山谷、陈后山，先生都曾下过相当的功夫。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印行了《高二适批校刘禹锡集》，出版社在《出版前言》中说：“该书无论是从文献价值、书法价值，还是从学术文化方面看，先生的批校，均有很高的出版价值。”
“余之自信有如此”
“余之自信有如此”，出自二适先生《题怀素自叙帖》一诗，说的是他对自己在书法艺术上的见解十分自信，而充满自信确是先生为人的一大特色。
1976年，继乒乓外交之后，我国又展开书法外交。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一批全国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与日本书法家的作品举办联展，二适先生作品写的是毛泽东词《浪淘沙?北戴河》。不久，画家范曾寄来一封信，当时二适先生因心脏病住在鼓楼医院，我把此信送往医院。先生于床头拆看后，笑了一笑，露出一种自嘲的神情，同时将信交给我看。范先生在信中说：“我和陈大远同志都认为，先生大作实为全场八十幅作品之冠。”我当然为这种赞扬感到高兴，于是对先生说：“他们说您是全场之冠呢！”先生回答竟然是淡淡的一句：“当然如此啦。”接着又补一句：“不过，我可是不劳他人夸奖啊！”
二适先生曾先后请人治印两方，前一方是“证草圣斋”，后一方是“草圣平生”。为此，他还作七律一首赠送给为他治印的篆刻家。诗曰：“证圣何如得圣名，龙蛇飞舞豁平生。向来中国尊皇象，可信东吴产笔精。自宝奇觚为善解，老丁长乐欲无营。多君铁石明吾志，五百年前孰我争？”该诗又一次表现了二适先生在书法上的自信。
原来，二适先生穷多年心力，写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该书考证研究了东吴皇象的《急就章》，而皇象当年即被称为草圣。“证草圣斋”就是考证草圣皇象作品的书斋，但直到晚年仍然勇猛精进的二适先生已经不满足只是考证草圣的作品了，他自己要直追草圣，甚至超越草圣了，于是又刻下了“草圣平生”这一方章。诗的首句说，考证古代的草圣，还不如去争取做当代的草圣；末句更是明白宣称，五百年来，即明清以来几乎没有对手。
二适先生确实毫不谦虚，也可以说是毫不故作谦虚，满怀自信不也是一种质直淳朴、勇猛精进的精神吗？
如今，这诗稿已是求雨山高二适纪念馆的一件珍贵藏品。
“神交二十载”
神交，常指彼此慕名却从未谋面的朋友。二适先生就有不少这样的朋友，刘海粟、赖少其、陆俨少都是其中佼佼者。
扬州方智铠言其某年过沪，访问海粟老人。其时老人尚未获“解放”，曾谈及兰亭论辩，老人说二适先生的驳议是真知灼见，实深敬佩，希望方先生去宁代为致意。未及二日又遇刘老，说已写一松，将烦请二适先生题诗。惜方君匆匆离沪，未及取得，后此画由镇江某君携宁。1976年夏，我曾得见此画，二适先生挂于壁上数日，并为之题古风一首。画面是一有巨大创伤的孤松，二适先生诗中有句曰：“何日沧浪作钓翁，与君从此抚孤松”，“剩与此图筋骨同，偃屈风流大江东”。通过一幅图画，二老的心已经相通。
上世纪80年代，海粟翁在省人民医院特地托人约见我们一家。交谈中，高可可谈到二适先生在书法艺术领域的自信时，海粟先生说：“我从来认为书和画本人都是天下第一，后来见到令尊的作品后决定让出一个，他是书法第一，我仍然是画画第一。”说罢哈哈大笑，原来又是一位毫不谦虚的老人。
赖少其也是与二适先生仅通信函而从未谋面的朋友。1977年二适先生逝世，赖先生从安徽发来唁电。1982年，二适先生逝世五周年，他从北京颐和园中国画研究院寄给高可可一首诗，诗曰：“神交二十载，未登夫子庭。笔墨继汉魏，论书数公能。是非何足道，右军写兰亭。后浪推前浪，波撼石头城。”表现了对兰亭论辩中二适先生的赞赏推崇。
二适先生的学术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的第一版，也是因赖少其和马飞海两位先生的大力推荐，才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印行问世。
陆俨少与二适先生的神交则是二适先生主动。1976年，宋文治先生携来陆老的若干山水册页请二适先生题诗，先生见后极为欣赏。我还记得先生当时说：“此翁不但画得好，题得也好，似曾熟读《水经注》。”这番话后经宋老转达，陆老很是感慨，引为知己。1977年春节，二适先生作《人日诗》两首，致函俨少先生求作《人日诗思图》，惜图未成而二适先生因心脏病发突然逝世。当时，二适先生住在市立第一医院，我与高可可陪侍在旁。先生临终时曾在昏迷中断断续续交代我们“要保管好书帖”，又要我们“打开房门，陆俨少送画来了”。虽然是呓语，但可见先生心中所念。丧事办毕，高可可即将此情此景函告俨少先生，俨少先生即回函要去二适先生照片一帧，不久就托方智铠先生送来了《人日诗思图》，画面上是幽静美丽的山水，二适先生的形象正徜徉其中。俨少先生不久又画了一幅《人日诗思图》自己留作纪念，还满怀深情地题词：“予神交舒凫先生而未谋一面，丁巳春先生书来乞作人日诗思图，图未成而先生遽归道山，其令女可可书来，为道弥留之际，仍以为此图为言。感念存殁，岂任感叹，予遂补作一图奉寄可可女士。顷检箧笥，得先生二书，墓有宿草，而手泽犹新，不忍捐弃，爰为装成小卷，又作图畀其首。”此图已收在《陆俨少画集》中。
顺便说一趣事，二适先生逝世后，我曾多次在报刊上见到一些文章，介绍某位艺术家，总会说此人的名字曾在二适先生病逝前被先生提及。这类文字真可谓“谬托知己”，也可能是传闻失实，以讹传讹。二适先生弥留之际确实就说了前述的两句话，除俨少先生外，没有提过第二个人。
“只留老眼互为看”
林散之是二适先生晚年结识的一位知己。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两位被尊为“草圣”的书法大师都称自己的诗写得好，而且诗比字好。他们都把“诗人”当成最光彩的称号，二适先生总是称林老为“诗翁”，而林老在二适先生去世后含泪书碑，题为“江南诗人高二适先生之墓”。一位当代哲人说过一句比较极端的话，他说：“诗是属于天才的。”两位大师既是书法的天才，也是诗歌的天才，二老书法作品中有大量自作诗，这在古代书法家中是常见现象，今天却成为罕见现象，颇值得我们深思。
林老的诗集《江上诗存》早已问世，高老的诗集《高二适诗存》已由黄山书社出版。在两部诗集中，他们彼此酬唱的诗歌记录着两人如山的情谊和似水的风范。
二适先生在一首《漫兴次和林散之诗老见寄之什》诗中写道：“诗翁书法木根蟠，脱手千篇也不难。今代何人与真赏，只留老眼互为看。”表现了一种“知音者希，真赏殆绝”的感慨。二老在世时彼此相会，曾多次谈到他们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即许多人急于求得他们的书法作品，但是一旦到手，问这些人好在哪里，大多茫然而不知所云，有的甚至连文字都未曾识得。
1976年，二适先生住在鼓楼医院，一天上午查房结束，先生见时间尚早，提出要去林老家坐坐。我即陪同前往，我们从鼓楼步行至百子亭林老家。林老一见高老，欣喜之色犹如孩童，开口即向高老诉苦：“我如今成了扫帚星啦！”原来是书债如山，每天要把毛笔当做扫把扫个不停。林老晚年耳聋，高老取过桌上的纸条，在上面写了一句话：“你不会不扫吗？”林老也用笔相答，在后面写了八个字：“不写不行，皆是人情。”高老接着一句：“那就逃到乡下去。”林老回一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高老接下去又是一句：“那就活该了。”二老同时哈哈大笑。至今我都懊悔，当时没好意思将那纸条带走保存下来，多么有趣的对话，多么可爱的老人，多么珍贵的友谊！
如今细想当年事，二老的笑声中实在包含着许多尴尬和无奈。书法创作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名声，而大量的应酬之作又耗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不过，天下事往往是利弊共生，而今书法进入市场成为商品，有假冒伪劣会混入艺术殿堂，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文明进步过程中应付的代价吧！
近年来，高二适的遗作――诗文和书法陆续问世，而且受到广泛热烈欢迎。章士钊当年为二适先生抱不平的“漫天恶札世争奇，皇象工书人不知”现象终将成为历史，二适先生在他《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自序中所期盼的书法艺术“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的繁荣景象一定会出现。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