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因为中国加入WTO而成为中国的“全球化元年”。10年之后，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变成了屹立潮头的领导者。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由传统的国防安全扩大到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包括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
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信息安全测评组织体系
2011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了《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总结“十一五”产业发展现状、分析面临形势的基础上，规划明确了“十二五”的发展思路和目标，确定了发展重点和重大工程，提出了相关政策措施。尽管工信部暂未发布两项规划的具体细则，但以政策引导提速信息技术及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已然清晰显现。毕竟，信息安全的技术、解决方案开发及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焦点课题，成为各国信息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其他如教育、医疗等行业，在感受信息化建设巨大应用价值的同时，也在日益面临越发紧迫的信息安全潜在风险。无论是美国政府的维基泄密事件，还是谷歌、索尼等公司的信息安全事件，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覆盖与升级，以及互联网应用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信息安全漏洞快速显现，颇有让人应接不暇之势。我国信息安全已进入关键时期，网络信息安全的国际竞争与对抗的压力明显增大。加强国家信息安全保障、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根本利益成为确保我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性课题。
在《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下发之前，2011年5月20日，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广东测评中心在广州挂牌成立，成为这支“国家队”的第16个分支机构。迄今，我国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信息安全测评组织体系。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主任吴世忠表示，我国信息安全测评工作始于1997年，迄今已构建了一整套与国际接轨的国家信息安全测评标准、程序和方法，基本具备了对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性、信息系统安全性和信息安全服务进行测评的能力。
2011年11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制造业数据安全一体化防护技术论坛”上传出消息，我国信息安全的“国家队”――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网络安全中心将进入快速崛起的企业数据安全市场，目前已自主研发了以磁盘加密技术和自主通信协议为特征的CSEC数据防泄露整体解决方案，该中心在推动技术科研成果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还将酝酿数据安全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10月，是我国国家级信息安全规划设计、实施部署、应急响应、运行维护的专业机构，同时致力于参与我国信息安全领域标准与规范的研究和制定，目前已完成《安全支撑平台技术框架》等多项国家标准和《证书认证系统密码及其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等多项行业标准的制定。
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网络安全中心技术总监黄超指出，目前我国大多数数据安全企业在沿用国外的技术，这些技术对于文件类型和操作系统依赖性较强，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维护困难、成本较高、存在潜在风险等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网络安全中心自主研发了数据防泄露整体解决方案，服务企业数据安全市场。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
文化安全历来是主权国家的重大问题，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历史大趋势中，文化安全更是成为国际视野中的一个聚焦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指明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要求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中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一重要论述既是科学判断，也是风险预警，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了清醒而睿智的思维理念。
文化安全是指什么？如何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2011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援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序、劳承玉的观点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一种文化不被其他文化取代或同化，保持自身的独特性、独立性、完整性并不断传承和发展的状态。国家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体系没有遭受其他文化的侵蚀和破坏，能够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扩大本国文化影响力。具体而言，国家文化安全主要包括国家的文化特性得到保持，民族文化的价值得到尊重，文化资源与遗产得到保护，文化传统得到传承等诸多内容。国家文化安全也可分为价值观念安全、语言文字安全、文化资源安全、风俗习惯安全、生活方式安全、文化人才安全等方面。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非传统安全要素，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共同构成国家安全体系。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文化传播的形式、速度和力度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科技优势、营销手段以及政治推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文化安全。从实际情况看，中国是一些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目标，我国文化的发展正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和挑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非常艰巨。比如，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动作频繁；在文化交流领域，西方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影视产品和动漫游戏）、语言文字、学术理论、节庆习俗等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社会科学和生活方式等形成冲击，文化霸权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专家建议，要切实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关键是要靠文化建设。新形势下，我们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在实践中需要着力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文化创新能力建设。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保障，而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则是保持文化先进性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文化创新能力越强，文化越先进，其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就越小，反之就越大。应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大力推动文化创新。二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实力较弱，这是我国文化话语权不强、文化贸易逆差大、文化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的重要原因。应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鼓励不同社会主体的资本向文化产业流动，迅速壮大文化产业，实现我国由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产业强国的转变，让我国的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经风雨、上档次，逐步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应着眼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召力，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误读、误解和误判，创新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
粮食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
近年来，粮食价格持续高涨正让全球面临另一场“粮食危机”。2011年1月16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各国政府不要在粮价上涨时限制粮食出口，警告这可能推高全球粮价。此前一天，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曾警告，世界正面临另一场“粮食危机”。自2010年以来，因全球粮食大幅涨价，民众生活负担加重，多国引发抗议浪潮，甚至在某些国家引发骚乱，似乎在重演2008年的“粮食危机”。当然，目前断言“粮食危机”即将卷土重来还为时尚早；但不容忽视的是，粮食价格上涨及其所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各国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挑战。
不论在哪个国家，粮食问题都是一个关系到所有人，尤其是普通民众重大而敏感的问题。粮价问题解决不好，不仅意味着大批民众挨饿，还蕴藏着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从2008年的“粮食危机”到最近的粮价高涨，时隔仅仅3年。这也意味着，2008年以来国际社会为化解粮食危机所采取的对策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效果却是暂时的。换个角度来说，对任何国家来说，仅为化解一时的粮食危机或粮价上涨而采取临时的对策是不够的。因为，粮食安全是一个长期性的大问题，必须从长远角度考虑长远对策。
2011年1月24日，英国官方研究机构报告说，全球粮食系统在今后40年里将面临人口增长等因素带来的巨大压力。报告称，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超过90亿，这将导致巨大的粮食需求；按实值计算，一些主要粮食的价格在未来40年内将上涨50%~100%。粮农组织则预计，未来40年，全球粮食产量需要增加70%，在发展中国家需要增长100%，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这些数字表明，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巨大的人口数量将使全球粮食需求一直面临巨大的压力，也使得粮食安全问题一直都需要高度关注。
为了解决粮价上涨问题，各国已纷纷采取对策。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从2011年1月开始，取消大米、面粉、玉米和饲料的进口税。在阿尔及利亚，为了平息民众抗议和骚乱，政府临时取消对糖和食用油的进口关税。考虑到极端天气、限制出口、生物燃料等推高粮价的主要因素，要解决粮价上涨问题，还需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
根据粮农组织的预计，在未来40年内，为了提供人口增长所需要的粮食产量，发达国家需要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440亿美元的官方农业援助资金，另外，每年还需要增加600亿美元~20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对此，英国官方研究报告也指出，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最需要的不是科学或研究，而是政治意愿。报告称，当前的粮食生产体系“基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存在过度利用土地资源和化学燃料的问题，无法满足世界人口需要；因此，须对粮食生产体系进行重大变革，即使在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也可用现有耕地生产可满足世界人口需求的粮食。
2011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在审议意见中说，农业与农村委员会高度重视粮食立法，就粮食立法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召开立法座谈会和部分国有粮食大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听取对粮食法起草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粮食法中要强调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切实保护耕地资源、把强农惠农政策法制化、明确各级政府粮食安全责任、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应对粮食安全应急措施和防范外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等建议。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正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近期将形成草案送审稿并报国务院。记者从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有关报告中获悉，我国将制定粮食法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议案中提出，粮食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产业，建议制定粮食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和调控机制，强化粮食安全责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制定粮食法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和国务院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要求，抓紧草案修改，2012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生态安全战略呼唤新格局
生态安全问题是最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之一，生态安全作为生态平衡的一种状态，它表现出与人类生存相关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基础处于良好的状况或不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状态。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却产生了跨国界的自然资源竞争，跨国界的工业污染，跨国界的生态难民的迁徙和土地之争、水源之争、能源之争，生态恐怖主义等生态安全问题，它使传统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国际安全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安危，关系到世界的安全体系。
2011年，“绿色发展”四个字写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六篇的大标题，《“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彩图也首次出现在规划中。图中运用“绿色模块”形式标注了“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和“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绿色发展生态轮廓。
规划提出，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增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构建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一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以其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撑，以点状分布的国家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郑粉莉表示，规划草案将生态功能分区进一步明确，对生态功能分区中生态脆弱区和大江大河源头纳入到全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形成“两屏三带”战略，对于指导我国未来生态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意义。
在全球视野下来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利益取向和战略部署等多方面的国家需求，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不断的发展，工业化社会的生态文明秩序正在逐步被打破，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在当今世界格局下，生态安全体系的提出，正成为欧亚各国甚至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全球性话题。
2011年9月23~24日，2011欧亚生态安全会议在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址（西安?灞生态区凯宾斯基酒店）召开。会议是本届欧亚经济论坛年会的平行分会之一，也是第一次在欧亚经济论坛框架下设立的重要会议，旨在加强欧亚各国之间应对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等重大生态安全问题的沟通及合作能力，促进各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建设，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共同认识到：当前，全球性自然灾害与突发性生态灾难接踵而来，这些由气候变化与经济活动引发的生态危机，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影响了人类正常生活规律，灾害形成的大量生态难民，不仅影响了地区发展，而且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诸多不稳定因素。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欧亚各国的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新情况、新挑战。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如何解决欧亚国家经济结构矛盾，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如何推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是摆在欧亚各国政党、政府和人民面前的现实课题。
最终，会议形成了《2011欧亚生态安全会议（西安）共识》，表示支持《第六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金边）宣言》和《世界生态安全大会（吴哥）议定书》关于请各国政党将生态安全、气候变化纳入党纲；各国议会（国会）实施生态安全立法；各国政府将生态安全、气候变化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构想。呼吁欧亚各国政府要建立国家生态安全与气候变化综合协调机构，以领导和协调应对气候变化、解决生态危机，实施灾害预警、紧急救援救助、自然灾害评估和生态修复等工作。
能源安全已成国家关注“第一要素”
在2010年10月27日新华社授权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文中，除了在国家有关文件多次出现的“加快新能源开发，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传统表述外，还显著地单独对两项清洁能源的发展作了明确要求：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将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笼统地列入“加快新能源开发”七个字之中，而独对水电、核电作了明确而具体的部署，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对比“十一五”规划的“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表述，很明显多了两个限定词：“安全”和“高效”。
其实，本次中央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对能源安全的重视，不止是在核电这一处得到了反映。种种迹象都表明，“安全”已成为“十二五”我国能源发展主题词。在对国家能源战略的总体描述上，“十一五”规划的表述是“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而在本次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尽管八个关键词没有变化，但顺序出现了重大调整，变成了“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安全”被列到了第一位。这说明能源安全成为了国家关注的“第一要素”。
据英国石油（BP）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而全球能源消费增速也达到197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工信部2011年8月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1月至5月，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5.2%，超过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美国的53.5%。工信部预测，2011年中国原油消费量约为4.68亿吨，比上年增长6.5%。
对于这组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童晓光指出，石油对外依存度只反映石油安全的一个方面，石油净进口量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反映石油进口在世界石油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和风险。例如，印度原油对外依存度近70%，但石油净进口量比中国小很多，所以风险没有中国大。美国、日本和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和石油净进口量都比较高，美国石油净进口量为世界第一，但近几年来，石油对外依存度从63%下降到53%；日本石油对外依存度达97%，但石油净进口量呈下降趋势。多位专家都建议，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成为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石油进口绝对量大的国家，将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我国应借鉴他国经验，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加快构建能源安全体系。
根据中国工程院《2030~2050年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作出的预测，即使是在低需求情境下，中国石油需求量到2030年也将达到6.44亿吨。若不加以控制，2030年前后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就有可能突破70%。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当今世界，石油安全更大的风险在于油价大幅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打击，美国宏观经济多次受到石油的绑架，而遭受经济危机。因此，美国从这个角度出发，近几年大力发展页岩气技术，通过开发天然气来替代石油，使得国内原油进口比重下降。童晓光认为，美国的经验和安全战略值得参考，控制石油对外依存度始终未突破70%，我国也应该有一个石油最高消费量的“顶板”，在这个“顶板”基础上，来制定一系列能源应对政策。
2011年4月28日，由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主办的“2011太平洋能源论坛”在香港举行。参会专家也认为，中国应在控制能源需求总量、充分利用多种能源、不断提高能源供应能力三方面努力，以提升国家整体能源安全。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能源研究院院长黄震在当日的主旨演讲中说，要实现能源安全，中国首先应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等途径来控制能源需求总量。在全球性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等背景下，节能减排将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另外一个着手点，是充分利用多种能源。黄震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生产需要稳定的电能供应，因此今后几年传统的能源供应方式如火电、水电仍将是“主体”，近些年发展迅速的风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将作为有效补充，尤其是在发展太阳能方面，可以将更高比例国内生产的太阳能发电设备用于国内，现在我国生产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只有2%~3%用于国内，其他的都是出口。这种局面应该有所改变。
2011年9月13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家能源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情况，国务院对国家能源委员会组成人员作了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名单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任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中央财办主任朱之鑫、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科技部部长万钢、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等21人任委员。
专栏
安全生产科技“十二五”规划
2011年11月17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布《安全生产科技“十二五”规划》。规划强调要加快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企业安全技术装备升级，推进安全科学技术进步，而推动煤矿、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内的安全生产设备科技创新与应用更是被列为重中之重。具有较强自主研发能力的安全生产设备领域上市公司有望受益。
根据规划，安全产业拟被纳入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支持范围，到2015年建成若干国家安全产业培育基地、一批技术能力强的安全装备制造企业和技术领先的安全技术服务机构。政策同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在年度财政公共预算内安排不低于5%的资金。
加快推进建立公共安全综合风险管理体系
2011年12月14日，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洪毅在首届“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上作了题为“加快推进建立公共安全综合风险管理体系”的主题报告。他指出，风险管理是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从更基础层面提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关口前移、实现对各类风险的综合评估与控制、强化对突发事件的常态化管理、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能力。
洪毅提出，加快推进建立我国公共安全综合风险管理体系，需要着力抓好五个方面重点工作：第一，全面强化综合风险管理的基础工作。将公共安全综合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逐步推动风险管理的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第二，不断完善综合风险管理的体制机制。强化顶层设计，逐步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以及各专项风险实施分类管理。第三，加快建立综合风险管理的规范标准。研究出台综合风险管理实施指南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实施细则与工作规范，依靠专家、依托科技，强化风险管理科技支撑，逐步建立综合风险管理信息化体系。第四，逐步培育社会共同参与的风险文化。引导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推进建立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全民动员、协调联动的工作格局，建立面向社会、多方参与的风险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第五，大力推进基层综合风险管理创新。建立各类危险源、危险区域和因素以及社会矛盾纠纷的全面排查和整改机制。建立有关隐患排查信息数据库，并根据有关应急预案规定的分级标准，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和动态监控。
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陈建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作了题为“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 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致辞。他指出，风险管理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的核心职能，是涉及政府组织的全部范围以及政府组织中所有成员的管理职能，建立和发展更为有效的全面整合的风险管理模式是大势所趋。应构建“发现、定义、防范、抗击、转移、缓冲”风险的相关管理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尽快建立现代型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2011）” 是我国首次举办的、规模大、规格高的应急管理创新论坛，来自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的150多位代表与会。作为论坛的主办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还于2010年6月共同举办了“2010年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据光明网消息，为形成定期化机制，上述五部门拟以“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和“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为平台，每两年分别举办一次国际会议和国内会议，由此形成“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和“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相结合的滚动机制。
中方对金砖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提出四点建议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在2011年12月2日举行的首届金砖国家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上，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作为中方代表就粮食安全专题做了主旨发言，对金砖国家应对粮食安全挑战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金砖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本国粮食生产，不断提高粮食的自我保障能力。白立忱说：“金砖国家都是人口大国，解决好全球43%人口的吃饭问题就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发展生产，提高本国的粮食供给能力。中国坚持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的方针，努力保持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品种自给率在95%。白立忱强调，保持国内供需基本平衡是中国政府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基本方略。
二是加强金砖国家间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国际合作。白立忱介绍，中国已通过“南南合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派遣了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目前，中国在亚非拉地区建立了20多个农技示范中心，派遣了1100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员。
三是创造条件，促进金砖国家粮食和农产品的公平贸易。白立忱说：“金砖国家尽管都是粮食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但由于各国资源禀赋和消费习惯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广阔的粮食和农产品贸易空间。”应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促进国际粮食和农产品的公平贸易。
四是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白立忱介绍，长期以来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向国际粮农机构提供捐赠，向一些国家提供粮食援助。例如近期为帮助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应对严重旱灾，中国政府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两次向灾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和粮援现汇，援助总额达4.43亿元人民币。
金砖五国人口占世界43%，耕地面积占世界的36%，谷物产量占世界的37%，在全球粮食生产与贸易中占重要地位。因此，粮食安全也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议题。
粮食安全专题讨论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主持。来自巴西与南非的代表也在此环节内做了主旨发言，分享了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经验。
本届论坛共设五个专题论坛，各国代表就粮食安全、低碳环保、金融危机、能源战略、文化交融议题交流经验、分享成果，探讨金砖国家友好城市和地方政府如何应对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十二五”期间将开展低碳发展试验试点
2011年11月9日，《“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方案明确了2015年前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要综合利用多种控制措施，并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评价考核。
方案提出，要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新的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综合运用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手段，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方案指出，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控制非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和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基本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步形成。通过低碳试验试点，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低碳省区和城市，建成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低碳园区和低碳社区，推广一批具有良好减排效果的低碳技术和产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为了实现目标，方案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控制措施：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提高到47%和8%左右。
――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到2015年，形成3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
――积极发展低碳能源。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推进煤炭清洁利用，鼓励开发利用煤层气和天然气，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核电，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11.4%。
――努力增加碳汇。“十二五”时期，新增森林面积125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
――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积极研发并推广应用控制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技术，提高排放控制水平。
――加强高排放产品节约与替代。
方案要求，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开展低碳发展试验试点。
扎实推进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各试点地区要编制低碳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率先形成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践行低碳消费理念，成为低碳发展的先导示范区。逐步扩大试点范围，鼓励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各省（区、市）可结合实际，开展低碳试点工作。
开展低碳产业试验园区试点。依托现有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产业园区，建设以低碳、清洁、循环为特征，以低碳能源、物流、建筑为支撑的低碳园区，采用合理用能技术、能源资源梯级利用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优化产业链和生产组织模式，加快改造传统产业，集聚低碳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低碳产业集群。
开展低碳社区试点。结合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市房地产开发，按照绿色、便捷、节能、低碳的要求，开展低碳社区建设。在社区规划设计、建材选择、供暖供冷供电供热水系统、照明、交通、建筑施工等方面，实现绿色低碳化。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材，推广绿色低碳建筑，加快建筑节能低碳整装配套技术、低碳建造和施工关键技术及节能低碳建材成套应用技术研发应用，鼓励建立节能低碳、可再生能源利用最大化的社区能源与交通保障系统，积极利用地热地温、工业余热，积极探索土地节约利用、水资源和本地资源综合利用的方式，推进雨水收集和综合利用。开展低碳家庭创建活动，制定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规范，引导社区居民普遍接受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开展低碳商业、低碳产品试点。针对商场、宾馆、餐饮机构、旅游景区等商业设施，通过改进营销理念和模式，加强节能、可再生能源等新技术和产品应用，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强运营管理，加强对顾客消费行为引导，显著减少试点商业机构二氧化碳排放。研究产品“碳足迹”计算方法，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制定低碳产品认证和标识管理办法，开展相应试点，引导低碳消费。
加大对试验试点工作支持力度。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建立部门协作机制，研究制定支持试验试点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产业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形成支持试验试点的整体合力。研究提出低碳城市、园区、社区、商业等试点建设规范和评价标准。加快出台试点示范评价考核办法，对试验试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开展试验试点经验交流，推进相关国际合作。
方案提出，要推动行业开展减碳行动。钢铁、建材、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有色、纺织、食品、造纸、交通、铁路、建筑等行业要制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方案，对重点企业要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要求，研究确定重点行业单位产品（服务量）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选择重点企业试行“碳披露”和“碳盘查”，开展“低碳标兵活动”。
方案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评价考核。各省（区、市）要将大幅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完成本地区目标任务。要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区（行业）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各省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对本地区、本部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负总责。加强对各省（区、市）“十二五”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估、考核。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实行问责和奖惩。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美国组建能源局 欲用外交资源保能源安全
据《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3日报道，2011年11月21日，美国国务院就刚刚成立的能源资源局（简称能源局）举行吹风会。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能源事务的特使卡洛斯?帕斯卡尔表示，作为美国国务院最新成立的机构，能源局旨在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从外交角度确立美国全球能源政策，利用美国外交资源确保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安全、可靠和更为清洁的能源。
2011年10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四年一度的《外交与发展审查报告》，该报告首次提出美国国务院将成立一个能源局。对此，克林顿国务卿解释说：“在谈论美国经济或外交政策时，不能不谈论能源。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有限的矿物燃料供应，美国急需使其能源供应多样化。美国既需要与传统的能源出口国保持接触，也需与新兴经济体建立联系，以巩固国际能源安全，确保这些国家的自然财富带来广泛的经济增长。”
帕斯卡尔告诉记者，能源局确立了三大目标：首先，通过对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强有力的外交，加强管理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的能源经济。该局认为，这一点对于促进美国获得足够的能源供应、保持世界能源市场稳定至关重要；其次，在替代能源、电力以及相关设施的发展和建设等方面鼓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这将为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绿色技术和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最后，通过促进良政和增加透明度等手段，进一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渠道，这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可持续的商业化和环境保护途径摆脱贫困。目前全球仍有10多亿人享受不到电力供应，如果忽视这些人的需求，就是在加剧贫困，如果不能使这些人得到电力供应，就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也会加剧对稀有资源的竞争。为实现上述目标，能源局将与美国政府各机构进行跨部门密切合作。
美国是全球能源消费第一大国，能源局的创建有着意味深长的战略意图。美国明确表示，能源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需求，确保能源安全，就是确保未来安全。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及可持续和多样化的能源资源，是美国长期战略利益所在。美国外交将其触角伸展至能源领域，旨在确保美国能源供应的“三可”前景，即在当今世界乱局中，美国通过外交手段确保“可承受”、“可依靠”和“可持续”的能源供应。这一战略意图的背后，不乏整合外交资源、开始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东地区的能源领域“摘桃”的意味。前有伊拉克战争，后有利比亚战争，明眼人早就指出其背后均有石油利益的博弈。当本报记者问“通过促进良政和更加透明等手段进一步打开发展中国家能源渠道”的含义是否与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的局势有关时，帕斯卡尔表示并不否认。
对于记者有关中国的提问，帕斯卡尔回答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美国注意到中国在努力使能源供应多样化，以减少风险。美中两国在能源领域有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并希望保持和扩大相关合作，共同分享包括新能源在内的相关信息与技术。美方已经就未来两国能源合作、世界能源市场、天然气等问题与中方相关部门进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