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阎连科是一位关注农民和农村的作家，其乡土小说让读者看到了乡村权力在乡村世界中的巨大威力。本文通过“官本位”思想的浓厚、惧官心理的根深蒂固、家族势力的延存、经济生活的困厄、乡风民俗的桎梏五个方面对其乡村权力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解析，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权力存在的缘由。
关键词：“官本位”惧官心理经济困厄乡风民俗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位关注农民和农村的作家，阎连科通过《两程故里》、《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多部作品，让读者看到了乡村权力在乡村世界中的巨大威力。乡村权力作为久远存在的现象，有其复杂的文化背景，笔者作了如下探讨。
一“官本位”思想的浓厚
“官本位”是一个和中国封建社会一样古老的话题。中国“官本位”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的，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建立在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伦理政治观，确认人在社会中的等级，强调君王和官吏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权力社会。专制的权力渗透于历史生活的角角落落，它不仅宏观上决定着历史走向，而且在微观上也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和个人命运。受其制约、束缚或桎梏，老百姓们无不从内心诅咒着权力。但其巨大的权威和荣耀，又培育了中国从上层一直到民间的官本位观念，由此，老百姓在抨击权力的同时，又向往并追求着权力，对权力有拒斥而更多的是认同。而且，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以王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以官僚集团与军事组织组合而成的国家机器，在其系统内部，没有职能的科学划分与角色的合理分配，没有政党、政治团体、利益集团等非国家权力组织的存在，皇帝本人大权独揽。依此类推，各部门、各地区也都是各种权力集中于一人，哪怕是七品芝麻官，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也是“土地爷”、“太上皇”，他可以操纵一切，支配一切。这给普通民众以强大的心理暗示：官员权力无限，只要做了官就什么都有了，就可以支配一切了，普通民众对官位的迷恋和崇拜由此而来。
阎连科的高明之处在于，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车轮虽然已经行驶了几千年，“官本位”意识失去了最初存在的基础，但现在的村人们一如既往地对权力充满着向往，为争夺乡村中的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作为人的尊严，浓浓的“官本位”意识让人咂舌。在阎连科的成名作《两程故里》中，算得上是村中能人的程天青放下城里赚钱的生意，半夜赶三十里的路回来，是因为“要选村长了”。为了当选村长，他给庆贤爷吸去嘴里的浓痰，掏钱为他治病，给村里通电，修缮程庙……虽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但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农村中村人们对乡村权力的渴望还是如此地急切，更不用说在《情感狱》里，连科为了当上大队秘书，假装追求不喜欢的乡长家的三姑女；全村人为了能争取到大队秘书的位置，使出浑身的解数，甚至不惜牺牲家人和救命的救济粮去巴结公社书记。
二惧官心理的根深蒂固
在阎连科的乡土小说里，和“官本位”意识密切相连的是农民的惧官心理。关于农民的奴性，鲁迅先生揭示得很透彻，无论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还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农民都具有奴仆的心态，对“官”只能是仰视，心中充满着惧怕。农民的这种惧官心理是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结果。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以根源于家庭内部血亲关系的“仁”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强调以血缘为根基、以等级为特征的统治秩序，这样就把家与国杂糅在一起，实现了“家”和“国”的完整统一。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国中，都强调家长和国君的绝对权威。各级官吏对上是臣仆，对下又是衣食父母，代表着国家政权管理着百姓，对百姓的绝对支配权也就具有了政治合法性。“……在传统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以王权为至上、以官吏为核心的等级体系，也形成了‘惟上’、‘惟官’的权力崇拜。人们习惯于‘上边’发号施令，无论有理无理，都惟言是听、惟命是从。”对权力和官员的这种盲目崇拜，导致了百姓对官员的依赖心理；而官员为了巩固自己在统治体系中的权威地位，又编造种种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依靠国家政权的威信来规劝百姓服从于这种统治，同时又制定了一套暴力规训。这样，中国民众在对官员充满崇拜的同时，已不自觉地形成了惧怕心理，久而久之，就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阎连科在创作中也多次谈到“老百姓对权力的普遍恐惧”。在《“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和恐惧”》这篇文学对话录中，阎连科认为，河南民间心理的个性特征是“社会化”。“如老百姓对权力的普遍恐惧。我从小就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中原农村的人们都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在中原你根本找不到像沈从文的湘西那样的世外桃源。我家是农村的，从几岁开始，对村干部是什么、乡干部是什么、县干部是什么，都有直接的认识和领教。那时候，你的工分、口粮都控制在上边有权力的人手中，每一个人都是在权力的夹缝里讨生活的，哪怕一点点权力，都可以与你的生存密切相关，可以成为你比别人过得好的砝码，也可以成为改变你命运的砝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这样的环境，自然就形成了普遍对权力的敬畏和恐惧。你说这是不是民间的心理个性……这种对权力的敬畏与恐惧，一年一年，一辈一辈，便会扩展为你对无所不在的能够左右你的一切力量的恐惧、厌恶与敬畏。”
三家族势力的延存
“‘家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农村社会性组织，它以血缘和地域为生存的基础，以利益、权利和义务形成成员间的关系，以成文或俗成的制度界定行为的规范，以谱牒、祠堂或礼仪作为存在的表象，以文化和观念维系成员的认同。”家族势力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宗族制度及其变种在中国长期渗透到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历史上，家族（又称宗族）和村社共同构成了乡村自治社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合一的。因而，家族力量对农村的主宰是几千年来长期存在于中国农村的特殊社会政治现象，历代直至民国的保甲制度均未能取代它，它在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当国家权力向农村强力扩张时，家族不仅没有瓦解，反有增强的趋势。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家族势力除了在大跃进中一度受到打击外，并没有瓦解。共和国虽然取缔了家族的谱牒、族产和制度，但未能摧毁其文化观念和深层结构，家族的组织实体在大部分农村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互助的需要，农村基层体制的缺陷、宗族观念的根深蒂固，作为传统社会重要因子的家族势力重新复活起来，成为农村权势者的重要依存力量。
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并无意关照乡村家族的兴衰，但作为一位从土地里走出、一直依仗土地写作的作家，阎连科对乡间故事的叙述和乡土风俗的描绘不能撇开乡村身后的家族文化背景。阎连科乡土小说在对乡村社会宗法制权力结构的剖示中，让读者体会到了农村中血亲家族的复杂与制约作用。前期的《情感狱》等作品中，阎连科看到的是血亲家族权力对政治权力的渗透和制约；后期的作品如《日光流年》、《受活》等，侧重二者之间的互相制约。《乡间故事》揭示了乡村的权力网络建立在血缘裙带基础上的事实：“支书家大姑女是村长的大儿媳，支书家二姑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支书家大孩娃又娶了经联主任的大妹子……红红绿绿，上上下下，都扎扎实实的是亲戚。都是亲戚！没办法，都是亲戚……”权力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成为网内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它需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保障，而另一部分被牺牲利益的人，只能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扰下失去自己的本真面目。个人在这“大小乡村都是一方世界一方天”的现实世界，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和惟一选择，只能是千方百计地加入血亲权力网之中。正因为如此，瑶沟人将连科做大队秘书看作一个了不起的事业，全村为之牵肠挂肚，不惜代价，委曲求全；司马蓝在三姓村中的地位一直很稳固，因为兄弟虎和鹿都是他坚强的后盾……对乡间社会这种血亲家族权力形式的认同，深入骨髓地制约着乡人的行为方式。
四经济生活的困厄
从阎连科的作品中，无论是早期的《情感狱》、《两程故里》、《平平淡淡》，还是后期的《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受活》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他们有走出乡村挣钱发财的机会，甚至有像《黄金洞》等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发家致富的，但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山乡农民，其生存的主要依靠仍然是土地。作家的成名作《两程故里》中，程天青貌似新式农民，他的“赚了大钱就回来，庄稼人终究不能离开地，地是本”这句话颇能揭示出农民的土地依仗心态。但土地资源的有限以及劳动生产力的低下，加之人口的膨胀增长、外界新技术的不被使用，乡村农民想依靠土地脱离贫困的梦想只能是梦想，必须从土地以外去寻找。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获得乡村权力，成为村里的有权者，因为在广大经济落后的农村，权力者不仅可以得到精神方面的满足，更能获得物质上的实惠。
“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至于横暴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作为国家权力系统载体的官吏，掌握着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因而，在社会系统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下，从对具体地域和某一层级来说，官员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处于支配地位，掌握着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官职大小不同，这种权力有大小之别），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轻易获得数量不等的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因此，在官本位社会，权力的大小往往同财富的大小有着无形联系。
五乡风民俗的桎梏
在一篇题为《桎梏的风俗》的文章里，阎连科谈到：“今天的农村，尽管都已富如巨贾，生活也有几分都市化了，但他们仍然浸泡在乡俗、习俗、风俗之中。农村，将在很长很长永远一样的历史长河中更集中更神秘地浸泡在风俗的染缸里发酵，久而久之地被一种不知不觉的桎梏所捆束。”这里所说的桎梏，是除去血亲权力之外的另一种约束，是乡间粗陋的民风习俗。《瑶沟人的梦》里，九爷的儿子与孙子相继死去，在落后的乡村中，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他按梦境的“启示”，在每月的初九、十九、二十九日用镰刀砍半个时辰的皂角树根，希望时来运转；《乡间故事》里，“我”在排除了许多艰辛后终于相亲了，但在路上碰到了一条蛇，按照乡人的说法，那是不祥的征兆，为此“我”认为，此次相亲会归于失败；《两程故里》中，人们一听说庆贤爷夜间听到了古柏的叹息声，认为他已快要死去，因为村中好多人都是听了那叹息声而死去的；《寻找土地》更是集中地描写了乡人对冥婚的莫大热情……
通过对阎连科小说中乡村权力文化背景的解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权力之所以存在的缘由，并且成为了制约着中国农民向新型农民迈进的一大滞后因素。如何消除乡村权力的消极影响，更好地运用、管理乡村权力，不仅成为作家，更应该成为全社会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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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费孝通：《无为政治》，《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 阎连科：《褐色桎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张云，女，1977―，河南周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中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