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爱情诗，引发了后世诗经学家的种种解释。孔子以“思无邪”一言以蔽之，《诗大序》解为“正得失”，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于是《诗经》中的民间情歌便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意味，变成了寓含美刺的政治诗，而其描写爱情的本事却被绝对否定了。正如刘毓庆在《从经学到文学》一书中说：“自从汉代经师将《诗经》经典化之后，魏晋以降的大批《诗》学研究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诗经》文字背后所隐匿的圣人之意的考证上。”在他们看来，爱情诗一经圣人的删定，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它的一字一句中，都深藏着圣人匡复世道人心的苦衷。这种对爱情诗的误读一直左右着汉唐以来的经学界，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宋代诗经学，秉着宋人强烈的怀疑精神，掀起了一股疑古惑今思潮，使《诗经》学研究出现了第二个繁荣时期，从欧阳修至朱熹完成了与汉学相对的宋学体系。诗经学之所以在宋代成为一代之学，与对爱情诗新的解读与关怀点息息相关，其提出的“淫诗”说，赋予了宋代诗经学独特的时代气息和文化内涵，体现出强烈的文学色彩，推动了《诗经》研究从经学转向文学的进程。
宋代代表性诗经学家对爱情诗的诗学阐释
宋代诗经学自欧阳修的《诗本义》至朱熹的《诗集传》，开创了宋代学术解放、文化革新的局面，呈现出与汉代诗经学不同的特征。体现在对《诗经》爱情诗的阐释上，就是建构了具有宋代诗经学特点的“淫诗说”。
作为宋代诗经学开山之作，欧阳修的《诗本义》对宋代诗经学影响巨大。《诗本义》首创“淫奔之诗”说，在诗经学史上首次用文学家的眼光打量已被经学家歪曲得面目全非的爱情诗，指出了诗歌的言情特质。如欧阳修释《静女》一诗本义为：“彼姝然静女，约我而俟我于城隅，与我相失而不相见，则踌躇而不能去；又曰：彼安然静女，赠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炜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悦怿也；其卒章日：我自牧田而归，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异矣，然未足以比女之为美，聊贻美人以为报尔。”并在《诗本义?静女论》第一章的末尾将它斥为“淫奔之诗”。其他如：1，《召南?草虫》，《毛序》释为：“《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欧阳修说：“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妇人见时物之变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见之。”(《诗本义》卷二)2.《野有死鹿)》“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无疾走，无动我佩，无惊我狗吠。”(卷二)3.《东方之日》，欧阳修指出：“‘东方之日’，毛、郑皆以喻君。而毛谓‘日出东方’人君明盛；郑谓‘其明未融’，喻君不明。‘东方之月’毛、郑皆以喻臣。而毛亦谓月盛于东方，郑又以为不明。以诗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解释其“本义”说：“东方之日，日之初升也。盖言彼姝者子颜色奋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辞也。”(卷四)4.《东门之?》，他一面从淫奔者自述角度，阐明了其本义：“子仲之子常婆娑于国中树下，以相诱惑，因道其相诱之语。”(卷四)5.《野有蔓草》，他看出了《郑笺》引《周礼》仲春之月会男女之礼是“衍说”，指出：“此诗文甚明白，是男女婚娶失时，邂逅于野草之间尔，何必仲春时也。”(卷一三)
二程的《诗经》学更表现出对情性问题的极大关注，由汉儒的注重情感发生的外部因素更转向关注情感发生的内部因素分析。所以在对一些爱情诗篇的解释中，能深入解析诗篇的情感内涵，对男女之情多有精彩见解。例如，解《邶风?雄雉》：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双飞之意。此男怨之辞，言雄雉尚得其配匹，己反不如，我之怀思，自罹此阻隔。次章女怨。“上下其音”，相应和之辞。“日月”取其迭往迭来之意，又日月阴阳相配而不相见，又旦暮所见，动人情思，总意包其问。
又如，释《郑风?丰》：
《丰》，以诸事丰备。此诗主意，言男则须言女。是俟我于巷，非不下我，又俟我于堂，非不有礼。“将”、“迎”不可训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将迎也。“衣锦”、“裳锦”即是丈夫，若妇人则惟欲其显，安有恶其文之著，古之锦疑今之绫，是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驾予与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其他如释《?有梅》等，对诗歌的言男女之情均有论述。
这一点后来被朱熹继承和发展：“凡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淫诗”说，将《诗经》中的一些爱情诗明确为“淫奔”之诗、男女相悦之词，如：
《邶风?静女》：此淫奔期会之诗也。释“城隅”为“幽僻之处”，“彤管”为“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
《郑风?将仲子》：莆田郑氏日，“此淫奔者之辞”。
《郑风?有女同车》：此疑亦淫奔之诗。
《郑风?子衿》：亦淫奔之诗。
莫砺锋指出，朱熹在《诗集传》中解作“淫诗”的共有三十首，它们是：《静女》、《桑中》、《木瓜》、《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狡童》、《骞裳》、《东门之埠》、《丰》、《风雨》、《子矜》、《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东门之杨》、《月出》、《叔于田》、《大车》、《防有鹊巢》、《东门之?》、《泽陂》、《齐风?东方之日》、《氓》、《有狐》、《绸缪》。这与皮锡瑞认定的篇数略有出入。莫砺锋将朱熹“淫诗”说的情况分成两类，一是朱熹将《小序》中认为与男女爱情无关的诗篇认定为“淫诗”，二是《小序》中认为与男女之情有关的诗篇，朱熹进一步解为男女自叙其事或自咏其情。莫砺锋对朱熹的“淫诗”说评价甚高，认为它使诗经学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淫诗说”表明朱熹对《诗经》爱情诗的言情特质有了更为明确的认定，相对于汉唐诸儒的“美刺”说，为后人的《诗经》爱情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宋代诗经学爱情诗的诗学阐释文化场域分析
孔子曰“诗无邪”，又日“郑声淫”。对此“淫”的解释诗经学研究分为两种：一为释作音乐的过度，从而否认《诗经》中存在爱情诗；一为“郑风淫”，认为《诗经》中是存在男女淫奔之诗的，例如，《毛诗序》的解释：
《?风?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
《郑风?东门之埠》：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
《郑风?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奔，淫风大行，莫之能救也。
其他如汉代班固、许慎认为“郑声淫”就是“郑诗淫”，魏晋时代杜预指出“《桑中》、《卫风》，淫奔之诗”，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指出“郑国淫风大行”，可见“淫诗”说在宋之前就存在，但并没有形成气候。直到宋代，经过欧阳修、朱熹等诗经学家的阐述，“淫诗”说才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极大的突破，并对后世诗经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对诗经学爱情诗的诗学阐释是与宋代独特的诗经学背景息息相关的。
一、对“诗咏情性”的重视
作为一个古老的诗学命题，“诗咏情性”在宋代有了新的发展，引发了宋人对“诗咏情性”广泛而又深刻的探讨。 “诗咏情性”在宋代打破了经学与文学的界限，诗经学家开始自觉地用“诗咏情性”理论来审视《诗经》的创作实践，注重情感在诗歌发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多次提到人情一词。在卷一五《定风雅颂解》中，欧阳修引王通《中说?关朗篇》说：“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在卷六《出车》中，欧阳修明确提出：“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人情在《诗本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欧阳修批驳毛郑旧说、探求诗义的一个有力武器，亦是欧阳修关注民歌中言情因素的推动力量。
爱情作为人情中的一个恒久不变的内容，对于一个在诗词中还曾多次吟唱它的诗词大家来说，对《诗经》中描写的人之常情也应当是了解的。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夫政化之行，可使人顾礼仪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尽无情欲心也。”(《卷一?汉广》)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情欲存在的合理性，那么他也就敢理直气壮地揭示出男女言情的真面目，只不过给予“淫”的负面评价。所以，他对一些描写爱情的诗歌的解释还是充满了浪漫的情怀，如《汉广》：“本义日：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汉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义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众薪错杂，我欲刈其尤翘翘者；众女杂游，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游而归我，则愿秣其马，此悦慕之辞。末乃陈其不可之辞，如汉广而不可永，江永而不可方尔。”(卷一)
朱熹对诗歌的言情特质认识更为深刻。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己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朱熹认为“诗本情性”，这种情性在朱熹的《诗集传》中是：“以《诗》观之，虽百千载之远，人之情伪只此而己，更无两般。”所以，“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尽无邪也。”那么“人情”是包含有人欲的，《诗经》中是存在“淫诗”的。
二、对《诗经》文本的重视
宋代诗经学，秉着宋人强烈的怀疑精神，掀起了一股疑古惑今思潮。这一时期的诗经学总体而言，体现出摆脱汉儒“微言大义”、“附诗于史”的解诗弊端，强调回归《诗经》本文，强调对诗的独立感受，并从中推导出诗之义理的特色。
欧阳修《诗本义》中提出了自己的解诗主张：“直考诗文，自可见其意。”(卷一《麟趾》)当经文与传注发生异义时，信经而疑传：“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由而把《诗经》本文作为探求诗义的根本标准。欧阳修对《静女》一诗的解读，对“城隅”和“彤管”的解释就是建立在对文本文意的解读基础上：“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彷徨尔。”对“彤管”一词，
《毛传》日：“彤管，以赤心正人也。”对于毛郑对“彤管”断章取义的“无邪”的发挥，欧阳修表示了不满，直言不讳地讥之为“何其迂也”。欧阳修说：“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但彤管是色之美者，盖男女相悦，用此美色之管相遗，以通情结好尔。”
自欧阳修之后，朱熹也注重涵泳本文，“只是熟读涵味”。“涵泳”就是通过对文本进行反复的感受与体味，从诗文本身探求诗义。他说：“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又总结自己治诗的经验：“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嘲在《诗序辨说?桑中》中，朱熹说：
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于为恶，其于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我之闽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耶。以是为刺，不唯无益，殆恐不免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
朱熹在对文本仔细阅读的基础上，对“刺诗”说表示了怀疑，其实正是为此。正是通过对《诗经》文本的潜心玩味，朱熹才能够体会到诗歌中“吟咏情性”的情感流动：
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
要言之，虽然宋代“淫诗”说本质上仍为经学的解读，欧阳修、朱熹等人对爱情诗的阐述最后仍落实到道德教化功能，但相对于汉唐诸儒以一概之的“美刺”之说，宋代“淫诗”说更关注到了情诗丰富的情感内涵，揭示了《诗经》存在男女言情的因素，这对于打破沉闷的、僵化的经学阐释，为《诗经》的文学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视角、解读思路、解读方法，对于促进《诗经》的文学解读进程，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课题《宋代诗经学的诗学阐释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ZGW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