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隋唐时期，终南山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特别兴盛，其寺院林立，高僧云集，成为长安佛教僧侣的修行弘法胜地。善导大师在蓝谷悟真寺潜修弘扬净土法门，使悟真寺成为净土宗的重要祖庭。华严三祖法藏也曾在此结坛修法。这些对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学术界对这一地区佛教的兴盛与沿革及其意义疏于研究，隐匿了该地区佛教在长安乃至中国佛教历史上的意义与作用。本文拟根据散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和有关方志等典籍的记载，以考述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意义。
关键词 蓝谷地区 佛教文化 历史考述
[中图分类号]B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126-06
位于长安附近的蓝田县玉山蓝关古道，是关中通往南方的必经之道，是古时的交通要冲与军事要塞，也是南北商、旅、信使来往的“公途”，被称为“蓝谷”、“蓝关古道”，玉山还有“蓝田山”和“覆车山”等称谓。两晋时期，蓝谷地区佛教开始兴起，后因北魏武帝、北周武帝两次禁佛，使得大批僧人离开中原、隐匿山林。其中有大量的僧人隐居于蓝谷，或由此南逃江南，从而使蓝谷成为僧人们隐居、修行、弘法、聚散的中心。隋唐之际，该地区高僧云集，修建寺院，佛教趋于兴盛。但是，该地区佛教的兴盛与发展沿革在正史中记载很少，仅散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佛祖统纪》和其他宗派祖师传记、以及方志、碑石之中，对其思想、文化及其历史意义学术界又疏于研究。据此，本文拟依散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陕西省西安府志》及《蓝田县志》等典籍史料，以考述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意义。
一、蓝谷地区佛教的兴起、悟真寺的建立
终南山蓝谷地区有悠久的历史，据《陕西西安府志》卷一载《元和志》引周礼文说，玉之美者日蓝，县出美玉，故名。据地质学研究，玉山属于岛弧形花岗岩型地貌，具有3000多年开采玉石的历史。又《蓝田县志》载，《汉书地理志》云：蓝田山出美玉。《括地志》云：蓝田山，三皇所居。《路史》云：女娲谷，一名玉山。杜甫曾赋诗云：“未识囊中餐玉法，明朝且人蓝田山。”所谓“餐玉”，是一种道教的修行方式，杜甫在此是说明蓝田山是一个与修道有关的地方，该地区保留有隐居修道的传统。
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蓝谷地区佛教的兴起与发展隶属于长安佛教的范畴。长安佛教的发展为蓝谷地区佛教的兴起、兴盛奠定了思想与物质条件基础。
据《高僧传》卷第一“译经”篇载，最早来到长安的僧人是竺法护，晋武、晋惠之世四十余年间，竺法护翻译佛教经论、精勤行道、广弘佛法形成了长安第一个佛教僧团，为长安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掀开了重要一页。稍后有帛远，以翻经、讲习为业，帛远及弟子可看作长安佛教的第二个僧团。
此后，长安处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迭之中，史载有僧人释慧嵬曾到长安，止长安大寺，后于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法显俱游西域，不知所终。说明四世纪中叶长安已有较大规模的寺院。
苻秦时代，长安佛教逐渐进入了鼎盛时期。羼宾僧人僧伽跋澄、僧伽提婆等先后来到长安，与以道安为首的汉地僧人，共同翻译佛经，可以称之为道安僧团。这是长安佛教的第三个僧团，道安整理、注释众经，制定汉地僧团种种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道安在长安期间，曾听闻西域有鸠摩罗什，遂向苻坚建议迎请罗什到长安。直至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秦主姚兴迎请罗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创设历史上第一个国立译经场，开始了长达十三年左右的佛经翻译活动。罗什译经时期，各地僧人纷纷前往关中，参加到译场中，最多时达三千，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八中记载：“三千德僧同此一处，共受姚秦天王供养。”共计翻译佛经74部，384卷。这对中国古代佛教历史、中国古代文化都产生了至广至深的影响，长安遂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
长安僧团僧人们活动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长安城中，有很多僧人隐居于终南山禅修。竺法护就曾经在山中隐居。僧人释道立曾隐居山中，道立“事安公(即道安)为师”，“随安入关，隐覆舟山，岩居独处，不受供养”。罗什译场中有道标、道恒等人，道恒是蓝田人，与同学道标，被秦主姚兴逼令“罢道”，“助振王业”，二人后来“串影岩壑，毕命幽薮，蔬食味禅，缅迹人外”。隐居于终南山中，当然，也有可能隐居于蓝田山中。还有苻坚大臣赵正，后更名为道整而出家，“遁迹商洛山，专精经律。”显然经过蓝关古道。这些僧人从蓝关古道及周边地区经过或隐居等，客观上促成了蓝谷地区佛教的兴起。
鸠摩罗什圆寂之后不久，姚秦国家灭亡，大批僧人南下，有很多僧人选择隐居山林修行。至北魏太武帝时期，北方佛教有了一定的发展。武帝初期也信奉佛教，但后来受道士寇谦之等人的影响，转而信奉道教。于440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开始反感佛教。《高僧传》释昙始传记载了太武帝灭佛经过：
后拓跋焘复克长安，擅威关洛。时有博陵崔皓，少习左道，猜嫉释教，既位居伪辅，焘所仗信，乃与天师寇氏说焘以佛教无益，有伤民利，劝令废之。焘既惑其言，以伪太平七年(公元446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始(昙始)唯闭绝幽深，军兵所不能至。
这是汉传佛教历史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因为太武帝当时身在长安，所以，长安佛教受破坏最烈，很多僧人被杀，或被迫还俗，或逃隐。由此因缘，蓝谷地区独特的地理与历史地位自然成为僧人们逃隐的首选之地，这一地区遂渐成为逃隐僧人们的聚集地。
北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武帝宇文邕召集百官、儒生、与僧人、道士共论三教先后，判定儒先、道次、佛后。建德三年，有道士张宾以民谣“黑衣人将当皇帝”，把缁衣僧人视为国忌，武帝于是确定以儒治国，罢黜释、道二教，尽毁经像，抄没财产，沙门道士一并还俗。建德六年，武帝伐灭北齐，下诏毁灭佛教。齐境内佛教经像也遭毁废。短短四年中，大量佛像被毁，经典付之一炬，300万僧人还俗充军，4万所寺院被封或赐予王公贵族作私第宅院，财产被没收充公。僧人或以死抗拒，或绝食抗争，或藏匿山林、民间，或逃亡南方，如北齐沙门靖嵩与同学法贵、灵侃等曾率300余僧人逃往南朝。后来，还有唐武宗李炎灭佛事件，对长安佛教破坏很大。
经历了几次毁佛事件后，长安佛教受破坏很大，但这些毁佛事件却对蓝谷地区佛教的兴起起到了客观的助推作用。依此历史因缘，蓝谷地区的佛教逐渐兴起、发展起来了。
在隋朝以前，因为有逃隐的色彩，或受战乱的影响，或许还没有在山中建立起寺院，或许史书中疏于记载，历史文献中缺乏对隋朝以前有关寺院建立的记载。到了隋代，有明确文献记载、在蓝谷地区建寺的是高僧净业。《续高僧传》卷第十二载，高僧净业，俗姓史。“开皇中年，高步于蓝田之覆车山。班 荆采(探)薇，有终焉之志。诸清信士，敬揖戒舟，为筑山房，竭诚奉养，架险乘悬，制通山美。今之悟真寺是也。”
悟真寺是长安地区较早的寺院之一，此前，有明确记载的长安地区寺院有慧嵬所止之长安大寺、道安之五重寺和五级寺(二者或为一寺)、鸠摩罗什之逍遥园、西明阁和长安大寺之草堂寺等。悟真寺是蓝谷地区较早兴建的寺院之一，约建于公元590年前后，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作有《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韵》的长诗，以写实的笔法记载了悟真寺的建制、规模和主要特点，悟真寺建于覆舟山南坡山腰一方突出的悬崖上，“如擘山腹开，置寺于其间，”“青崖夹朱轩”；其建筑特色是“房廊与台殿，高下随峰峦”；覆车山几乎无土，“岩蚂无撮土，树木多瘦坚。根株抱石长，屈曲虫蛇蟠”，虬枝盘桓交错，寺院掩映在绿荫森森之中；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玉像殿、观音堂、法华堂、画龙堂、多宝塔、南塔和华严堂等，有释迦牟尼佛金像、阿弥陀佛玉像、观音宝像等，有吴道子的壁画、褚遂良的书法屏风等。自隋代至唐代元和年间约二百余年，蓝谷地区未发现有被破坏的记录，所以，悟真寺基本建筑应当完好，白居易诗中所言是可信的。悟真寺的建成，标志着蓝谷地区佛教的发展进入了兴盛时期，随后，津梁寺、玉泉寺、化感寺等相继建立。
净业早年精研律部，博综异闻，曾从洛阳沙门者c统慧远研学《涅?》等经，后随慧远入长安，又从昙迁禅师研学《摄论》。开皇年间入蓝谷，信众仰慕净业，为造悟真寺，仁寿二年，净业被举荐“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大业四年，“召人鸿胪馆，教授藩僧”，九年，复召住大禅定寺，后返回蓝谷，直至圆寂。净业数次被召、被举荐从事各类法事活动，说明当时政府对净业的认可，也说明蓝谷的僧人活动与长安佛事活动关联很多。而由净业开始，有关蓝谷地区佛教活动的记载逐渐增多。
二、蓝谷地区佛教的兴盛缘起
隋唐时代，由于封建帝王和王室贵族的大力提倡，佛教在全国兴盛，长安佛教和蓝谷地区佛教也走向鼎盛时期，此时，蓝谷地区已被佛教界视为“公途”，《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唐汾州光严寺释志超传六载：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超(指志超)率弟子二十余人奉庆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极，叙之殊礼。左仆射魏国公裴寂，挺生不世，器琏宏深。第中别院置僧住所，邀延一众用以居焉。亟历寒暑，业新弥厉。但为贵游喧杂，外进无因，必附林薄，方程慕远。时蓝田山化感寺沙门灵闰、智信、智光等，义解钩玄，妙崇心学。同气相求，宛然若旧，遂延住彼山，栖志得矣。摄缘聚结，其赴如云。贤圣语默，互相敦重。而寺非幽阻，隶以公途，晦迹之宾，卒难承业。乃徇物关表，意在度人。还返晋川，选
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介山，创聚禅侣。
由此可以看到，第一，隋唐之际，长安佛教兴盛，但因“贵游喧杂”，僧人们在参学修行、讲经弘法和普度众生的同时，还要在日常生活中应付权贵高官、俗人男女咨问等，这大大影响了僧人们的清净修行。所以，要专修就“必附林薄”，才能一方面修行一方面弘法。第二，蓝谷地区佛教对外影响很大，著名的僧人较多。上文提到的灵润(一作灵闰)，即为当时高僧之一，被推为“僧杰”，还是玄奘译场的证义大德之一。灵润在蓝谷化感寺等地修行一十五载，追随者很多。智信为化感寺寺主。第三，长安城人烟稠密，交通发达，信息灵通，政局稳定，利于僧人们的弘法利生活动，而且佛教界最新翻译的佛经、讲席、法事活动等也都是僧人们必须及时了解的；但是，法务过多不利于闭关修行，唯有蓝谷地区，进可以到长安参加法事活动，退可以专心清修，还能了解到长安城的信息，进退自由，学修兼得，所以，蓝谷地区就天然地成为长安佛教僧侣们的休闲、交流、修道的胜地，从而使该地区佛教日渐兴盛。但对于释志超来讲，蓝谷还不够幽隐，最终离开蓝谷，到山西另寻幽隐之地。
在蓝谷地区隐修的僧人释保恭一度被举为僧统。保恭为青州人，年十一出家，早年学习《观世音经》、《成实论》、《地持》、《十地》及修习定业，并“依《地持》遍讲《法华》”。隋仁寿末年，“下敕征人为禅定道场主”，唐初“归心泉石，遂避官于蓝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将事终焉，而御众摄持声光帝里”。武德二年，朝廷“举十德统摄僧尼”，被高祖独举为僧众纲统，“遂居大德之右，专当剖断，平恕衷诣，众无怨焉。”
研修《俱舍论》的大德道岳，长期闭门苦读《俱舍论》，后因病到蓝谷化感寺养病，以十余年的时间整理编辑《俱舍论》注疏二十卷流行当世。
在《大藏经》第51册还收有唐代蓝谷僧人惠详(一作慧祥)所撰之《弘赞法华传》一书，作者惠详，生平事迹不详，是蓝谷地区的僧人。书中收录很多当时佛教界轶事，可见出蓝谷地区常有南来北往的僧人、商旅等，带来相当丰富的佛教信息，僧人惠详进行了搜集整理。
《弘赞法华传》载，唐左仆射宋国公萧璃父子。崇信佛法，在蓝谷地区营置伽蓝，号津梁寺，这是津梁寺的由来。
在此，可将《续高僧传》和《弘赞法华传》中吉藏弟子慧远传记作一比较。在《续高僧传》中，慧远生平记载极略，不足50字：
慧远依承侍奉，俊悟当时。敷传法华，光嗣
余景。末投迹于蓝田之悟真寺。时讲京邑，亟
动众心，人世即目，故不广叙。
而《弘赞法华传》则有300余字，资料较为翔实：
释慧远，俗姓杜氏，京兆人也。弱不好弄，便慕内法。年甫十岁，投吉藏法师而出家焉。具戒已后，博文多识。讲《法华经》，皆自作章疏。晚辞人境，卜居蓝谷，乘闲乐道，十有余载。贞观十九年，在寺坐夏，时属亢旱，乃讲法华，以祈甘液，远近听之，云集雾委。每有二老，应时而坐，既非旧识，远默记之。潜思诘问，未之发也。既讲至《药草喻品》，大雨露洽，向之二老，三日不来。后策杖俱臻。远怪呼而问，乃逡巡对曰：弟子，龙也，比蒙法师弘譬喻之品，开方便之门，思酬德惠，忽然降雨。但时未应下，敢擅洒之，故为龙王所笞耳。因忽不见。远所服三衣，特加护净。或时飘然自被其体，而雅性谦挹，虽遇沙弥，必下骑而在问也。或问其故，答日：仿佛染衣，仙圣幢相，师子致敬，今成正学。在余一介，敢不遵乎。远常诵《法华》，频有灵感。或不加油炷灯，数日自明。后染患浃辰，敛念而卒，年五十有一。贞观二十一年七月也。两段文字都记载了慧远为吉藏弟子，一生弘传《法华经》，但后一段文字内容丰富，慧远生平历历在目，形象生动饱满，显然有助于对慧远的了解。
僧人惠详的另一部著作是《古清凉传》，书中记述了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诸多事迹，从中还可以看出，惠详曾到五台山游历参访，然而署名仍为“蓝谷沙门”，说明惠详长期卜居蓝谷，搜集到了很多佛教界的资料信息，足见蓝谷地区信息之灵通。
从历史记载看，蓝谷和蓝田地区的寺院有悟真寺、化感寺、津梁寺、法池寺、玉泉寺和王效寺，还有大竹林寺，悟真寺后来还增建华严堂等。 曾在蓝谷驻锡、有明确记载的高僧，在隋唐时代，有净业、法诚、保恭、静藏、吉藏之弟子慧远、志超、慧超、灵润(和弟子智衍)、空藏、慧?、智信、智光、慧因、道岳、善导、归真、清虚、圆光之弟子圆安、法藏等。
三、蓝谷僧人与长安佛教法席宗派的
关系及善导创立净土宗
如上所述，蓝谷佛教与长安佛教关联密切，一方面，是驻锡蓝谷的高僧们大都被朝廷数番召请或被举荐，可以看出蓝谷僧人们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蓝谷高僧们也是长安城中佛教经论讲席的主讲人，他们一段时间在京城开讲席，一段时间回到蓝谷清修，或者被召请主持京城寺院，或者参加佛经译场和其它法事活动。
佛教从汉代开始逐步传人汉地，其传人的主要形式就是翻译佛经和讲解佛经，在没有影音录像的古代社会，佛教的传播主要靠僧人们一遍一遍的讲解，但在讲解过程中，也出现了义理方面的分歧和争论，这就产生了佛教义学，至南北朝时期，南朝佛教义学特别发达，隋唐时代，朝廷多次征请全国高僧到长安，南方具有声望的很多高僧大德都被召请，从而推动了长安佛教的兴盛和繁荣。佛经讲解有的在寺院，有的在街道两旁，有的临时设在皇宫，当时被称为法席、法筵、讲肆、讲席等。唐时长安城内有两街讲佛经很有名。韩愈《华山女》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韩愈虽然写的是中唐时期长安城的讲经情况，但是，隋唐之交长安城内佛教讲席之盛前所未有，如《华严》(慧休传)、《小论》(志念传)、《摄论》(尼论师、灵范、辩相等传)《涅?》(灵润、智衍、道洪等传)和律部(洪尊传)等。而这些主讲人如灵润、智衍、道岳等都曾驻锡蓝谷。
灵润法师多次被召入京，还应召做过大兴善寺学者还从日本发现了善导有关净土宗的著作，成为研究善导净土思想的重要资料。
最早记载善导的是在《续高僧传》第三十七(遗身篇)云：
近有山僧善导者，周游寰寓，求访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绰部，惟行念佛弥陀净业。既入京师，广行此化。写弥陀经数万卷。士女奉者其数无量。时在光明寺说法，有人告导曰：令念佛名，定生净土不。导曰：念佛定生。其人礼拜讫，口诵南无阿弥陀佛。声声相次，出光明寺门，上柳树表，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闻台省。
善导与道宣是同时代人，这些记载是非常可靠的，但记载过于简略，没有提到善导与悟真寺的关系。
在《?新纂续藏经》第78册《新修往生传》中卷有“唐往生高僧善导”条：
临淄人也。幼投密州明胜法师出家。诵(法华>、《维摩》。忽自思曰，教门非入一道一途，若不契机，功即徒设。于是投《大藏经》，信手探之得《无量寿观经》。便喜诵习于十六观，恒谛思惟，忱节西方以为冥契。欣惠远法师胜躅。遂往庐山观其遗范。乃豁然增思，自后历访名德，幽求妙门，功微理深未有出般舟三昧者，毕命斯道。后遁迹终南悟真寺，未逾数载，观想忘疲，已成深妙，便于定中，备观宝阁、瑶池、金座，宛在目前，涕泗交流，举身授地，既获胜定随方利物。
从中可以看出，善导对净土法门情有独钟，曾经仰慕庐山慧远的修行，还遍访名师，受山西玄中寺道绰的影响极大，后来，善导在悟真寺潜修净土法门并取得成就，入长安城中，传扬净土法门，因为修持方法简易而“功微理深”，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同，使得净土宗得以立宗，悟真寺也被作为净土宗重要祖庭。净土宗随后传到日本，悟真寺也成为日本净土宗的祖庭。
隋唐之际，是中国佛教学派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宗派形成的重要时期，蓝谷地区佛教与这些学派和宗派关系密切，如长安城中很多佛教讲席都曾有蓝谷地区的僧人做主讲人，这就极大地推进了这些佛教学派在长安的发展和兴盛，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长安佛教文化的内涵，特别是该地区还孕育出了一个重要宗派――净土宗，这是蓝谷地区佛教对长安佛教、对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结语
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的存在，对长安佛教、甚至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蓝谷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来看，该地区位于南北交通要冲，是古时步行时代最便捷的南北通道，是南来北往的行脚僧人的聚散中心，信息灵通，有利于僧人们掌握僧界最新的动态、最新翻译的经论、最新的法门讲座等信息。
第二，从佛教发展与长安政治社会的关系上来看，蓝谷地区距长安很近而又相对幽隐，长安政局变化，有时会危及佛教，蓝谷地区则是方便的逃隐处，有利于僧人们的人身安全保护，有利于佛经图书法器佛像等贵重物品的保护保存。也可以说，在变乱的时代，可以保存佛教的实力，在统治者提倡佛教而又相对和平的时代，蓝谷又能为长安地区输送僧才和佛教发展所需的其它一些物质条件。蓝谷地区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长安动荡的政局所直接导致的结果。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兴起与兴盛的这些历史因缘，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看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
第三，蓝谷地区是僧人们的修行胜地，也是长安佛教僧才培养的一个摇篮或者基地。可以这样说，蓝谷地区是终南山这个修道胜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僧们共隐共修、相互交流的场所，从修学意义上来讲，佛道无上，法门无量，修行也没有止境，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长安佛教来说，对提升广大僧侣的佛学修养和基本素质，推动长安佛教的繁荣，蓝谷地区的佛教思想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