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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黄宗英自述(上)】

时间:2019-02-02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我,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即民国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属牛。母亲怀我产期未到,忽阵痛,赶忙遣人去请产婆。产婆未到,我就已经生出来了。家人都说我是急性子。母亲很开心,她头胎二胎生的都是儿子,就盼生个女儿,女儿就来了。我有两个姐姐,是前娘生的。母亲(陈聪)是续弦。父母都格外疼我。夜里,我睡在童室自己的床上,天不亮就醒了,就被抱到北屋父母睡的大床上,焐在父母的大被窝里玩耍。
  5岁时,我到京都第一蒙养园(幼儿园)去,进园时,须口试。试罢,我听一老师说:“我要这个小斜眼儿。”那时我左眼的黑瞳仁跑到鼻边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亏得姜老师要我。而小我一岁的大弟弟宗洛,就没老师要。因考试时,老师问他:“你在家跟谁玩?”宗洛答:“跟小妹玩。”问:“小妹是你什么人啊?”答:“小妹是我姐。”老师对家人说:“这孩子连大小都分不清,在家再玩一年吧。”一家人都叫我小妹,所以宗洛也叫我小妹。他真是冤枉。
  到我7岁时,父亲黄曾铭(字述西)从北京西城电话局调青岛电话局,任总工程师,全家迁居青岛。我们家住青岛龙口路2号。这是一座有大院子的两层楼房,前院空地很大,我和宗洛在里院小片空地上种了花生、芝麻。我父母从来惯着孩子。母亲出身中医世家,孩子病了,她会开小药方抓药,分量都写的是古字。母亲西式小学毕业,闲来教我们诵读唐诗、宋词、千字文,还教我们孟子日。父亲则领着我们爬墙上树跳沟。他说:“孩子小时不淘气,大了没出息。”
  我9岁时祖母去世。我和大弟随父母回祖籍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奔丧。这一年冬天,我父亲也死了。他是生伤寒病死的。父亲病时,没住医院,是请日本医生来家看病的。眼看病情好些,他想吃火腿大米粥,把火腿切得细细的煮粥。父亲吃下去不久就腹泻,泻个不停……我被老张妈从被窝里喊醒,去到父亲房里,老张妈叫我跪下。我只见父亲被人架着站起套丝绵(套丝绵是为了在棺材里骨头不散),我叫了声“爸爸”,爸爸瞄了我一眼,就低下了头。母亲大哭起来,我也痛哭不止。待我大哥二哥被从青岛中学叫回家,父亲已穿好寿衣了,是中式的短袄长裤,而他从来是穿西装的。我和大弟被老张妈叫去,学着用锡箔纸折银元宝。小弟宗汉则开心地绕着来奔丧的客人们的汽车、黄包车敲着小锣戏耍。当天,也搭起了竹棚,设了灵堂。我们的四叔从瑞安来奔丧,他长得特像我父亲。小弟见到他忙大叫:“爸爸从木头匣子里跑出来了!”母亲哭笑不得,精神有些失常了。
  因父亲的死,家道陡落,从月人360元大洋到无分文收入。无奈只好投亲靠友,举家去了天津我大姐的婆家。我在树德小学上学。上四年级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获得第四名,奖品是一块匾额,上书“舌璨群英”,我把它献给了学校。
  我的斜眼儿是怎样治好的呢?原来在北京,父母带我去看了全国最有名的中医孔伯华。孔大夫说:“不用开刀。每天厨子买菜时,切一片薄牛肉片,贴在眼左侧。孩子觉得粘得慌,就老要向左眨眼,眨着眨着就正过来了。”果然,到我十三四岁时,就再也看不出是个斜眼儿的丑丫头了。由于我爱织毛线,又会做鞋,看起来颇贤淑,就相继有富裕人家来说媒了。说媒的条件都是允上学、允出国留学、允照顾母亲弟弟。我和母亲都觉得要被人买了似的,何况我还小,就哪家也没答应。
  我在学校里功课挺好,老考前三名,直到算术四则题讲“鸡兔同笼”时,我的名次才拉下来。放学回家,我半个钟头把作业做完,就临成亲王大字帖,临灵飞经小字帖,还在家里的旧英文打字机上练习盲打,想着可以去当秘书,也想当护士。因为开滦矿务局招考培训护士,不收学费,还发津贴。娘不让我去报名,说当护士太苦。
  待我长到16岁时,大姐已经在金城银行工作,当簿记;二姐在齐鲁医院工作,搞社会调查。她俩都有钱补贴家用。母亲也靠卖首饰支撑。每次都是我陪母亲去兴业银行开保险箱,我眼看箱中的首饰渐渐见底,只有一条金项链,一些碎珠子了。母亲顶真地告诉我,待她死时,一定要在她嘴里塞两三粒珠子,到了阴间,阎王爷看到珠子,就判她投身为人,不投身猪和狗了(我没做到)。
  正在此时,大哥宗江从上海来函,说参加了新组成的上海职业剧团。剧团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来,总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特兴奋,娘也高兴,就回信说去。
  大姐为我找了个旧皮箱,并送给我一件新的猫皮短大衣,说:“这件我没穿过,只适合Teen―age girl穿,送给你正好。”还给了我20元钱。母亲也凑了20元给我,生怕我到了上海一时不能就业,吃不上饭。如此这般,我出门谋生去了。那是1941年深秋。
  大哥当时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间里,是在灶间的楼上,房间很小,我搭了个地铺在小铁床前,就已经挨着书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着我的铺盖了。
  上海职业剧团是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三位戏剧界巨头主办的。第二天,大哥就带我去剧团后台见头头。我一进后台,就听见有人说“嗬,好高的个儿。”“绿豆芽。”“我可不能跟她配戏。”我见了领导,他们却很欣赏地看着我:“你先跟着吴仞之导演,看他有什么活儿,先干什么活儿吧。”吴仞之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先登记道具和效果吧。”
  待晚上,哥散戏回家,我问他:“什么叫道具?”哥说:“你不是看过话剧剧本吗?”我说:“看过《秋瑾》、《家》、《莎士比亚》,没写道具。”哥说:“哎,道具就是大幕拉开来后,台上的桌椅板凳、床等就是大道具,演员身上的钢笔、别针、耳环叫小道具。”我又问:“被服叫什么道具?”哥答:“……你明天听吴仞之的,他叫你怎么登,你就怎么登。”我又问:“那效果呢?我怎么能登观众是笑是哭呢?”哥说:“哎,效果是指制作成声响的用具,如打雷是摇铁皮,下雨是用簸箩摇黄豆,枪声是摔炮仗。亏得你说来就来了,要是等公开招考,说不定考都考不上,有两千人报名呢!”我庆幸自己不用考试就进了剧团。
  第二天,我跟着吴仞之边走边登记台上的道具效果。傍晚,我去买了两个新本子,还买了一只简易台灯。晚上,我就开夜车把潦草的登记本誊写得清清爽爽。
  第三天,会计把我叫去,发给我16元月薪。我不愁饿肚子了。
  领导很满意我的登记本,又吩咐我在前台楼上右侧包厢(灯光厢)看戏。黄导叫我特别要看女演员的戏,每场都要看,熟悉台词、位置,以备代戏。
  不久,剧团演员严俊和梅村要结婚,请假一星期。黄佐临让我代梅村的戏,饰演伪组织(小的儿)。我并不怵台。小时候,在青岛电话局的舞台上,我曾演过秋瑾的小姑子王淑华,是跳着绳上台的。如今,演小的儿,还让我手里拿着香烟,我哪儿会抽烟啊?!糟糕,导演没排我哪句话上场,直到有人慌慌张张往外推我,我才上了台。哎呀,台上的灯怎么这么亮啊,我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台上人说什么。我只好嚷嚷一番,被人拖下台。第三幕还上场,要撒泼撒野。我在台上吵,被人拖着往外拉,我的绣花鞋掉了,我就坐在地上,用绣花鞋拍打地板,被人拽起一跳一跳跳下台。戏台下鼓起掌来。总算演下来了,我谁也不 敢看。忽然黄导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明天还你上。”呀,认可我了。第三天上台,我看见脚光了,还看见第一排加座上坐着黄导、吴导、周剑云、李健吾……后来大哥告诉我,是黄导请他们来的,说剧团来了个新演员,扮相好,北京话特棒,嗓门特亮。我的职业演员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不久,上职剧团分成两拨人。一拨跟着石挥另组剧团,另一组就跟着黄宗江。宗江见自己的老同学郭元同(艺名异方)也跟了石挥,很不开心。元同是团里的乐队指挥兼演员。我就去找元同,跟他说了宗江的心思,并对他说:“如果你追求英子,你在我们剧团照样可以追求英子。”郭元同说:“我没有追求英子,我的心里只有你。”我愣住了,没接这茬。后来元同就来到我们剧团。
  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间的二房东,把整幢房子卖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处找房子。一听说我们是演戏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给我们,直到我们找到西爱咸斯路和平?1号,才租到一间前客堂,一间楼顶的双亭子间。此时,丁力、孙道临、卫禹平都先后来到我们剧团。丁力、李德伦、郭元同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5个人,每人出2元钱,用10元一月租了一架钢琴,放在前客堂。琴上还放着元同和德伦抄在谱纸上的乐谱。他俩靠抄谱赚些零用钱,有时还去歌舞厅奏乐赚些外快。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日军暂时取胜。上海孤岛租界也被日军占领。黄导一天说:“大家都到排练厅去吧(我们那时在兰心大剧院演出,前台三楼排练厅很大),有事和大家说说。”团里所有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都来到排练厅。我坐在卷起的地毯上,只见大低音大提琴的影子照在黄导的脚边。黄导说:“我们不给日本鬼子卖命。”全体肃然。他又说:“剧团决定解散,发一个月工资,大家各奔前程吧。”我正愁怎么奔前程,黄导走过来,轻轻对我说:“你们兄妹和石挥就先住我家吧。”于是石挥和我们兄妹就搬进卫乐园1号黄寓的楼下。我住饭厅,靠北墙,有一张小铁床;石挥、宗江睡客厅,搭行军床。每人每月象征性地交一斗米包食宿。黄导和夫人金韵芝(艺名丹尼)住二楼。丹尼也是名演员。黄导夫妇都是欧美留学回来的,是我国戏剧界学术水平最高的专家。他们都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教育青年艺人。
  石挥每天抱着他的吉他弹,宗江在翻译,我则大看其书。二楼有大书房。我把《莎士比亚全集》再看一遍,还看亚里士多德、布莱希特……
  我们在黄导家,平平静静地住了些日子。黄导吴导觉着控制了电影界的日本政客川喜多还无意控制话剧界,就又悄悄排起戏来。给我排了独幕戏《侬发痴》,说的是一位犹豫不决的“考虑博士”向少女求婚,问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把少女气得假装发痴,把博士赶走,迎来帅气的青年的拥抱。少女发痴时,要唱游龙戏凤,唱京韵大鼓,唱活捉三郎,用围巾捉住博士。总之,这戏就像京剧中的《十八扯》、《纺棉花》,演员发挥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不以我荒腔走板不搭调为意,我大过戏瘾,内行也以我耍得开为赞。
  这时,著名的电影导演马徐维邦来找宗江,邀请他去香港拍摄《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大哥觉得他应该离开上海了,就和地下党员戴云谈,戴云为他接好关系,并给了路费。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辗转千里,去到大后方重庆,并没去香港。
  宗江走后,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双亭子间,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李德伦下楼来找我说:“元同不知怎么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找忙上楼去看他。只见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让他喝点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脑门,很烫。我决定去找我们的粉丝夏其昌医生。夏医生开汽车来到和平?,为郭查了体,说:“不要紧,心律不齐,不能动,我留下几片药吧。”夏其昌下楼时对我说:“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我听不懂。第二天天亮,我上楼见元同还熟睡着。等到8点后,我上街买了一只高脚痰盂、一支体温表、一罐奶粉、一斤白糖。回家后我又上楼服侍元同。如此三五天,我倒屎倒尿,帮他量体温,帮他洗脸擦身,给他读《希克梅特诗选》,哄着他。夏医生每天来,并每天打一针针剂。郭渐渐复原了。他对我说:“真对不起你,让你为我倒屎倒尿,辛苦服侍我那么多天,抱歉。”我说:“那没什么,如果我病倒了,你也会这么待我的。”不久,郭元同的母亲从北京来看病后的元同。丁力说:“婆婆来相儿媳妇了。”我没反驳。郭伯母来后,我陪她逛了大上海。临走时,她送我一只玉镯。以后,元同告诉我,那是他家祖传的宝物。我明白是婆婆相中我了。我也不再推辞。
  1943年10月下旬,我和郭元同请假回北京结婚。元同的家在北京香山一棵松,有一个院子。第二天,伯母、元同和我,就张罗办喜事。为办得光彩,决定租用西交民巷六国饭店礼堂。我不知道郭伯母的家底,我不言声,只和元同一起估计邀请的贺客名单,有六桌人哩。
  伯母赠一座三合院给我们做新房。院子里有一棵无核的枣树,已经结枣了。第三天,元同去城里办事,我也随去,去租白纱礼服。郭伯母家大院有一座大铁门,门上有个匾额写着伯大尼。我不知什么意思,问元同,他也不明白。以后,我通读《新旧约全书》,才明白伯大尼是悲苦之家的意思,元同的父亲前一年在香港去世了。我先清扫了新房,擦了窗玻璃,贴了龙凤呈祥的剪纸,又把花纸制成纸环,串起来,吊在屋顶上。我见房内有缝纫机,又踏了贴玻璃的白纱布窗帘和厚的细格布窗帘。我要把几年来没敢拥抱元同的思念,统统给他,拥抱个够。近婚期,我和郭伯母下山进城了。我们发现元同病倒了,是忙得累病了吧?礼堂租好,请帖已发出,想延迟婚礼已不可能。届时,扶他勉强走完红地毯,说完“我愿意”,就送他回石驸马大街他舅舅的医所。新婚第一夜,我在元同舅妈家写大楷。
  元同的病,一天重于一天,终于不治……当我们推着他的尸体往太平间走时,我觉得甬道特别特别的长。我说:“他会冷的。”没人理我。元同连前带后一共病了18天,我18岁成了寡妇。
  我这单身新娘在郭家过起了日子。郭伯母待我极好。郭伯母曾劝我信基督,要把我奉献给上帝。我说:“我从小接受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我没法让自己相信上帝的儿子基督。”
  冬天,山上的风很冷。有一天,我在山上拣松塔,老郑来叫我:“上海来人啦!”我回家去,见是戴云和林葆龄。我引他们来到新房里坐着说话。他们说:于伶、吴仞之、吴琛和李伯龙的意思,接我回上海。剧团需要我回去,说我的前途还很远大,不能把自己幽闭在山沟里。于是我向郭伯母说了。她知道我决意离开,也就不再劝我,并让元同弟赶快下山,给我买来一件卷毛黑羊皮大衣,是那年代时髦的式样,送我穿了上路。
  我又复演看家戏《甜姐儿》。上座奇好,演了下不来,共演了一百多场。
  剧团赚钱了,给我送来一包50斤的面粉,两包20斤的大米,几斤油票,还给我一笔钱,让我寄给母亲。
  以演《家》中鸣凤著名的英子病了,是当时无药可治的肺病。她起先住在虹桥医院二等病房,没多久,钱紧了,搬到三等病房,再没多久,她交不起任何费用了,医院就停了药。去探望她的人赶快翻空口袋,为她交了半个月的费用。于是话剧界就张罗给英子演“秋风戏”(梨园行演艺界的一种自助方式)筹款。
  我们演《家》,我饰演英子的角色鸣凤。当我跪在地上,求大奶奶不要把我嫁给冯乐山时,我哭得把大方手绢可以拧出水来,妆也哭花了。当第三幕我在三少爷窗外,与他告别,慢慢走向湖边,独白:“我……去一。一了。”更泣不成声。我想,今天我为英子演“秋风戏”,他年谁为我演“秋风戏”呢?我跳下台,湖水漾了上来。我已经哭得站不起来,被人挽往后台。我痛苦,为了英子,也为了自己。
  青春戏越演越腻味,趁我不当主角的档期,我悄悄离开了上海,留了封信:“我回北方读书去了。”不久,我就去北京辅仁大学旁听,选读三门课:《中国文学史》、《左传》、《世界美术史》。后来,上海的剧团因亏损而解散了。卫禹平、孙道临家在北方,他俩来找我说:“剧团解散,我们无所谓,但有人有老婆孩子,如丁力和端木兰心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就很紧张了,希望你再出来演戏。”于是成立了南北剧社,请燕京大学的同学程述尧任经理,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演出《甜姐儿》、《魂归离恨天》、《疯狂世家》三出戏。
  一时兴起,我在北京和程述尧结婚了。述尧是个好人,可是我俩没什么话可说。他总想带我去参加朋友家的Party,可我懒得应酬。他在银行任职襄理,每到他下班时刻,我就紧张。银行福利很好,分给他一间大北屋(可隔成三间),两间西屋。我就把母亲接来,把养病的大哥和大嫂也接来住,把老张妈也找来烧饭。述尧孝悌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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