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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第二阶段_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的第二阶段

时间:2019-01-3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要]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的第二阶段是在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谈判前夕,黑格访华,其名义上是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上的准备,实际上是以苏联的军事威胁来吓唬中方,迫使中方在《上海公报》台湾问题上让步,但中方不为所动。《上海公报》谈判第二阶段共进行了六次谈判,双方在台湾问题、“人民要革命”以及双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措辞上进行了争论。《上海公报》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其主要经验和启示是: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认识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
  [关键词]中美关系 《上海公报》 第二阶段
  [中图分类号]D8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96-08
  中美《上海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的谈判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71年10月20~2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第二阶段是在1972年2月2I~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经过第一阶段谈判,《公报》的框架已基本搭好,但在台湾问题等方面未能达成协议,需要在第二阶段谈判期间解决。在第二阶段谈判前夕,有个前哨战,即黑格访华。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第二阶段的前哨战:黑格访华
  基辛格的两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之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时,美方内外部出现了反对派:副总统阿格纽和财政部部长康奈利等亲台反华保守势力代表人物对尼克松访华不满,一些前驻苏大使因担心影响对苏关系出面反对,日本抱怨美国的冲击来得太突然,台湾当局更是一再抗议。面对这些情况,尼克松既想得到访华的好处,又想尽量减少各方对其访华的抨击,因此就想拿“苏联牌”来压中国,1972年1月,尼克松又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名义上是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上的准备,实际上是以苏联的军事威胁来吓唬中方,迫使中方在《公报》未达成协议的部分上让步。
  1月3日,黑格抵达北京后,先与姬鹏飞代外长进行了会谈。因黑格表示有重要信息传递,1月4日深夜,周恩来会见了黑格。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美国认为苏联正在实行包围中国的战略。黑格说,苏联政府对南亚次大陆的政策是使其保持分裂状态,但苏联现在决定迅速地、大幅度地改变原来政策,企图通过树立一些敌人包围中国。当时,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东巴基斯坦。在印巴达成停火协议后,美国谨慎评估了苏联的后续行动,确信苏联谋求联合其他国家包围中国。苏联极力拉美国,不让美国与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但美国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予以拒绝:一是美国对巴基斯坦承担了一定的义务,美国不能容忍别国用武力肢解巴基斯坦;二是美国认为中国未来的生存能力是美中最大利益,也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第二,介绍美国国内出现的亲苏势力、亲台势力和官僚势力联合反对尼克松访华的情况。这些势力希望防止或阻挠美中关系正常化。因此,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努力使这次访问成功,但大部分美国记者并不是根据对事实的仔细分析来撰写社论。所以,为了不让尼克松访华期间在公众面前难堪以及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的世界领袖形象,有必要加强《公报》的积极面。美方正在考虑作为体现尼克松访华成果的方面,比如增加科学和文化交流。第三,重申对台政策。黑格重申了基辛格此前对周恩来所说的未来的对台政策:一是不鼓励或支持“台独”;二是不鼓励或支持日本通过“台独”运动或在台驻军控制台湾的努力;三是战争一旦结束,美国就从台湾撤走与战争有关的军队,在更长的时间内逐步减少驻军。
  黑格强调:简而言之,因为美国陷入了对苏友好势力控制的左派和支持台湾势力的右派构成的困局,美方迫切希望中方重新考虑《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并表示他带来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新措辞。最后,黑格再次转达了不让美国国务院的人参加实质性会谈的口信。
  周恩来听完后表示,我们必须将此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中央还将进行讨论。因此,目前不能正式答复。但周恩来进行了初步评论:(1)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缓和远东局势,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利,而且对中美两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都有利。(2)关于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支那问题,苏联的插手并不是由于苏联战略方针的改变,而是由于中美接近,其必然要采取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我跟基辛格第一次见面时已指出过。中方要承担中美接近的后果,中方是做了准备的。至于美国内部三种势力,基辛格也曾讲过,中方也都意识到了。(3)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目前提出的措词已经照顾了美方的困难,不过美方既然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中方愿意继续研究。
  1月4日,周恩来让熊向晖等起草了《对美方口信的答复》,亲自审改后送请毛泽东审批。1月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谈此事。当周恩来汇报黑格说苏联战略改变,要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时,毛泽东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在次大陆对中国包围,印度支那也是苏联包围中国,你葛罗米柯跟人家去日本,是不是日本也要包围中国啦?这就不得了啦,替我们担心啊!还有台湾呢,菲律宾呢,南朝鲜呢,那就不算包围?统统要它保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当周恩来谈到黑格讲到尼克松要恢复世界领袖的形象时,毛泽东说:“美国人也怪,他自己明明讲国内有什么亲苏势力、亲台势力、官僚势力都反对他。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连美国领袖都作不成,他还要来作世界领袖啊!”周恩来最后问:联合公报草案,除台湾问题外,美方没提,是不是就不动了?毛泽东说:就不动,要动就动一点,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
  1月6日晚,周恩来同黑格第二次会晤,对黑格的口信进行了答复:第一,“半年前尼克松总统把中国称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现在美方忽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中国早已说过,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奋斗到底,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第二,“美方口信表示,希望通过访问加强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中方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中国人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第三,“美方由于国内有些势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高级会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公报草案中有关台湾部分的措词。当然中方不反对进一步进行磋商。但是,应当指出,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情感的。如果美国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如果屈从某些反对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势力而从原来的立场后退,这不会为中美 双方带来好处”。周恩来表示:关于贸易问题,中方注意到了美方的意见,要把它放在《公报》里。毫无疑问,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然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最后,周恩来把台湾问题挂了起来,说等尼克松和基辛格来了以后再说。
  可以看出,在《公报》谈判第二阶段的前哨战中,中方并未被美方的恐吓所吓倒,而是坚持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立场不动摇,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原则不退让。
  《上海公报》谈判第二阶段:主要议程
  《公报》谈判第二阶段共进行了六次谈判(见下表)。中国谈判代表是副外长乔冠华,美国谈判代表是基辛格。1972年2月25日其中的一场谈判,周恩来亲自参与。
  
  第二阶段谈判的主要议题是:
  第一,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也是《公报》谈判中争论最久、最多的问题。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半才达成协议。
  22日的会谈是预备性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乔冠华表示,黑格带来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新措辞,中方已经表明立场,不同意那个建议。基辛格再次说明美方面临的复杂国内形势,表示美方想避免尼克松回国后被指责受骗。所以,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希望不要造成巨大的国内影响。美方将履行已做出的承诺,并表示此次会谈探讨的不是实质性内容,而是措辞问题。乔冠华听后表示,黑格带来的新表述比基辛格上次来华时提出的建议后退了。美方有困难,中方也有困难。不管这次会谈是否讨论实质性问题,还是措辞问题,中国人民对此有强烈的感情。美方总是强调和蒋介石的条约依然有效,但在草案中,中方并没有提及这个所谓的条约。同样,中国人民也会问,为什么不提它?既然美方将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的内政,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美军完全彻底地从台湾撤走。所以,有两点必须讲清楚:一是完全撤军,但在美方的建议中没有说清这点;二是黑格提交的文本没有说清为什么是逐渐减少驻军。似乎台湾是美国的工具。基辛格又问,中方是否能声明将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乔冠华当即表示否定,指出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如果同意上述声明将违反中方原则。乔冠华又说,美方把台湾问题看成表述问题,在中方看来,它关系到实质内容。
  在23日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了修正稿。在24日上午的会谈中,乔冠华表示,美方昨天提出的修正稿不仅没进步,在某些方面还退步了。比如,本来美方同意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昨天的修正稿说“台湾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这甚至不同于美方以往的公开表述。比如尼克松在《世界信息》中说:“台湾与大陆的最终关系不是由美国决定的事。两方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我们不希望双方走任何特定的路线”。但是美方现在要求中方走特定的路线。基辛格说,美方并没有要求中方同意,这是美方的立场。乔冠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综合考虑各个方面,中方建议的表述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希望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它将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说,我们这样回去肯定会受到攻击,说我们出卖了朋友,会引发风暴。之所以美方要改第一句(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改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康奈利认为“中国的一个省”在美国有特定含义,这意味着美方正在把台湾交给中国。乔冠华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蒋介石也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呢?基辛格说,我已经对他作出这个解释,但没用。我们想避免“省”这个词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在24日下午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了新的修正稿:“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关于台湾和大陆最终关系不是由美国决定的观点,它相信有关方面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对缓和紧张局势将起很大作用,这将使美国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乔冠华表示研究后再作答复。
  在25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基辛格告诉乔冠华,我和总统昨天讨论了中方的建议,他认识到中方已作了真诚的努力来考虑这个问题,美方接受中方起草的前三句话。因此,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是由总统起草的。乔冠华提出三个建议:一是将最后一句改为“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将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二是将最后一句改为“考虑到这一前景,美国逐步减少在台湾的驻军,最终目标是完全撤军”;三是“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接受美国从台湾完全撤军的最终目标。考虑到这一点,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的驻军”。基辛格听完后表示,我认为我们在朝正确方向前进。
  在25目的第二次会谈中,乔冠华表示,第一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本来是同意了的,但今天上午你坦率地告诉我们为什么难以保留这个措辞,虽然提出的理由不充分,但是中方愿意考虑美方的困难。在中方的声明中,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美方的声明中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基辛格听后表示,我认识到,中方正努力考虑美方的困难,前面三句话就基本谈妥了。
  在25日的第三次会谈中,乔冠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提出了新建议:美方宣布: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美国预计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听完表示,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了。之后,他就去请示尼克松。
  在25日的第四次会谈中,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就《公报》措词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现双方已经接近,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基辛格表示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精神。之后,基辛格表示,美方认为,确认最终撤军的目标,美方没有问题。但如果没有互惠,美方就宣布减少驻军,将被指责为被骗。困难是在宣布逐步减少驻军时是无条件的。我知道,在提及条件上中方会为难,但这不会影响总统已经告诉中方他将要做的事。
  在25日的第五次会谈中,乔冠华告诉基辛格,经过研究,中方决定接受美方的建议。之后,基辛格读了一遍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美方宣布: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与此同时,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缓和,它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随后,基辛格去请示尼克松,尼克松接受了。但他提出一个建议,能否把“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的“中国人民”改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乔冠华认为,这与第一句重复了,没必要。
  在26日晚的杭州会谈中,基辛格提出,国务卿罗杰斯在读了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后,提 出三点修改意见:第一,关于“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所有中国人(all chinese)”改为“中国人(the Chinese)”;第二,关于“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的“对这一立场(that position)”改为“对此(this)”;第三,关于“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的“中国人民”改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乔冠华听后表示,现在是26日深夜,明天就将发表公报。这个文件是双方最高领导人已经同意了的。如果现在作出重大修改,其结果就是明天不能发表。由于中方拒绝修改,美方也没有坚持己见。
  中美双方最后正式发表的《公报》是这样阐述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的。中方声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第二,关于“人民要革命”措辞
  在24日的会谈中,乔冠华提出恢复“人民要革命”的提法。他解释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中美的立场和哲学在许多问题上是不同的。至于“革命”这个词汇,美方也曾在许多场合使用过。比如,1967年,尼克松说印度的变化是“革命性的”。今年1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也用了“革命”这个词,说将有一场新的美国革命。基辛格表示,对,但这个词汇我们只用于自己,不用于别的国家。我们不反对你们说“中国革命”。乔冠华反驳道,尼克松1967年曾提到亚洲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20年历史,而美国有200年历史,中美两国都是革命的成果,为什么中国不能提它呢?基辛格说,这里有两个问题:(1)美方不同意中方在联合国的发言;(2)更为重要的是,中方做出这样的声明是合乎逻辑的,但如果在《公报》中也这样声明,美国国内会产生怎样的反应?难道总统远道而来仅仅是中国人的一个宣传工具吗?乔冠华说,全世界都知道中美存在分歧,我们不想掩盖分歧。但如果说中方利用这次访问作为宣传工具,中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人民也会批评我们,说美方只是利用这个场合来宣布美国的观点。基辛格只好表示,那就先暂时把它放进《公报》里吧,并表示要向总统汇报。后来,尽管美方还想把“革命”改成“革命性变化”,但中方拒绝了。最终,美方同意用“革命”一词。
  第三,关于双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一句的修改
  在杭州会谈中,乔冠华提出双方共同立场中的“任何一方都将不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中的“neither will seek”改为“neither should seek”,因为中文文本中的词汇是“应该”,英文应译为“should”。基辛格问,这在意思表达上有什么区别吗?乔冠华说,“will”和“should”当然有区别,因为你的英语比我们的好。基辛格又说,但是你们的精细超过我们。乔冠华说,不,你的精细超过了我们。相反,用这个词是为了表达更清楚。基辛格说,原则上同意,但问题是如果说“neither will”,那么中方就有义务。如果说“neither should”,就是表达可以也可不实行的一般道德主张。乔冠华举例说,“考虑到国际关系的这个原则”,中方用“should”,“冲突应在这个基础上解决”,“双方同意……应该……”。基辛格反驳说,但是前面说的是一般原则,这句说的是特定行为。乔冠华说,不,不是那样。例如,当说关系走向正常化时,采取了什么行动?它仅是一个方向。章文晋插嘴说,《公报》的第一句仅是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这仅是一个判断。基辛格问,“neither will seek”是语气太弱还是太强?章文晋答道,根据中文文本,“应该”应翻译为“should”而不是“will”。基辛格说,如果把“should”放进去,有人就会问我,为什么有个奇怪的词。我理解,中方是设法表达这是不应该做的道德义务。在后来的谈判中,又谈及这个问题。乔冠华说,周恩来曾表示中方不能接受“will”这个词,根据中文应是“should”。因为双方必须公平对待。章文晋说,这是翻译中的错误,中方立场没变,只是翻译的改变。基辛格说,这本来是美方先提出的。中方想预留空间指责美方搞霸权主义。章文晋说,对,在公平的基础上,中方也给美方同样地选择,对美方在印支的行为,不要指望中方什么都不说。基辛格最后说,好吧,美国同意用“should”。
  此外,在第二阶段谈判中,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部分也作了一些修改。应美方要求,最后在《公报》中还加入了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的词汇。在这些问题上,双方并无太多的争议。
  《上海公报》谈判成功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1972年2月27日下午1时55分,中美双方就《公报》全文达成协议。下午5时半,双方同时向记者预发《公报》全文,次日正式见报。故一般说法是1972年2月28日中美达成了《上海公报》,实际上2月27日达成协议,且已分发了全文。《公报》谈判为什么能够成功,其经验对当今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而有益的启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提
  《公报》之所以能达成,是两国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各自调整外交政策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敌视。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争夺激烈,美苏力量对比的状态是苏攻美守,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淖,急于脱身。在此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以巩固其在全球的战略地位。从中国方面看,同时与美苏为敌,战略处境危险。相对而言,苏联当时的危险更直接、更严重、更迫切。于是,中国政府根据对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特征和趋势的判断,基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促进世界和平和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出发,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作出了积极回应。中美两国都是从战略高度来调整各自外交政策。毛泽东对此说得很明白:“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罗!”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基辛格在与尼克松的谈话中也曾说:“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目前对中国的关切是,利用其来平衡俄国。”尼克松表示同意。所以,中美能达成《公报》,关键在于双方在对苏联的扩张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有些美国人一度认为,中美关系变得不重要了。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一些美国人又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重新以冷战思维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必然把中美关系引向冲突和紧张。中美相互隔绝和敌对,曾使两国人民蒙受重大损失。中美加强交流与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当前,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中美作为两个大国,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的共同责任进一步增加,双方扩大合作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加强。所以,如果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中美关系必须继续发展。
  其次,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
  从《公报》谈判的全过程看,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台湾问题都是争论最久、最多的问题,也是谈判中最大的难点。即使最后达成的《公报》,在台湾问题上,美方的表述也采取了模糊策略,实际上是不愿意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愿意丢掉遏制中国的王牌。在此后的《中美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谈判中,台湾问题依然是核心问题。尽管在这三个公报中,美方明确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从其政策实践看,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事实证明,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在较好处理台湾问题的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两国关系便波折迭起,麻烦不断。
  最后,认识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是推进中美关系的必要条件
  《公报》没有用外交辞令掩饰双方的关系,而是如实列出两国存在的分歧,同时肯定两国的共同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原则上的一致。《公报》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创举,在国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这给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启示是: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同,两国存在着文明和体制的差别,这是客观事实。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尊重两国的差异,通过对话和交流达到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目的。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和分歧,可以求同存异,不应故意突出、夸大这些分歧,更不能将一方的观点、制度强加于另一方。
  
  [责任编辑:叶张瑜 杨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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