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尝试直面语言的本已要素来沉思语言。那么。这条道路就不只是最宽广的道路，而是充斥着来自语言本身的障碍的道路…… ――海德格尔：《通向语言之路》
1.生命成长中的诗歌
德国的思想家卡西尔说：“词语如花……”，海德格尔也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这话可以借来回答什么是诗歌。“诗歌正是语言的花朵”，毫无疑问这种解释是准确的，但还不全面，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诗歌是生命中开出的语言之花”。
为什么会是生命开出的花朵?因为它是一种内心的需求。这其中有很多奥秘：比如语言本身的生长性，一个人学会了走路。他就想跑，想跳舞――瓦雷里说，诗歌好比是跳舞，散文则是走路。学会了说话就想把话说得漂亮，写出漂亮的句子：还比如文明变成了制度的规训，它生成了一套坚硬的文化制度和表达规范，使人不得不通过另类的语言形式进行逃避或者反抗――所谓“酒神”状态即接近于诗歌的状态，而“日神”状态则是理性的状态。酒神创造了艺术，也引发了精神上的癫狂，或者反过来，精神的癫狂也类似于酒神状态，癫狂的人也类似于诗人。所以尼采的著作里充斥着对酒神的赞美和呼唤。雅斯贝斯也说，伟大诗人都是类似于精神分裂症式的人物，其他人则是无数“欲狂而不能的模仿者”。他说：“寻常人只能看见世界的表象，而只有伟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见世界的本源”。人只有在其生命达成了与世俗理性相抗衡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接近诗，或接近于成为一个诗人。如哈姆莱特“装疯”后就近乎一个诗人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徒然忍受命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初也是一个未完成规训的年轻人，他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横看竖看只有两个字――“吃人”，这时他也近乎于一个“诗人”，后来就被压制和治疗，最后“赴某地候补”了。这表明：诗歌与青春有关，与叛逆有关，每一个青年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诗人，就像所有的植物在春天都要开花。
生命中需要自由，有表现的本能。每个人的青春中都会产生出诗情，或者说，健康的生命中自然就包含着诗。
在最初，在青春时期，诗歌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美好的句子，漂亮的修辞都是诗。为什么有人喜欢汪国真那样的诗?那是因为他的这些句子本身是“属于少年的诗”，我把这样的东西叫做“青春期的修辞冲动”。每个少年都曾经有这样的“语言增长期”，他或她有着过度和过剩的修辞欲望，所以会把一些漂亮的字句连缀于一起。而词语之间天然的“蒙太奇效应”会使它们彼此产生出乎意料的语义增值。所以。与其说是作者在写作，不如说是词语在写作――这是一种“自动写作”。很显然，如果它的作者是少年，那么这有可能就是很好的诗歌；但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他是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那也可以“容忍”；但是如果他不明白这一点，还真的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来肯定自己的诗，甚至认为有一天会染指诺奖，那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十几年前有一位诗歌界的长者曾告诉我，他学会了用词语拼接的方式来“写作”――把名词、动词、形容词分别放人到一个抽屉里，然后闭着眼从中任意摸出一个，自由组合，居然一个小时可以“写出”十几首诗，而且稍加修改都“可达到发表的程度”，他很得意地这样夸耀。以为自己非常前卫和聪明。但我则认为他是“为老不尊”，他至此完成了自己作为“诗歌混混”的一生。这样的人确实不在少数，有人一生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在自己的简历上也大言不惭地写着，但其实没有一首是与自己的生命有关，遇到五一写五一，遇到国庆写国庆，卫星上天他写诗，有自然灾害(如地震)他写诗，就是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个体生命。当年杜甫也写过国家大事，
“剑外忽传收蓟北”便是，但他写的还是自己：“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是真实的个体情感的反应，与自己一生的命运有关。与自己飘零的身世、日益年迈的身体与乡思有关，所以会感人至深。而这位长者对于诗歌的理解表明，要么是他一生没有走出对诗歌的误解，要么他干脆就是一个骗子。
所以，诗歌必须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成长。生命的成色便是诗歌的成色，如果一个写作者到了中年，还在写青春期那样的诗歌，还在“撒娇”不已，就是令人厌倦的――当然，如果是反讽意义上的撒娇，那则另当别论。顾城一生至死没有走出精神的童年，但他是真实的，他是拒绝成长和世俗化的诗人，虽然也属于精神的撒娇，但他最终的悲剧完成了这种撒娇的真实性。某种意义上，他的诗歌也与自己的命运互相见证，死亡的主题升华了他所有的撒娇。
2.诗歌的“实践”与伦理
诗歌具有奇特的“实践性”。在所有写作活动中，唯有诗歌是这样的情形。它与写作者的行为有关，与作者的生命实践和命运轨迹有关。也就是说，作品和作者是互相印证的，所谓“知人论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任何对杰出诗歌的理解都近乎于对一个生命传奇的接近。“诗人”有着与一般作家不一样的身份与性质，它充满了人格意义。这是他先天的优越，也是他无与伦比的代价。
这非常难，甚至带有悲剧性。假使屈原写出了悲愤的《离骚》，却还得意地在世间苟活着。那就成为了一个笑柄；假使李白一直居于皇帝左右，当着他的御用文人，那么他写那些游仙访道、落拓不羁的诗篇，便成为了一个虚伪的骗子。反过来，所有伟大诗人的人格行为。都会为其作品提供某种印证，或者干脆就是其写作的一部分。可以说，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其作品的完成，常常不是用笔，而是其生命本身。显而易见的当代例证是海子――虽然我并不赞成把他的死亡神秘化和传奇化，但正如哲人对自杀的理解一样，这“自由而主动的死”(尼采语)最终成为了他伟大诗歌理想的一部分――“天才和语言背着血红的落日，走向家乡的墓地”。诗歌中充满了谶语一样的预言，一切后来的行为在诗歌中仿佛早已发生。
所以雅斯贝斯说，伟大的诗歌是“一次性的生存”和“一次性的写作”，海子也反复提到“一次性诗歌行动”的问题，他是把生存和写作合起来进行思考的。“一次性”就是不可模仿和复制，是写作和生命实践完全的合一。
但当代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少了，据说现在诗人们所信奉的箴言是“像上帝那样思考，像市民那样生活”。有人说这是歌德的名言，但雅斯贝斯又说，在所有伟大诗人中只有歌德是例外――他是躲过了深渊而成功的一个，而所有其他的伟大诗人无不是“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的。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很富启示性。十九世纪的诗人确都曾经试图践行他们的诗歌理想，拜伦是一个例子。鲁迅青年时代最崇拜他，很多浪漫主义诗人都把他当作了榜样。他热爱希腊的文明，就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财产武装了一支军队，亲自担任指挥官，最后三十六岁牺牲在战场上，实践了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和角色。 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都有着轰轰烈烈的生，有着传奇而宿命的死――拜伦是死于解放希腊的战争，雪莱是死于横渡亚得里亚海的壮举，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是死于骑士式的决斗；那么现代主义诗人则多是都有着荒谬的死或分裂的生，陷于精神分裂的或者自杀而死的都不在少数，错乱或夭折者如蓝波、魏尔仑、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西尔维娅?普拉斯，还有从未来主义到社会主义者的马雅可夫斯基、亚历山大?波洛克、叶赛宁，甚至这种情形也蔓延到了小说家那里，如爱伦?坡、如川端康成和海明威。其实范围还可以更广，在现代主义艺术家那里也是一样，凡高、达利，在更早的诗人那里也广泛存在，在茨威格的《与魔鬼作斗争的人》一书中就叙述了三位疯狂的悲剧德语诗人：荷尔德林、尼采、克莱斯特。
可见诗人的命运总是不好。这一方面是因为诗人大都有着格外纯粹的灵魂。他们与世俗力量之间常常保持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这冲突的结果必然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世界上的人虽然都声称热爱艺术，但又都有个习惯的毛病――崇拜远处的诗人，恐惧近处的诗人，对前代的诗人好，对自己时代的诗人坏。施蛰存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们怎样纪念屈原》，其中说，端午节到了，我们又吃粽子纪念屈原，可是，如果屈原活着，我们还不是仍旧要放逐他，让他去孤独地死?我们是在纪念着前代的屈原，然后又在迫害和制造着同时代的屈原。无独有偶，梁实秋也有一篇文章，题目大约叫做《假如隔壁住着一个诗人》。和施蛰存的文章比，它就不那么厚道了，但它反证了前文的意思。人们对近在咫尺的诗人总是充满狐疑和提防的，或至少是不信任和不舒服的。
但诗人也不能把自己的身份理解为是一种“优势”，因为过往的诗人，优秀的诗人，其人生大都具有传奇色彩。所以有人便以为自己写作，也就有把自己传奇化、或按非常规的方式为人处事的特权。以为引诱少女不是道德堕落，杀人放火不是犯罪，或者吃饭用不着埋单，欠债用不着还钱，梦想有两个以上的老婆可以成为文坛佳话……这些做法也都是一种变相而低能的撒娇。
因了这种实践性，所以优秀的诗人大都是悲剧的命运，因为他用生命承担了那些理想性的东西，他因为谦卑、软弱、逆风而动和必然的牺牲而使人尊敬。
相比之下，小说家不需要这种印证，他自己的行为完全可以与他写作的文本分开。因为小说就是“虚构”，就是“fiction”；而“诗”则是“言”与“寺”的合一，是必须要信守的诺言和神性的话语。因此老食指说：“诗人命苦”，确乎感同身受，体味尤深。但好的小说家也是诗人，也有诗性的小说，《红楼梦》便称得上是“无韵之离骚”了，而且曹雪芹的人生也与他的作品可以互相印证，故他也在小说的开头有一大段真真假假的抒情，“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表明，好的小说也是诗，而做一个诗人确实难于任何一种写作者的角色。
3.诗歌分类法或诗人的四个范畴
有各种分类法。我把诗人分成四个级别――这只是比喻的说法，不是学理意义上的划分――伟大诗人，杰出或重要的诗人。优秀诗人，通常的诗人。当然，还有“假诗人”，但已不作数了。
伟大的诗人是“居住的世界中心”的诗人，博尔赫斯称之为“诗人中的诗人”，海子关于这类诗人则有精彩的论述，他们是一些“王”，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这当然很玄，如果通俗地理解也可以这样说，最伟大的诗歌，必然是包含了诗人不朽的生命人格实践的诗歌，像屈原、李白、杜甫……像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大都曾为他们的理想奋斗甚至付出了生命。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可能是一些命运的失败者，就像屈原、李白。海子也说：“我必将失败，但在诗歌中我必将胜利”。确实，世俗意义上的海子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但他“伟大诗歌”的理想却因此而得以实现。
这是一个艺术哲学的问题：伟大诗人是不能模仿的，因为模仿也没有用，雅斯贝斯和海子都说过。这是“一次性的生存”和“一次性的写作”，而一次性即是不能复制的。有人曾忌恨海子的自杀，认为他把“自杀的风光”也占尽了，这种说法虽然荒唐，但也有道理，除非写出了他那样不朽的诗篇，否则即便是自杀也成不了海子。
实际上还可以换一个说法，“诗歌”的最高形式应该接近于老子所说的“道”。“道”的原始形态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理念，也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式”，它可以被“道”――即“说出”，但一旦说出也便不是原始的“道”了。诗歌的最高形式即是关于诗歌的最高理念和标准。它不是负载于某一个文本之中，而是存在于一切文本之中，是一切文本中所蕴含的规律、本质和规则。但这个东西常常很难显形，人们通常只会借助最伟大的诗人来象征式地使之显形，因此最伟大的诗人必然是诗歌最高形式的象征、载体或比喻。当我们说伟大诗歌的时候，就是意味着在说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就是意味着在说屈原、李白和曹雪芹；反之亦然，当我们说这些诗人的时候，也就是在说伟大诗歌。
其次，杰出和重要的诗人也都具有实践性，都与命运有关。借用李商隐的诗句即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吐丝”，“蜡炬成灰”，这都是燃烧生命参与创造的过程。我们可以举出食指的例子――我曾说食指是我在“活着的诗人”中最尊敬和喜欢的一位，为何?因为他用命运实践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因此而感人，这不是文本的“复杂”与否所决定的。许多人的作品都远比食指要复杂，有更多智性，但却没有他那样的感人和分量，何故?这就是见证的作用，他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这些诗歌的意义与内涵，这样的价值是不能替代的。比如，几乎所有爱诗的人都读过他的《相信未来》，但他的“未来”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并且被见证是“失败的未来”，但正是这悲剧性的命运以及失败的验证，才使他的文本不再是单纯的文本，而成为了感人至深和充满见证性的创造，和海德格尔称颂凡高的《农民鞋》一样，它们“使命运成为了命运”。也“使世界世界化”了，和海子一样，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得以“胜利”。
荷尔德林也是这样的例子，当然，按照他的水准也完全可以进入伟大诗人的行列。他的命运中充满了传奇性的失败。他活着的时候，他的两位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同学，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弗里德里希?谢林。都已经成名。但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却是在死后几十年才被重新发现和阐释的，他的意义很久才获得了反复的确认和放大。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他那充满自然气息与神秘启示的吟咏和语言之外，他日夜行走于日耳曼尼亚的土地，他对于诸神和祖国的那种热忱，也是他诗歌的一部分。用中国人的话说，他的一生也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一生，精神的边界和生命经验的边界是匹配的，甚至是重合的，包括他生前的失意和多年后才被承认和重新发现的传奇，都构成了他命运的一部分。唯有如此，那诗歌中才充满了真正纯粹和感人的诗意，以及见证性的力量。
但春蚕吐丝、蜡炬成灰的见证性，并不是狭义地将诗人的身份和命运道德化，它只是说写作者一点一点将自己的生命织进了自己的文本之中。范仲淹的赋文中所提到的那些迁客骚人，那些流徙江湖。远涉海角的人――像杜甫那样“百年多病”的流离岁月，苏轼那样几乎山穷水尽的流放生涯，还有王安石那般郁郁寡欢的晚年，都同样通过诗歌将之永久地凝固下来，并以诗歌的形式完成了他们多难和多舛的人生。甚至像李煜那样曾经作为“昏君”而后又“一朝沦为臣虏”的亡国之人，也正是因为失败而写下了那么多感人的词章，否则他也就只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诗人”了。
通常意义上的诗人只是“作为文本符号的诗人”，他的名字中没有太多“人本”的内容，因为这样的诗人作品中很少能够看到某种生命人格的实践。这也很正常，写作者完全可以使用分裂的方式――“上帝”和“市民”的不同方式。他有这样的权利。只“用笔来写作”，而不会让人生太多地参与其中。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因为写诗而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顿，官越做越小，钱越写越少，因此，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世俗利益，这也是现今的写作者最常见的做法。
但这也不是一个可以道德化或污名化的命题，不能因为诗歌中没有太多生命参与的痕迹就可以蔑视一个诗人，他同样可以是一个手艺精湛的写作者，同样可以留下传世的诗歌。张若虚、崔颢、还有写出《题都城南庄》的崔护，我们都并不了解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非凡人生，但他们的诗歌同样感人至深，缘何?大约还是那诗中有一个灵敏的主体，一个不寻常的感受者，我们会把那个主体看成作者的影子。“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这些传世的句子背后，留给我们想象的，都有一个感人的生命处境。
这也是诗歌的奥秘，写作只有呈现了生命处境的时候，才会具有感人的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便是通常意义上的诗人中的“优秀”者了。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也就只能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