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归乡意识。王粲“信美而非吾土”的惆怅、陶潜“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倦归，无不表露出对故乡的眷怀，李白静夜下的乡愁更把归乡之思用三千丈的白发呈现。无论穷达，在文人心中，故土之思总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然从时间的长度、空间的广度、思理的深度上考究归乡之念，大概还没有任何一个文人能与苏轼相比拟。在其卷帙浩繁的诗文里，思乡念归之调不绝如缕。不论是“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向东南别”(《醉落魄?轻云微月》)的仕旅频迁勾起的故乡眷恋，还是“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满庭芳?归去来兮》)的穷荒贬谪触发的归乡渴望；不论是“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游金山寺》)的登高望乡的怅恨，还是“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嵋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分僧文长老方丈》)的异地漂泊偶遇乡人的惊喜，无不昭示着诗人归乡的执著。说“归乡”成?其不朽的文学原型意象大致是不错的。然自治平四年(1067)，苏轼在家居父丧期满，携眷踏上返京路程，从此再也没有返归故里。本文不揣浅陋，试图从文化学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认?：蜀地地理人文的隔膜、宦海沉浮的无奈是苏轼不归的客观原因，即不能归；安土忘怀的归乡消解与人生超越是不归的主观原因，即不须归。由“不能归”与“不须归”的矛盾消解并升华，期能管窥苏轼人生范式与文化性格玉成之意蕴所在。
一、“故乡归无家”：西蜀地理人文的隔膜
眉州向被视?边陲之地。北宋时，中原人士都不愿到那里做官。蜀地北有铁山剑阁之塞，东有瞿塘滟预之险，南通六诏，西拒吐蕃，山水拱卫，自?藩篱。山水紧逼，交通十分不便。苏氏父子三人举家东迁时，走水路穿三峡，途中时耗数月之久，出入蜀道之难人所共知。明代杨慎《蜀士夫多不居本乡》云：“先君尝言：‘自古蜀之士夫多卜居别乡。李太白寓江陵、山东、池州、庐山、而终于采石，老苏欲卜居嵩山，东坡欲买田阳羡，魏野之居陕州，苏易简之居吴门。孙光宪之居荆南，……岂以其险远厌跋涉耶?’”诚然，蜀道险远非蜀之士夫不归之深层动因，然亦不可忽视。
川蜀文化以厚重卓然挺立、自成一家。然偏安一隅的盆地文化带有极强的封闭性，与士大夫心所向往的中原文化存有很大的距离。名人高士寥若晨星。苏轼《送美叔》“我生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当是实情。苏轼临终遗命葬于汝州郏城县的小峨眉山，无疑是出于对西蜀岷峨的依恋，但苏轼终究没有归葬西蜀，那未必真是经济困难，而是另有缘故。苏洵有诗《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于其间以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休息之馆，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诗，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异日可以知余之非戏云尔》，诗题可见他有从西蜀移居到中原的想法，其诗云：“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意思很明白，他认?西蜀是个好地方，但毕竟苦于闭塞，长居此地，恐其子孙不见世面，夜郎自大，志向不远，知识难开，故欲迁居中原。可见，苏轼葬于嵩阳之小峨眉，倒是继承了先君遗志。蜀中乡土文化令苏轼怀念，但他志在天下，要以传承和发扬整个华夏文化的“道”?人生使命，不愿自锢于当时看来颇?偏远的盆地中。事实上，情牵乡土而志在天下，正是他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一个矛盾表现。
眉山苏氏虽?四川著姓，然随着二三苏祖辈的不治田产，行义好施，经济状况逐步走向衰弱。唐末五代以来的频仍战乱无疑是一重要原因。苏洵在《族谱后录?下篇》云：“时蜀新破，其达官争弃其田宅以入觐。吾父独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苏序怕累及子孙，已不治田产。苏洵时，苏氏家族已衰败不堪。这从苏洵妻程夫人变卖奁田之举可见。在宋代，奁田一般是用来奠定媳妇在婆家的地位并充作丈夫去世之后维持生计之用的资凭。及至苏轼母亲程氏去世，“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骨肉之亲，零落无几”，加之每况愈下的经济，难怪苏洵要“逝江南去，游荆楚，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将去。”早在父辈苏洵就已与故乡少有往来。苏洵去世，苏轼典卖家中薄产后，就没有准备再回来，在他的生命历程里也渐渐抽掉了与故乡眉山的物质屏障。其任杭停时唱出的“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俨?实情。
与此同时，故乡眉州当时有“熟人”与“生人”之分。“熟人”即所谓土著，其家族可追溯到汉晋时期，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言：“至黄帝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代纣。蜀与焉。”而眉山苏氏乃“生人”，即外来户。其祖先乃赵郡栾城人，推演过程大致如下：“苏氏之先出于高阳，……至周?忿生，?司寇……封于河，世世仕周，家于其封，故河南河内皆有苏氏。汉兴，或曰：‘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实关中，而苏氏迁焉。’其后日建，家于长安杜陵。……建生三子：长日嘉，?奉车都尉。其六世孙?纯?南阳太守，生子曰章，当顺帝时?冀州刺史，又迁?并州，有功于其人，其子孙遂家于赵州。其后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味玄者，味道圣历初?凤阁侍郎，以贬?眉州刺史，迁?益州长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苏氏。”“生人”身份，使苏轼对眉山的乡土意识终存隔膜。其弟苏辙把自己的集子定?《栾城集》多少表明：祖先繁衍地――赵郡栾城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故乡。
其实，苏轼晚年亦有终老故里眉山之念，然当时发生了起义，欲归不能。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驾崩，徽宗嗣位，大赦天下。迁播岭海的苏轼九死一生，看到了北归的曙光。对于北归后居住何处的问题，苏轼颇费思量。他曾一心想归老眉山，但未遂愿。除路途遥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即当时蜀中赵捻正打着苏轼兄弟的旗号起义。《朱子语类》云：“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动摇人心，遂反。”结果赵捻兄弟被诛杀，父母妻子皆被流窜。?避嫌疑，苏轼只好放弃终老眉山之念。
苏轼从西蜀走出，一时骅骝长嘶，奋蹄蹴地，也如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握在故乡手里的只是系住年华的线，而五彩斑斓的风筝在岁月的荣枯里沉浮不定，樽酒酹江，华发惊秋，千百次回望西南，亦只换得“抱琴无语立斜晖”的忧伤。
二、“一官久已轻莼鲈”：宦海沉浮的无奈
事实上，初入仕途的苏轼即有了退隐归田、返归故里之念。嘉祜四年(1059年)作《夜泊牛口》诗云：“人生本无事，苦?世味诱。”后经乌台之勘，归乡之意屡见笔端。“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莫?无车马，含羞人剑关”等等，说的都是归田还乡、不负云山的愿望。这种愿望，实是当时党争在 苏轼人生中投下的暗影，是苏轼既欲参政又畏祸及身的两难心态的流露。元祜三年(1088年)《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云：“伏念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得归丘壑以养余年，其甘如荠。……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这种畏祸及身的心态，与元?初年的洛蜀党争密切相关。而怀归心态之声，在其诗中更是吟咏不止、不绝如缕：“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和宋肇游西池次韵》)、“笑指西南是归路，倦飞弱羽久知还”(《九日袁公济有诗，次其韵》)、“平生倾盖悲欢里，早晚抽身簿领间”。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三云：“苏东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归蜀，怀归之心屡见于篇咏。”这道出了身陷宦海、归乡不能的无奈。
元祜还朝后的苏轼虽有“早晚抽身簿领间”之意，但步入仕途后的身不由己却使他欲归而不能。这不仅缘于千百年来儒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的侵染与召唤，更缘于宋代文人士夫参政主体意识的强化。苏轼对杜甫“未尝一饭忘君”的忠君恋阙思想的高度激赏何尝不是苏轼本人的夫子自道?然致使苏轼欲归不能更直接的根源在于：宋代的法律制度。
宋兴，罚五代之弊，十分重视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统治中的作用。宋代法律规定在职官员不得外出管辖范围，一旦越界，很可能成?政敌弹劾攻击的有力把柄。《资治通鉴后编》载：“乙已，以布衣彭城陈师道?毫州司户参军充徐州教授，师道受业于曾巩，博学，善?文。熙宁中，王氏《经义》盛行，师道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至是苏轼、傅尧俞、孙觉受是职。寻又用梁涛荐?太学博士。言者谓在官尝越境至南京见苏轼，改颖州教授。”在言者(按：指刘安世)弹劾陈师道时，陈师道《送苏公知杭州》诗云：“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远。岂不畏简书，放魔诚不忍。”任渊注：“‘畏简书’日：‘言法令不许私出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刘安世章亦云：‘士于知己，不无私恩。既效于官，则有法令。师道擅去官职次，陵蔑郡将，循情乱法，莫此?甚。’”陈师道不过是外出自己的所辖范围、送别老师而已，却因此授人口实，遭人弹劾。“循情乱法，莫此?甚”未免是政敌的夸大其词，然指责师道私出?“乱法”却是有法可徵。对于卷入党争漩涡中心的苏轼来说，其越是请求外任以远离是非，他的政敌对其越是不放心，对他监督控制得更严格。
再者，有宋一代，流刑制度异常严格而普遍。苏轼因乌台诗案成?阶下囚，经多方援救才九死一生，但也只能是获罪之身。之后贬往黄州、惠州、儋州，遭受流刑之苦。流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犯死刑者的一种宽恕形式。流放的地点是就远就偏。当然这个地点是在中央政权有效控制范围之内，并能通过其独特的地理、气候因素而对流犯起到威慑、一惩罚作用。《宋史?刑法志》明文规定：“配隶重者沙门岛寨，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苏轼被发配到儋州，按编敕规定：“配送罪人，须分明置历管系，候到配处。画时具交割月日，回报元配之处。若经时未报。即移文根问，若在路走失者，随处根逐，元监送人紧行捕捉。”也就是对流人有严格要求的递配交割手续和监押责任。如此，遭受流刑之苦的苏轼在狼狈不堪中纵有归乡之思，也只是空望而已。
甚者，蜀籍流囚原本不许返还乡里。《宋史》载：“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徙他路者，请虽老疾毋得释。’帝曰：‘远民无知犯法，终身不得还乡里。岂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许还。’后复诏罪状犷恶者勿许……凡命官犯重罪，当配隶，则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其坐死特贷者，多杖、黥配远州牢城，经恩量移，始免军籍。”苏轼当属“罪状犷恶者”之类，终身不得返还乡里也是预料之中，然“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的背后依然可触摸到诗人对回归故里的深深渴望。
在严格的流刑编管制度下，苏轼已无自由之身。据林语堂《苏东坡传》记载：“宫廷官员发出圣谕，把苏轼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山水的乐趣已然成?苏轼慰藉苦难心灵的蒲逃薮，“十年流落敢言归，鱼鸟江湖只自知。”回归故里已是奢望。被贬惠州，“我生涉世本?口，一官久已轻莼鲈”的无奈现实，发人酸辛之泪；迁播海南，“四周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此身当安归，四顾真穷途”的吟唱，几乎就是对归老故乡的绝望。
三、“此心安处是吾乡”：忘土安怀的人生超越
苦难的人生经历使苏轼纵有魂牵梦系的归乡之思，然终是不能。对于一般的中国士人来说，故乡是人生旅程的起点，也是终点。对于苏轼来说，却并非如此，感情上既不免依恋，现实中却不能归，同时于理智上亦并不认?它是个合适的起点和终点，即不愿归，其临终归葬即表现出对故乡不舍与不愿归乡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不须归乡这个层面上得以消解并升华。
苏轼一生在新旧党争的夹缝中左支右绌，屡遭贬谪，九死一生。人在异乡的漂泊感，苦难的人生经历，使苏轼深沉浓厚的乡土之思和归乡之念扩展?对大地的感情。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几乎把生平居留之处都认同?自己的故乡。如谓“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年谁作地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等等，直接无误地道出了处处皆是吾乡的感情归依。有时，苏轼通过山水的延绵来扩展故乡的概念。在扬州竹西寺，苏轼发现一座山冈名?“蜀冈”，又品尝了蜀冈的井水，觉得与故乡西蜀的水不异，便作诗云：“十年归梦客西风，此去真?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昧过江东。”按《扬州府志》、《仪征县志》所记山川中皆有蜀冈：“相传地脉通蜀，故名。”“地脉”即大地的脉络，它将西蜀与祖国的其他地方联成一体。既然处处皆故乡，那么，西蜀又何须归呢?
不可否认，苏轼蜀乡不须归、处处吾乡的感情归依，其现实支点在于对斯民的责任感。当苏轼不便于像其他蜀籍官员那样?家乡父老向中央争取权益的时候，他积极地?杭州等地的人民争取中央政府的济助，积极地创设地方公益事业，甚至在贬居惠州之时，也通过特别的途径?当地人民谋益。当然，不须归更基于苏轼对“人生如寄”问题的哲理思考与审美超越。
庄子把人看作造化自然的产品之一，在造化的无始无终的运作当中，它只存在一个有限的瞬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人生不过是自然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苏轼诗云：“有生寓大块。”即承庄子此说而来。生命来自自然，又解散还归于自然，生命的本质确实是一小段“寄寓”生活而已。在苏轼的诗集中，九处用了“吾生如寄耳”，如：“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蚤”、“吾生如寄耳，宁独?此别”、“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吾生如寄耳，何者?祸福”、“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吾生如寄耳，何者?吾庐”、“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在苏轼看来，生命本来就是一段“寄寓”于人世 的或短或长之过程，是人生的真实的生存境况。这种人生“如寄”的思想，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他对于人生的独特了悟与透参。有此态度，便处处有可乐。“如寄”的人生，于本质而言活脱便是人性的审美游历。《庄子?齐物论》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苔焉似丧其耦。”苏轼有诗亦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如果说，庄子的“如寄”思想，是对人生有限性的消极体认，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那么，苏轼的“如寄”思想，便转化?对人生的诗意阐发，对创造性活动的积极肯定，对世间利害得失的本质超越。其《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中“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一联(按：分指郭子仪与司马承祯)体现了对世间生活的本质超越，即：儒家的人世功业与道家的出世坐忘，都不过是“寄寓”人生之一境。
正是有如此深邃的人生思考，在对待不能归乡的诸多客观现实的束缚上，苏轼以不须归乡来完成对故乡的守望与执著，并无意中玉成了其对有限人生的超越。苏轼给漂居异乡疲惫不堪的游子提供了一种范型，即“此心安处是吾乡”。他把黄州认作故乡，“此生别袖几回麾，梦里黄州空白疑。何处青山不堪老，当年明月巧相随。”踏上黄州土地时仿佛梦境一般，但梦醒之后，坚信黄州的山水亦可颐养天年，对苦难领之如怡。因而贫病交加的黄州贬谪生活过得恬淡而愉快，没有戚戚怨嗟，完全出于他对生命的深情热爱，这是对“如寄”人生的诗意抒写，是对乡情的无限超越。虽也说“身若浮云无根蒂”，然而他又把云根栽到了海南。在无涯的贬谪生活里，他找到了心灵的故园。他对自己的到来，曾颇?幽默地欣然自嘲：“天其以我?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上天派他来点燃文明的火种。他同样把海隅认作自己的故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在近乎黑色幽默的口吻背后是大爱无边的博大胸怀，是对人生问题的深邃思考后的透悟，是对绵延不断的归乡之念的淡然消解，是忘土安怀的人生超越。可以说，苏轼无须归乡，却已找到了故乡的皈依。
余论
苏轼以诗人的灵感和情怀诉说着对故乡的眷恋与归乡之思，然西蜀独特的人文地理客观上隔膜了诗人归乡的脚步，宦海沉浮的无奈更让苏轼归乡成?不能。苦难人生的跋涉，玉成了苏轼对人生问题透悟的美学思考与超越，体现在归乡问题上，是不能归到不须归的矛盾消解并升华。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忘土安怀，不仅是对归乡的超越，更是对整个人生的超越。毫无疑问，苏轼辉耀千古的人生范式与文化性格在此得到了求证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