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只有在文化上是自信的，才会形成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的竞争力；一个自信而有竞争力的民族，才会有海纳百川的从容和尊重差异的胸怀。
一个民族文化力提升的关键除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将其放在重要战略地位给予着力落实外，还在于培养和保护好一种有内生活力、自我优化机制的多样性的本土文化生态。文化建设，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也不能单单交与市场，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努力，需要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合理配置。
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目标和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领域一样，经历了从政府包揽、被动市场化到理性市场化和重新公共化的发展历程。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强大的文化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化建设逐步向政府包揽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文化市场不断成熟，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对于满足人民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出现了不规范的市场化和过度商业化的问题，文化建设中的低效率、不公平以及创造力衰竭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处理好文化建设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在保障文化的公共性的同时推进合理的市场化改革，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健康快速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
在我国文化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2010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确定了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目标与任务。“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是对文化公共价值的确认，同时也指明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
基于这样的方向目标，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然需要市场作用的发挥，同时也需要公共力量的积极作为。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关键任务；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保障公民的公共文化权益和民族的文化创新活力，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文化建设亟待调整和优化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从实践层面来看，我国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目标和任务的实现，亟待发挥公共财政的积极作用。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是一个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财政模式，是指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为基础，提供公共品，防范市场失灵，维护经济稳定与社会公平的、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经济活动与机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在上个世纪末(1999年左右)我国正式确立了建设公共财政的目标模式。在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公共财政的建设，在发挥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品的一般作用的同时，还要起到培育市场、促进改革的特殊作用。在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公共财政的作为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保障之一。公共财政的积极作为，不仅需要不断加大国家对文化的投入力度，也需要不断创新财政对文化的投入方式和扶持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主要依赖国家财政的投入扶持，这为我国公共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但也导致了文化生产的活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文化领域的财政投入不足问题凸显，文化部门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供给能力迅速提升，但由于体制的问题，大量的事业单位实现企业化运营管理，一方面公共文化部门日益商业化，另一方面经营性文化部门行政化问题严重。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改变文化部门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的现状，将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让公益性文化部门回归公共事业属性。这就需要公共财政文化投入的范围、方式、机制等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创新。对于转企改制的经营性文化单位，公共财政需要通过必要的过渡性扶持投入，培育其市场能力，逐步“断乳”；对于保留事业属性的公益性文化单位，公共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创新扶持方式，引入新公共管理机制，从“养人”到“养事业”，使公共财力真正发挥效益。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要求，我国要尽快实现“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这是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目标的国家层面的文化民生工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保障公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基本生存要求，也要积极满足公民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基本权益和需求。无物质匮乏之虞，享有体面尊严的生活，内心安定，富有信念，这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题中之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客观上使得我们有较为充裕的财力投入到这项文化民生工程。为此，我们必须要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提升对于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使财政对于文化发展的投入能有制度性保障，付诸实践并真正落到实处。
文化建设需要完善管理机制，寻求社会资本的积极支持
文化建设既有紧迫的公益性要求，同时也有突出的市场化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我们的文化发展水平与这种大国地位并不相称，一方面需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力度，完善文化大国的基础建设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自主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文化建设需要公共财政的大力投入和扶持，同时也需要通过不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管理机制，积极发挥公共财政的导向与激励作用，鼓励和吸引更多更大的社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在经营性的文化产业领域，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 面的作用和机制，争取在“十二五”时期，实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
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文化产业是具有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双引擎的战略性新经济形态，对于改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拉动就业都有明显的作用。我国文化产业方兴未艾，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际环境，文化产业被寄予了厚望，成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我国文化产业是在文化市场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还要直接面对国际发达文化产业的冲击和挑战。为此，文化产业发展必须要以市场为主导，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作用，鼓励公平竞争，效率优先，不断提升文化生产力。
近年来，我国文化资本市场的发展迅速。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以资本为推手的文化产业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整合的力度越来越大，包括转制文化企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上市案例不断增多，银行资本、风险资本等对于文化产业的投入规模快速增长，各种针对文化产业的金融工具不断推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层面的文化产业专业资本市场格局迅速形成，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等陆续挂牌成立，以权益分割股票式文化资产交易为特征的新型场内交易活动也逐渐丰富和活跃起来。
我国的文化金融发展势头迅猛，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走过了国际上文化金融百余年的发展历程。这固然有可喜之处，但也必须注意其中的隐忧。急功近利的资本偏好往往会导致文化建设的本末倒置危险。积极吸引社会资本的目的是要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而不能仅仅成为资本炒作盈利的工具甚或玩物，那样的话，资本对于文化产业的作用不但无益，反而会带来巨大灾难。去年在美国被金融界寄予厚望的“电影票房期货”，最终由于好莱坞电影人的反对而流产。一系列由金融衍生带来的世界经济危机，让美国的文化产业界意识到金融资本翻云覆雨的可怕力量以及支配这种力量的以追逐超额利益的不道德性。由此可见，面对金融资本，文化产业应当有一种自觉：资本可以为我所用，但要避免我被资本操控。
我国的文化产业与国际相比还很弱小，市场经验非常有限，而我国金融资本的规范性不足的问题比起国际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领域的过度金融化风险非常大。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中，面对日益迫近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但必须要有克制过度资本化的冲动，需要建立内生的文化产业增长机制。
鉴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先天不足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挑战，公共财政需要积极而合理的介入。需要通过国家文化资产的有效集中配置，做大做强若干国家级文化产业龙头企业；需要通过国家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杠杆作用，吸引并带动广泛的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增强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本实力；通过发挥各级政府的中小企业投资引导资金的孵化机制，培育和扶持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育和成长，建立和完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生态；需要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和奖励，推动我国优秀文化产品的出口和文化企业走向世界。
文化建设需要公共资金的大力保障
市场经济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形态，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存在很大的局限和弊病。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在商业逻辑日益渗透到一切领域的时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可以带来效率，可以带来物质繁荣，但它不会产生崇高价值，甚至会腐蚀人类美好而具有超越性的人道伦理价值。历史地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都伴随着对于这种制度的反思和批判，在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社会财富的分配逐渐形成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和利他机制的社会稳定均衡体系。市场经济是基础的财富配置方式，遵循利益最大化的效率机制；公共财政是第二次财富配置方式，依照税富扶贫的公平机制；公益慈善是第三次财富配置方式，提倡回馈社会的利他机制。
从涵养和培育国家创新活力的角度看，文化建设必须有公共资金的大力保障。当前，在我国的文化实践领域出现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其实质就是市场的法则和商业的逻辑系统性地主导了文艺的创造、生产、传播与消费，崇高的、超越性的文化价值被遮蔽和抑制。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对我国文化建设产生的一种典型的消极影响，是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一种内在隐患。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就提出了对“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的深刻忧虑，担忧商业化的文化生产会腐蚀和消解文化的崇高性、深刻性以及独立性。虽然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但在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公共财政对于高雅文化的扶持以及公益慈善对于非功利文化的资助，形成了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对冲机制与文化生态的自我修补机制，并没有让商业的文化和文化的商业肆意独占。
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培育和提升文化创新能力，抵制“三俗”之风，仅仅寄希望于创作者、批评者或消费者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让厚重的、高雅的、超越性的文化产品有不依赖商业规则而生存的社会公共空间。因此，抵制“三俗”的治本之路在于建立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公共扶持机制和公共文化管理机制。公共财政要出资建立面向全体公民、扶持精品文艺创作的公益基金，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社会公益文化基金的设立和发展。同时要对公共媒体的商业化行为进行严格规约，让公共媒体回归其应有的公共属性。
抵制“三俗”绝不意味着不要一切俗，而是要反对笼罩、压制和腐蚀了公共文化精神的俗，要反对公器私用的商业化传媒的俗。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固然俗者自俗，尊重市场规律，但也要让雅者能雅，彰显文化精神。雅俗共存，多样和谐，富有创新活力，这才是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合理图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必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但市场只是文化建设的手段之一，而切不可将市场作为文化发展的唯一手段。文化对于我们有着更伟大的价值，是我们强大和自信的源泉，是国家民族创新活力的土壤，文化的这些神圣和光荣，需要我们共同超越功利的精心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