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摩诘是宁肯小说《天?藏》创造的一个人物。在小说里，王摩诘是个以思考为其存在方式，并热衷于思考的人，他曾在大学里教哲学，后来，为了追寻生活的意义，他作为志愿者来到西藏，成为拉萨附近一所中学的教员。在这里，他没有放弃思考，而是展开了他的思考。应该说，西藏原本就是一个容易使人静思的地方，小说开始时，最先出场的不是王摩诘，而是另一个人物马丁格。作者写道：
从不同的角度看，马丁格是雕塑，雪，沉思者，他的背后是浩瀚的白色的寺院，雪仿佛就是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寺院年代久远，曾盛极一时，它如此庞大地存在于同样庞大的自身的废墟中，并与废墟一同退居为色调单纯的背景。不，不是历史背景，甚至不是时间背景，仅仅是背景，正如山峰随时成为鸟儿的背景。
在小说中，马丁格与王摩诘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一种类似于贾宝玉和甄宝玉式的关系。当然，马丁格还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仅仅是王摩诘的影子。他来自法国，曾是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学者，他的父亲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怀疑论哲学家，母亲是个画家，老师雅各布曾在1965年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20年前，正当他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老师雅各布的引领下将要登临科学巅峰的时候，一次假期的喜马拉雅山之行却改变了他的价值取向，使他转向了东方的佛教。小说后来写到他们父子的对话，父亲曾这样质问儿子：“佛教真的能解决‘我们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式的西方古老的命题吗？”实际上，他们的对话可以看作是王摩诘思考的一种延伸。王摩诘当然具有西方哲学的背景，他读过许多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但他思考的出发点却是生活本身，是生活中的人，是他自身作为人的困惑。他很想使自己变成马丁格式的沉思者。
王摩诘的思考指向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他希望找到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并不以占有和消费为目的，却也能获得快乐和幸福。他不能认同五光十色的消费活动，在一年一度的沐浴节上，他为了不让维格失望而赴约，却很难融入他们的喧闹之中。维格是他在那所中学里的同事，也是他的爱慕者。他远远地坐在篝火的另一边，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一个朋友玩笑似的说：“肯定也不嫖……那你――每天都干什么？”他回答：“没事，就是待着。”维格对他说：“你不觉得你一个人这样很可笑吗？”事实上，在独处中，他才能获得一种精神的自足，并表现出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对他来说，待着只是一种姿态，就像他在发现自己的菜园被人毁了之后，也只能无声地静坐或枯坐一样，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与对方的某种张力，不使其消失。也就是说，在有些时候，不说比说的效果还要好，不说，对方便不能解脱，说了，反倒可能就解脱了。这种沉默式的静思在小说中成了王摩诘独特的形象标志，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在这里，生活与哲学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一点很像古代哲学家，苏格拉底或者孔子，他们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深刻的哲理，探讨与生活有关的问题，并为人们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好提出意见和建议。王摩诘使哲学回到了古代，甚至回到了人类最原初的时候，他观察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在水边玩，孩子把自己的鞋放在水中，过了一会儿，鞋顺水漂走了，这引起了他的好奇，把另一只鞋也放进水中，结果也漂走了。作者说，他的思考就是从这里进入了西藏的本质。很显然，这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并非西藏，而是王摩诘将西藏内心化的过程，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宁肯试图将西藏内心化的过程。马丁格通过自身的追求和努力，找到了安放灵魂的栖息地，他是安详的，也是平静的；王摩诘也在进行这种努力，就像马丁格的父亲曾以佛教能否解决“我们该怎样生活”质问他的儿子一样，王摩诘每时每刻都以这样的问题质问自己，而王摩诘的质问也不妨看作是宁肯对自己的质问。
很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奔跑，疯狂的奔跑；在我们失去信仰的时候，竟把速度当成了信仰；我们沉迷于速度所带来的某种快感和满足，以至于刚出生的孩子，都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急匆匆在街上行走的人群，曾被我们当作现代性的标志，象征一个充满竞争而有生气的社会，现在，它已被一再提速的列车所取代，从轻轨、高铁，直到磁悬浮，一路高歌猛进，不怕快，就怕不快。高速度带来了大发展，社会财富爆炸式增长并快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不仅经济总量增长迅猛，已有取代日本，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趋势，而且，世界富人榜上亦多见中国面孔。但是，如果问一下，我们过得如何？是否幸福？是否快乐？是否有意思？怕是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发了财的，顾不上想；受着苦的，没力气想；更多的人则不愿意想，但求平安，得过且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想又何益？
然而，还是应该想一想，想想我们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出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不想，迟早也会想，拖得越久，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宁肯的《天?藏》就是他多年思与想的结晶，他在小说中写了一个思想者，他也启发读者去思想。现在有些作家称自己是码字儿的，小说都是“码”出来的。宁肯应该不是，他的小说是“想”出来的。他是一位肯于思想的作家，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他的小说“想”得很多，也很深，其中甚至对思想本身也进行了必要的思考和质疑。他把这一切都给予了王摩诘，不过，他并不认为王摩诘应该止于静思，甚至满足于静思，他希望王摩诘能够正视被静思所遮蔽的内心的恐惧。所以，他特意安排了于右燕出场。如果没有于右燕，王摩诘几乎已经确认自己是个新人了。但作者不想放过他。在菜园被毁之后他写道：“没有什么比超出想像的暴力对王摩诘这种喜欢思考也善于思考的人更具有一种嘲讽的效果了，以致王摩诘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一点愤怒都没有，只有震撼，只有难以置信，只有瞠目结舌。”他揭穿了王摩诘的静思、内省往往不是出于主动的选择，而只能是恐惧心理笼罩下的被选择的真相。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继续写道，在于右燕面前，特别是在她的庄严制服面前，王摩诘最终暴露了他的受虐倾向，而这只能是其恐惧心理内化的结果。于是，王摩诘或宁肯的思考，也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了这个方面。在这里，他的思考与马丁格父子的对话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对于一个怀疑论哲学家来说，对话是寻求理解和沟通，而对王摩诘来说，思考却意味着救赎和解脱。这种救赎既是针对着精神的，也是针对着身体的。维格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物。实际上，就某种意义而言，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围绕王摩诘而安排的，他是这个时代的隐喻，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他的思考在其内心焦虑、耻辱、恐惧、困境的挤压下实际上已经变形和异化，他的变态式的受虐不过是释放这种压抑的一种方式罢了。由此可见，他的救赎和解脱仅仅通过个人的静修和冥想是很难解决的，维格参与了对他的救赎。白天，马丁格父子进行宗教与哲学的对话，夜晚，她与王摩诘进行晦涩的身体对话。一度，他们就要获得成功了，如果说王摩诘先前的爱是无主体的，他丧失了主体，那么，在维格身边，那一刻，他朦朦胧胧地感到了主体的需求，似乎也找到了主体。这时，他听见自己混乱而变形地大喊：“维格，快，快，强暴我！”可是，在维格的历史经验里，爱是不能与强暴划等号的。
这是非常真实而又深刻的一笔。维格拒绝了王摩诘，不是拒绝他的爱，而是不能接受他所背负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及他对生命的冷酷。王摩诘后来选择了出国，生活对于他是仁慈的，他能否摆脱历史暴力的阴影并最终得到幸福和快乐，也许取决于他能否战胜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他步履蹒跚，但他始终在努力地探求，没有放弃。
解玺璋（文学评论家，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