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汇率争端反映的是两国经济、政治利益之博弈，本文通过探讨两国汇率争端的博弈策略及其均衡解，认为美国的贸易制裁威胁是不可信的，只能通过谈判等缓和方式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为了公平地解决汇率争端，维护各自合理的经济利益，在考虑我国的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等实际需求，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外汇资产状况及坚持自主决策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原则的基础上，选择有利时机适度让人民币升值。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美国；争端；博弈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将汇率维持在8.28 CNY/USD的水平上，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也赢得了普遍的赞誉。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风向突变，人民币汇率由贬值压力逐渐转变为越来越强的升值压力，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频繁地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对于这些外部压力和威胁，我国政府也相应地进行了反驳和抵制，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冲突频繁发生。其中，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汇率争端最为典型，近期美国经济的不景气和中美之间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是导致中美汇率争端的主要诱因。美国当局通常以“中国操纵汇率”从而导致了不公平贸易为借口，以贸易制裁作为威胁的手段，压迫人民币升值。
从我国汇率的变动情况来看，自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维持了小幅升值的态势，汇率变动如图1所示。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达23%之多。但仅仅从汇率的变动状况无法辨别人民币的升值过程是否受到美国政治压力的影响。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美汇率纠纷愈演愈烈。本文从中美双方汇率博弈角度，探讨了人民币汇率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否受到美方压力的影响；并利用博弈的均衡结果，结合我国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的经济现状，探讨我国政府应对汇率争端的最佳策略。
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分析了中美汇率争端问题。Krugman (2010)和Bergsten (2010)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干预外汇市场，积累贸易顺差，导致对美国的“掠夺”，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因此，美国应该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与中国谈判或发起诉讼，要求人民币更快升值。Wyplosz (2010)认为当前中美汇率纠纷与20世纪70-80年代美日汇率纠纷相类似，中国充当了以前日本的角色。难以确定中国的顺差与美国的逆差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快速技术革新带来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将促使人民币升值。Schott (2010)发现过去几年中人民币升值没有缓解美国赤字的，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时幅度不够，观察期太短，以及金融危机等因素。如果人民币升值更多，长期内能够提高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率。Miranda (2010)、Trachtaman (2010)等从WTO和IMF等国际组织的法规方面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对中国发起诉讼能否成功等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上述文献多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阐述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和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手段，但是，论证往往并不深入，没有综合考虑中美之间的利益既存在冲突，又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
刘阳和赵静梅(2007)研究了美国《舒默-格雷厄姆法案》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通过VAR实证研究表明，该法案如果实施，即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27.15%的关税，那么将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美国将因此丧失50万个就业机会，这个代价远超过不提高关税时进口中国商品所导致的就业损失，这项“报复”法案对美国自身产生了显著的逆向“报复”效应。该研究结果表明美方的制裁威胁是不可信的。栗志刚和刘彤（2007）、方洁(2009)等认为汇率争端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大国政治博弈的过程。他们的研究是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分析。也有一些学者尝试从博弈的角度开展探讨，例如，赵春明和王怀民（2005）在博弈模型中，首先预设中国汇率的低估程度，然后，将中美两国的支付用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表示，结论表明我国的最佳策略是根据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进行部分升值。该模型对两国支付的设定采取“黑箱”操作，没有具体分析其构成；蒋敏和柳欣（2007）运用博弈分析方法，认为中美博弈中，美元的地位决定了美国处于主导地位，而中国处于从属地位。并分别构造了两国的效用函数，进而求解纳什均衡的汇率。但是，此研究所设定的效用函数仅取决于名义汇率、经济增长率对目标值的偏离，没有考虑到其他的经济因素，也没有考虑到政治因素，因而不够全面。
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改进：（1）归纳了美国对我国人民币施压的典型特征；（2）在博弈模型中，将中美汇率博弈的支付（payoff）设定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和，而不是只考虑其中某一方面的利益，提高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3）对两国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构成的设定来自于对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的归纳，增强了研究结论的政策参考价值。
二、中美之间汇率争端的概况和美国对我国施压的典型特征
自2003年以来，美国显著增强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的压力，汇率争端频繁发生。例举过去8年间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一些代表性事件（见表1），从中概括美国对我国汇率施压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一)施压主体多样，施压手段各异
施压主体来自于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和各类政府部门（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美国国务院等）。但是，国会和政府部门施压的手段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体而言，国会的部分议员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态度非常强硬，动辄撰写提案，要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甚至要求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向WTO提起诉讼，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但这些提案多数未通过全院表决，大多只是停留在委员会审议阶段（从小东，2007）。有些提案虽然在众议院表决通过，但参议员未表决；或者在参议院表决通过，但众议院未表决。美国政府部门态度相对缓和，施压手段主要包括公开指责、谈判磋商等方式，多数情况下政府不赞同通过大幅提高关税等措施向中国施压。虽然美国政府有时也以在汇率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相威胁，但迄今为止并未落实，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二）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理由简单化
美方宣称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中美贸易失衡。事实上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全球产业转移、中美产业和贸易结构差异、两国储蓄率的巨大差异等一系列因素都有关系，而美国国会和政府经常将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忽视其他因素，以此为理由要求人民币尽快大幅升值。其实他们只是出于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目的，故意将汇率与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在2007年3月美参众两院召开的听证会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辩论中提出人民币升值无助贸易平衡。事实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20%以上，然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仍在扩大。可见，美国将施压理由简单化为贸易失衡只是出于利益考虑的一个借口。
（三）将汇率问题作为长期的政治工具频繁使用
从中美汇率争端的历程来看，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多年来屡次就汇率问题向我国施压，呈现出长期化、频繁化的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日本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段，通过压迫日元升值，遏制了日本经济快速上升的势头，稳定了美国经济和美元在全球的地位，符合美国经济的长期利益。如今，美国对中国故技重施，也体现了汇率压制手段对于美国当局的重要性。
三、中美汇率争端博弈模型
以下建立博弈模型分析我国对应美国的政治压力时应采取的策略。
（一）基本假设
假设一：博弈参与双方分别为中国政府和美国官方部门③，以下简称中方和美方。两国政府既是“政治人”，也是“经济人”④，一方面政府部门代表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此时称之为“政治人”，属于法理上对政府的角色认定；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又追求本部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时可称之为“经济人”，符合经济学理性的假设，可将其列为博弈的局中人。
假设二：两国政府的在人民币汇率博弈中的策略空间如下：首先，美国政府作为施压方，可供选择的策略包括三种：不施压、强硬施压、缓和施压。“强硬施压”包括：向WTO提起诉讼、通过立法方式或者汇率调查报告的形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然后对中国进行严厉的贸易制裁；“缓和施压”则主要是通过舆论指责、外交谈判等方式达到目的。其次，中国政府作为应对方，可以选择的策略包括如下三种：完全拒绝、部分满足和全部满足。所谓“完全拒绝”，指不受美方施压的影响，完全自主的制定汇率政策；“部分满足”指应对美方压力，按照其要求对汇率作出不完全的调整；“完全满足”则是百分之百的执行美方的汇率要求，包括升值速度和波动幅度等。
假设三：关于博弈的规则，本模型设定的是一个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也是说，中方和美方了解对方在博弈中的支付（payoff，即净收益），同时，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的行动。此外，由美方采取行动在先，中方在后。
（二）模型的构建
接下来用一个博弈树表示中美双方的博弈过程，如图2所示。由于博弈双方都各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所以，最终共有9种策略组合，用（Ai, Bi）表示各策略组合的支付，其中Ai表示美方的支付用，Bi表示中方的支付，i=1,2,3...,9。下面将根据中美的宏观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详细探讨支付（Ai, Bi）的大小关系，并据此得出该博弈模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首先分析美国方面的支付状况。从政治方面而言，美国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国会议员和总统由民众选举产生，在选举中能否胜出或者能否连任，一方面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从宏观经济角度而言，自2000年以来，美国新经济破灭，加上近期金融危机的创伤，使得美国陷入长期的衰退，失业率偏高，多次突破10%；对外贸易赤字居高不下，政府债务负担沉重，屡次达到负债上限。
其次再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政治方面，我国政府官员大多实行行政任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战略，在官员的升迁和政绩考核评价中，经济发展状况成为首要的评价指标。在经济方面，我国凭借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劳动力丰富的“人口红利”，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率，其中，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近期以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保持双顺差的态势。
（三）模型的分析和结论
1. 博弈的支付。通过对比发现，中美两国政府尽管都是“理性人”，但鉴于两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差异，政治家们所遵循的“游戏规则”也是不同的。对于美国政治家而言，其利益取决于经济利益⑤（简称为ER）和政治利益⑥（简称为PR）两个方面，其总支付为ER与PR之和。如果美方不施压，则由于没有做出政治努力，无法获得选票和资金支持，令PR=L；如果强硬施压，那么将获得民众较高的支持率，令选民支持的收益为H，但是对中国提起诉讼将面临较高的诉讼成本以及诉讼失败的可能性⑦，还会引起中美关系恶化引起中国的报复，假设由此导致的期望成本为SC，综合这两方面可得PR=H-SC。如果缓和施压，则无上述成本，同时，其政治努力同样会赢得选民的支持，设政治收益PR=K。可知，H>L，且K>L。
美方的经济利益则取决于中方的反应，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虽然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好办法，但毕竟能够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此外，压迫人民币升值，不必使美元单方贬值，刺激经济同时，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还有，人民币升值还减少了美国的外债负担。上述三个方面都属于人民币升值给美方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果被完全拒绝，那么令经济收益ER=1；如果被部分满足，ER处于中等水平，令ER=2；如果被完全满足，ER处于较高水平，令ER=3。
对于中方而言，鉴于上文所分析的官员任免和政绩考核制度，可以认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是基本一致的，除此之外，诸如国家主权和地区安全等方面与美国的合作也是利益所在。根据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货币大幅升值或者扩大汇率波动程度，将会导致出口大幅下滑，外向型企业的破产和FDI的转移，甚至引发金融系统的动荡。所以，“完全满足”的策略支付最低。
如果美方选择不施压，那么，中方就谈不上是否满足其要求，三种选择都是等价的，等同于“完全拒绝”，设其支付为T。如果美方强硬施压，即使对我方采取贸易制裁，但对我国也只是一种沉没成本（以ZC表示），不影响我国的决策。此时，如果采取“完全拒绝”策略，支付为T-ZC；如果部分满足，则支付为M-ZC（其中MT)。否则，应该选择“完全拒绝”，支付为T。根据上文分析，“完全满足”的支付为B+ER，小于T，所以不应选择策略。为表述简明起见，将上述分析的结果用表2列出。
2. 博弈的均衡结果。
情形一：在“缓和施压”时，能够通过谈判给予中方较大的额外利益ER，使得M+ER>T。先分析美国的选择，由于通常情况下就我国汇率问题进行诉讼和制裁非常困难，成本高，且受到中方贸易报复的代价也很大，SC实际上相当大，使得H-SC 其三，“缓和施压”策略对美国而言，时而有效，时而无效。应对美方的制裁威胁，我国政府知道属于不可信威胁，对此既没有太多担忧也不会屈从，一般情况下会选择拒绝或置之不理，按照自身的经济形势，选择恰当的经济安排。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汇率又暂时钉住美元。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在汇率上作出一定让步以获取美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
四、我国的经济形势与人民币汇率水平
怎样的汇率水平最符合我国的利益？以下在不考虑美国的政治压力情况下，根据我国的经济金融现状和汇率状况，探讨应该如何调节人民币汇率水平。
（一）我国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近10余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局面，导致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如图3所示。截至2011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已高达3.2万亿，外汇储备增速过快，“已经超过了合理水平”（周小川，2011）。双顺差所带来的过多外汇储备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影响：第一，导致外汇占款增加。如果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那么，在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央行必须投放大量的货币，导致外汇迅速增长，对国内形成通胀压力。尽管央行可以动用“对冲”工具减缓货币供给的增长，但是，随着对冲规模越来越大，对冲操作的财务成本越来越高，徐以升（2011）计算出2003-2010年央行的累计对冲成本已高达10 830.6万亿元，随着央票规模的扩大和利息成本的提高，最终使得这一工具无法持续下去。第二，过多的外汇储备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将资源用于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以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在双顺差趋势下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只能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少数低收益资产，意味着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在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背景下，随着美元的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还面临着损失的风险。第三，外汇储备的增加形成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投机“热钱”流入我国，增加了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容易诱发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第四，大量的对冲操作减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由于对冲操作主要通过央票和正回购的方式，这些工具被“对冲操作”占用后，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灵活性受到很大限制，因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此背景下，适度的人民币升值可以减缓外汇储备的增加，从而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降低央行的对冲成本，减少资源闲置和外部投机冲击，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净出口与人民币汇率
以上讨论的是当前条件下人民币升值的潜在收益。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也有潜在的损失。汇率升值将会提高出口价格，降低进口价格，因而，一般情况下会导致净出口下降，总需求减少，失业增加。这也是我国抵制汇率升值的最主要原因。那么，外需在我国总需求中的重要性如何？人民币升值通过对外贸易渠道对总需求的冲击有多大？如图4所示，尽管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很高，但真正影响总需求的是净出口，图4显示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较低，且自2007年之后，受到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国外贸易保护等因素的影响，目前该比率只有3.07%。从总产出的贡献率来讲，2010年，最终消费贡献率为36.8%，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为54%，而净出口贡献率仅为9.2%⑧。再看GDP增长率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率的情况。所谓拉动率，也就是对于GDP增长率而言，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作出贡献的部分。如图5所示，净出口拉动率远远小于投资和消费，金融危机以来，净出口拉动率一度降为负值。
这些数据表明两点：其一，外需（净出口）对于我国总需求的影响相对较小，适度缓慢的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经济而言是可以承受的，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不会引起大量失业；但升值的时机应当把握好，当前，由于国内外经济不景气，净出口本已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并不是升值的好时机。其二，尽管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外贸易顺差，但相对于我国的经济总量而言，贸易失衡并不是非常严重，而且（从图4可以看出）净出口在GDP中比重近期呈缓慢下降趋势，所以人民币不能大幅升值，否则使得出口企业难以适应和调整，容易发生逆转变为对外贸易逆差。
（三）当前经济形势与人民币汇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一轮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我国虽然在政府的调控之下出现了缓慢复苏的迹象，但目前宏观经济仍处于困境之中，已经出现了“滞胀”的苗头。一方面，金融危机初期货币的快速扩张导致我国目前面临着严重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危机后实业投资环境恶化，需求萎缩，利润率下降，企业没有动力扩大投资，反而把政府扩张的信贷大部分用于炒作房产，使得房产价格上涨到民众难以承受的地步。同时，由于实际产出上升有限，过多的流动性使得一般物价快速上涨，政府不得不收缩信贷，并动用了“限购”等行政手段控制房价和物价。货币紧缩使得实业界经营更加困难，甚至不得不举借高利贷，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使得很多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危机。在此背景之下，尽管人民币表面上有升值的压力，但是必须首先考虑我国的经济困境，升值过快过多很可能成为压垮这些困境中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自2010年6月汇率恢复管理浮动以来，人民币又累计升值达6.6%，如果升值速度加快，可能使我国经济复苏更慢，甚至陷入新的衰退。
五、政策建议
（一）坚持汇率政策自主原则，根据宏观经济状况调控汇率
汇率调控属于货币政策的一个部分，各国有权根据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恰当的对汇率进行调控，这条原则符合IMF的规定。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即使那些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很少完全放弃对汇率的干预，更何况还有一些小国采取硬钉住汇率制度，如美元化或货币局制度，美国却很少提出异议。我国目前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较为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
至于美国屡次发出强硬的威胁，根据中美博弈分析的结论，这种威胁是完全不可信的。在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必将引起中国的报复，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美国政治家们对此很清楚，所以制裁的提案无法通过两院的表决和总统的支持，不能形成法律。这种威胁的作用更多是一种心理攻势，旨在为进一步的政治谈判增加分量。我国应坚守汇率政策自主制定原则，根据宏观经济的需要调控人民币汇率。
（二）明确汇率变动的趋势，加强与美国的沟通
根据上文的分析，鉴于我国过快增长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已经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和物价等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权衡人民币升值的收益和损失，从长期来看，人民币适度升值对我国利大于弊。事实上，我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出现近期的人民币持续升值。但是，即使汇率升值符合我国长期的经济利益，也必须掌握好升值的节奏和时机。在当前经济处于困境，面临着“滞涨”风险的情况下，鉴于前期已持续较快升值，因此在短期内不应再快速升值。如果出口企业近期状况恶化，那么应当放慢或暂停升值。对于美国方施加的压力，应该加强与其沟通，争取谅解，缓和矛盾，同时在舆论上据理力争。
（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和贸易政策，逐渐从根本上减少中美汇率纠纷
我国的汇率升值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以及贸易政策上“奖出限入”的倾向。我国长期以来凭借着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大量向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有很多是国外厂商在国内加工、组装的产品，尤其是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很多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耗能，甚至损害劳工健康的产品转移到中国生产加工，然后对外出口，在账面上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增加，但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的福利水平并无太大作用，反而造成我国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对劳动者权益的损害。从政策方面讲，政府对贸易长期“奖出限入”，在外汇储备过多情况下，这种政策弊大于利，浪费了财政资金的同时，也引起国外的“双反”调查，并不会增加本国的福利。在上述背景下所得到的贸易顺差并不符合我国长远的经济利益，唯一的好处是暂时促进了国内就业，由此所导致的汇率升值压力也是一种无谓损失，需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政策的优化予以克服。这种结构型调整是个缓慢的长期过程，为了避免外需减少影响国内总需求和就业，应该继续控制好汇率政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以弥补外需的减少；同时，通过鼓励技术创新培育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贸易品，以逐渐替代原来扭曲的贸易结构。
注释：
① 该提案名为《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又名《汇率报复案》。该法案提出，如果中国在6个月内不采取行动调高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美国将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获参议院通过后，被发起人撤回。财政部长斯诺反对此法案。
② 该提案名为《贸易加强法案》，获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亚当斯的支持。
③ 美国官方部门包括美国的各类政府部门、国会、单个的政治家等。为行文简便起见，下文以“美国政府”作为代称。
④ “政治人”和“经济人”两者有时一致，有时冲突。发生冲突时，可认为政府代表本部门利益，仍是“经济人”，但可能违背了“政治人”赋予的使命，不完全符合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⑤ 指其为国家经济发展和民众的经济福利所谋取的利益，可认为通过完成“政治人”的使命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望，增加其作为“经济人”的效用水平。
⑥ 为自己谋取政治上的成功，包括选举获胜或者连任成功。
⑦ 迄今尚无就汇率争端向WTO起诉获胜诉案例，且中国汇率制不违反IMF规定。美国301条款作为国内法对我国无管辖权。参见：郭瑜.论美国向WTO起诉中国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可能性与前景［D］．北京大学，2008.
⑧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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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