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非先生《话说知音》无疑是一个名篇、美文，为青年人所喜爱。文中的伯牙，钟子期是音乐上的知音。这也使得我不由得感到，林先生是青年人的知音，而以他终身从事的中国散文研究与创作、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项事业而言，他又是散文的知音、鲁迅跨时空的知音。
林先生健康平和的心态、宏博的胸怀，充满爱心的美好的心灵，对生命与自然的关注和关爱，宽容、大度、唯美、智慧、向上，加上他壮士般的高大身材，翩翩的君子风度，使我们如坐春风里。
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林先生也是我们的知音。他无私地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启发我们的学习、研究、创作与思考，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用自己的智慧、知识和人生的经验，点燃照亮别人。在当今物欲横流这个物质意念充斥的极现实的时代，这又是多么的可贵而宝贵。
这一点，又与我们尊敬的鲁迅先生又多么的相似。虽然林非先生坚决否认这一点，而他，还有我们大家熟知的几位先生，无疑在传承着优秀的中华文明的衣钵。他们一方面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引导后人，使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不至于割裂乃至失传。他们是这样做的，鲁迅先生也是这样做的。
鲁迅先生的一生，对青年朋友的理解、帮助、知己之心乃至“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已成为现代中国一具永不风化的雕像。
谁是鲁迅的知音？谁是鲁迅的知己？
早期一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其肯定，其论证，其批评，无疑搔到鲁迅先生的痒处。一个作家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碰到一个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混饭吃的批评家，因为作家苦心意匠经营的理念与细节，几乎毫无玄机之妙的一些小得意处，是作家与读者或主要是批评家捉迷藏希图他找不到又渴望他找到的焦虑矛盾的心情。而批评家或是视而不见，或是根本就未体察。生活在西部的中国作家贾平凹，对于理论批评界的沉默就是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而对于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专家温儒敏，学者曹文轩对贾平凹作品的知音知遇之感，甚至对于青年批评家谢有顺的滔滔不绝，估计贾老师也被搔到痒处了。作家与批评家能找到“对话”的感觉，那么正如首届“中国散文论坛”开坛论争中，散文作家、理论家林非与学术史、文学史专家陈平原的直面“对话”一样，赢得了在场高校师生上千人的掌声。
闲话打住。瞿秋白精心撰写的《序言》，鲁迅很是满意，可以说他也是最早认识到鲁迅价值并客观地评价鲁迅的知音了。所以现代史上以瞿秋白先生，能拿到那幅珍贵的鲁迅书写的联语，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鲁迅从南京教育部、至北迁的北京教育部以及他和二弟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任职与任教，三弟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许寿裳对周氏兄弟有引见之功，而蔡元培先生之功是不言而喻的。鲁迅和蔡元培先生一起工作共事有２４年之久。而在共同的中国革命事业中，蔡元培、鲁迅和宋庆龄一道共同并肩作战。１９３６年鲁迅逝世，蔡元培名列治丧委员会并致辞，《鲁迅全集》的出版，也是蔡元培撰写的序言。他们都是浙江绍兴的同乡，鲁迅谓之为“我的前辈”，感情可谓深厚，而蔡元培对“鲁迅先生”的学问的赏识、对鲁迅于中国新文学事业许多开山创业的论断可谓伯乐矣。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周作人能够以“周氏兄弟”双雄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一样，“兼容并包”，为五四人物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历史的舞台。当然，鲁迅对于蔡元培“美学美育”的倡导亦身体力行，积极响应亲自讲课，组织活动，乃至他一生坚持的木刻事业一样。蔡元培与鲁迅的知音知遇故事，也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美的故事与历史话题。
《新青年》祭旗呐喊，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纯粹意义上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诞生，陈独秀、钱玄同可谓鲁迅文学上的知音。
再三恳切督促鲁迅去欧洲医病，而自己却带病写信的宋庆龄，在鲁迅先生生前逝后，她一以贯之地站在鲁迅的身旁。宋庆龄可谓革命道路上的战友和知友。在当今这个提到“革命”就觉得老土的过时的年代，可在当时，也像今天“黑客”、“媚妹”一样的新潮，刺激时尚，且有生存危机和生命危险。她对鲁迅许广平“周同志”、“先生”、“大秭”的称谓，绝不是谦逊，而是发自内心的同志的情感和革命的深厚的友谊。鲁迅逝后，面对先生的遗孀、幼子，她拉着许广平的手，在她们母子左右，一边帮着料理表事，一边委托沈钧儒出面购买墓地并题写了“民族魂”的大旗，甚至帮着做挑选棺木这种既具体又细致的工作，如姐妹、似亲朋。而在那个时代，这种“革命”的时尚，只有宋庆龄、蔡元培和延安的毛泽东这种时代风流人物才有勇气做的。
鲁迅先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革职以后，教育部同事齐寿山君毫无朋党之见，更无苟合之举，就凭对鲁迅的道德和文章，立即辞职，“誓与先生共进退”，可谓肝胆相照，千古知音。孙伏园，晨报副刊编辑，因报社擅自抽掉鲁迅一篇诗稿，据理力争而不得，愤而辞职。此举即有知音之感，又反映了鲁迅精神的魅力与思想的感召力。
与鲁迅生前因家事失和，而鲁迅过世后，却写了关于许多“鲁迅的故家”的文章的周作人也可以说是最了解鲁迅的了。有人说周作人在吃“鲁迅饭”，而鲁迅早期的文学、思想与学术，周作人确是一个最为直接的历史见证者。周作人心平气和地为中国，为鲁迅研究界提供了一大笔研究鲁迅较为直接的史料，他的所谓对于鲁迅的“报恩”，也是不无道理的。
《亡友鲁迅印象记》的作者许寿裳，早年向蔡元培先生力荐自己所谋职的教育部，晚年在台湾坚持宣传鲁迅思想、文化与学术，因而被暗杀。这是鲁迅一生惟一因为他而直接牺牲的生死诤友。
一卷千古绝唱、此情绵绵无绝期的《两地书》，许广平在情感上是鲁迅惟一敞开心扉的人。而许广平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鲁迅先生的事业，献给中国新文学事业，鲁迅与许广平，宋庆龄与孙中山，不逊《梁祝》，是爱情与事业的千秋典范。
周海婴作为无线电专家，北大物理系高材生，鲁迅研究事业的促进者，作为鲁迅之后，他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完全可以交卷，正如现代文学研究著名学者严家炎，对此书的肯定与亲自撰文论证一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今天这个政治环境，学术空气、文学空间相对自由和宽松的情况下，周海婴这一专著对于中国，对于鲁迅研究事业具有一定的贡献，可与周作人所提供的鲁迅史料相媲美。唯其“不做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周海婴也可以说是鲁迅的一个知己。
如此论来，鲁迅的知己、知音可谓多矣！而鲁迅又何尝不是一个好的知音呢？
鲁迅对其师，一个真儒，国学大师，持“兼容、齐物、文化多元论”的章太炎先生“革命实绩”的评价，亦可谓知己之论。
而冯雪峰告知毛泽东，鲁迅对其言毛诗有“山大王”气，毛泽东顿时哈哈大笑，顿生知音之感，从而以《鲁迅全集》伴随其一生。除了我们熟知的，关于现代中国的圣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的旗手与主将、民族脊梁、硬骨头的论断外，那一段“如果鲁迅活着……”的历史公案，对于鲁迅又何尝不是知己之论呢？毛泽东对于鲁迅在精神上以师事之，而在现实中他比很多人更了解鲁迅。
为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写了序，并为他们夫妇出版而奔波的鲁迅，与萧红、萧军的私谊可谓无私无欲。在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里，我们读到一个女性对于鲁迅细腻的知己的情感，那种朋友的爱，对于师长的情，谁说世间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友情、亲情呢？
我们的话题是由讨论知音、知己而起的。谈到这里，我们可以说，鲁迅的知己可谓多矣，而鲁迅的论敌更可谓多矣！
真正了解鲁迅的人，了解鲁迅弱点的人，不是战友、同事、好友、兄弟、妻和子、学生和老师，而是他的论敌。
１９９６年我刚来北大时，著名学者、作家陈漱瑜先生的畅销书《一个都不宽恕》，还有福建学者房向东先生的《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鲁迅和他“骂”过的人》等等，给予我这样深刻的印象。
鲁迅先生的一生，尤其是最后的二十年间，他以斗士的、大孤独者的生存姿态，在中国的夹缝中存活。我早几年的一篇小文正是描摹我对鲁迅这种状态的一些深刻感受：《大孤独者》。
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那三十年漫漫长夜，一个大孤独者――鲁迅，如一颗星，闪烁着冷且艳的光芒。
最初，他也是那么热烈，激进、充满着希冀。但是，渐渐地他被曾经同行的星辰舍弃、甚至灼伤。
他依然前行。
行进在漫漫的二十世纪初的长夜。
有人把他喻做太阳。
不！他不是太阳
不是月亮
只是一颗星星！
一颗百折不回的向前行进的星星！
偶尔也有似流星般来自外围或者背后的暗箭袭来。
他舔着自己的伤口，掩上被毁坏的单薄的衣衫，而不是盔甲，依然前进！
他孤傲地，斗士的姿态。
面对这样一个――无声的中国。
他已不是那个天真的童星
也不是一个已经世故千年的木星或者一味热烈的火星！
他只是一个过客，
一个划过天际闪烁着、把一线光辉照亮人间的流星，他的任务，就是前进！
就这样，他穿透了漫长的时光隧道，穿过了二十世纪初的近四十个年头。
终于，他陨落了！
直到最后，乃至过后的二三十年，人们才知道，他的一生，在寻找光明。
他一生的最大的价值，就是用他孤小的微光，照亮黑暗的二十世纪初年。
和他同行的，都已成为巨星，变成月亮，环绕着光辉灿烂的太阳之周。他的名字也被高高举起。
而他确已堕入黑暗的大深渊里，已永世不得见面。
他最后的遗言――忘掉我吧
而我们正做的一些工作，正违背着鲁迅先生的遗言。
这篇小文是我反复诵读《鲁迅全集》中的篇章的一个非常侧面非常不主流的一个印象，反映了我对先生非常浅显的一些看法。
对于知音、朋友，自然鲁迅是坦诚相待的，对于论敌与怨敌，他也是如此。
“欧洲人临死时，有一个惯例……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去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段鲁迅的话我记得不太确切，大致如此。大家都知道，鲁迅曾谈过，他也“决无一个私敌”。
对于知音、朋友，对于政见不同者，无论是学术上的问题，或者人生的文学的立场他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不朝令夕改的，不投机买好，不苟合的。
这就是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