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近距离刺杀孙传芳，以报10年前的杀父之仇，而她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而在现已七旬的老人施羽尧眼里，她就是一位普普通通、慈爱的母亲。
家仇
我的哥哥名叫“佥刃”，我叫“羽尧”，我们的名字组合起来就是“剑翘”，正是母亲的名字。其实“剑翘”也不是母亲的本名，她原名叫施谷兰，“剑翘”这个名字是她决意刺杀孙传芳后改的。外祖父去世10周年时，母亲想到家仇还没报，心里难过，一个月夜，她仰望天空，自己吟了一首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从此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
母亲刺杀孙传芳的原因很简单，就为报杀父之仇。我的外祖父施从滨，安徽桐城人，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
张宗昌要外祖父南下对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外祖父被三面围住，外祖父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外祖父斩首。还下令把外祖父斩首后挂在蚌埠车站，并曝尸三天三夜。那一年，母亲只有20岁，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欢。闻听外祖父死得那么惨，母亲当时就决意报仇。
我父亲施国宪，原来在外祖父的手下，后来去太原在阎锡山手下任中校参谋。母亲答应嫁给他的条件是：必须为自己报杀父之仇，父亲当时也答应了。1928年，23岁的母亲与父亲结婚，并随他到了太原。母亲时常提起复仇的事，父亲说：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权位再说。父亲在阎锡山手下后来一点点升到了旅长，但对母亲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母亲最终彻底失望。1935年初，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回到了天津的外祖母家。
行刺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亲不敢在家里哭，怕外祖母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外祖父。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母亲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1933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母亲便化名“董惠”，混进了“居士林”，她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母亲预计下手的日子，但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母亲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
母亲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下午三点半，母亲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母亲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母亲又朝他脑后和背后连开两枪。佛堂里大乱，母亲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自己决意自首。
刺杀事件一时全国轰动。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母亲。
余音
母亲很少向我们提及父亲。当年她离开太原去天津后，她和父亲的婚姻已名存实亡。1947年，母亲让小舅舅带我去见父亲，那时母亲没有收入，她列了个清单，希望父亲给我们兄弟俩买些食品、衣服之类的东西。虽然和父亲十多年没见过，但父亲见了我并不亲热，也没给我们买任何东西。
太原战役前，母亲曾写信劝父亲和平起义，但被父亲拒绝，不久他被解放军俘虏。
60年代初，父亲释放前试探性地写信给母亲，说想重回那种“有妻有子”的生活，母亲坚决不同意。后来有消息说父亲病重，让母亲赶紧去，母亲没去，不久我们收到了济南寄来的父亲的遗物，母亲又给退了回去。父母亲的恩怨就这样彻底结束了。
母亲后来也成了一名佛教徒，佛教给晚年的母亲很大的心灵慰藉。1979年母亲被确认患晚期直肠癌。8月27日，74岁的母亲带着她的传奇故事，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