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而有三思 三思而后行 中国块头大，难免动静大。13亿人，是可以把成就缩小的“分母”，也是可以把问题扩大的“分子”。成就令人充满信心，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改革的各方面紧密相关，但只能分阶段逐步进行
日前，应邀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访问团，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分别拜访三国政、学、商三界人士，话题围绕“包容性增长与亚洲的共同繁荣”展开。公共外交，以诚相待。见仁见智，畅所欲言。
行三国、访三界，行而有三思；有忧、有忆、有辨析，三思而后行。
梅加瓦蒂之忧：亚洲勿成争斗中心
梅加瓦蒂曾任印尼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现仍活跃在政坛上，是印尼最大政党――民主斗争党的主席。我到访印尼，与她长谈。
谈到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的友谊，谈到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谈到她本人几次访华，梅加瓦蒂都面带微笑。
谈到亚洲国家面临历史机遇和挑战，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就提出“包容性增长”，希望亚洲各国形成共识，走出一条共同发展繁荣之路，梅加瓦蒂却忧虑地说，正如我父亲苏加诺总统70年前就预言的，一旦中国崛起成为强国，亚洲甚至世界格局将发生变化，其他强国就可能介入亚洲。印尼希望大国相争不要让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被动卷入，亚洲不要成为争斗的中心。但希望在破灭，一些地方已经冲突不断、战火又起……
梅加瓦蒂之忧，忧得有理，忧得深刻。亚洲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地区，前景充满希望，形势也令人堪忧。中国、印度和印尼等国的快速增长，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亚洲。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宣布要重返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会否在亚洲迎头相撞？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亚洲难以“风景这边独好”，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稳定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
我佩服梅加瓦蒂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此忧可解，理由有三：
其一，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会对他国构成威胁。这不仅因为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更是因为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遭受战乱和贫穷的惨痛经历中，深感和平之珍贵、发展之迫切。尤其从现实来看，中国现代化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其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世所罕见。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集中精力解决13亿人民的发展和民生问题；始终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即使中国将来强大起来，和平依然是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理由偏离和平发展道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其二，中美两国会否在亚洲迎头相撞？正如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前指出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欢迎美国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希望美方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关切。”两国领导人已达成基本共识，“我们都认为，双方应始终抓住共同利益这一主线，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之路。”
其三，促进包容性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乃是顺应世界大势，符合客观规律，得到了包括印尼在内的多数亚太地区领导人的认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是顺大势之所趋、依规律而前行。一些人要挑起纷争，中国“不和你玩”；但也有忠告，“这不好玩”。天下大势，浩浩荡荡；客观规律，顺之则兴。逆大势而行，背规律而动，得不到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损人不利己，害人先害己。
梅加瓦蒂表示赞成这些见解。
东姑拉沙里之忆：社会主义中国不冷战
拜访马来西亚前财长、曾任亚洲开发银行主席的东姑拉沙里先生，他回忆，1971年他作为首相特使，到中国与周恩来商谈两国建交，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跑这么远去和一个落后的、发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周恩来明确告诉他，下一个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和亚洲的崛起会让西方惊讶，会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1978年邓小平到访马来西亚，东姑拉沙里再次问邓，西方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也能发达？邓说，那就让他们等着看吧。现在世界看到，冷战虽以苏联的解体终结，但中国的崛起和成功，正得益于社会主义使大家团结、奋斗！
是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勃勃生机。
于是，“中国威胁论”悄然而起，“重开冷战”声也耸人听闻。例如，撒切尔说，“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原主席卢格则直截了当宣称，“过去五十年美国与苏联争霸，今后五十年美中争霸。”不相信社会主义中国能崛起的西方，现在又疑虑社会主义的中国会与之冷战。
坚持社会主义、正继续稳步发展的中国，不与谁争霸，也不与谁冷战。
的确，中国块头大，难免动静大。13亿人，是可以把成就缩小的“分母”，也是可以把问题扩大的“分子”。成就令人充满信心，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我们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集中精力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乃其决定因素和内生动力所决定，是基于自己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的，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不是为了说服谁取悦谁。
一部冷战史，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建立，不可能在不发达国家立足。社会主义，不仅以意识形态论优劣，更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论高低。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大都涉及到对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其崛起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往往靠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奴役他人来掠夺。中国的发展，必须避免、也不可能再走这条路。中国正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把发展的基本点放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内需拉动上，同时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统一，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
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不是冷战时期那种与西方世界不共戴天的对手，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多极化趋势中，致力于世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扩大和深化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为自身争取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与谁冷战的社会主义。
“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同一个地球有遏制冷战、和平发展的同一个愿望。
郑永年之辨：谨防“低质民主陷阱”
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参加座谈，郑永年所长认为，通过对若干国家民主进程的辨析，发展中国家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更要避免“低质民主陷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郑永年之辨值得琢磨。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要求，还是发达国家的外部“示范”，民主的呼声都会日趋强烈。这本无可非议。共产党奋斗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经济发展了，理所当然应加快民主建设进程。但郑永年之辨，却也提醒我们，如果民主建设违背了自己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会落入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低质民主陷阱”。
西方的民主道路经历了漫长过程，其社会建设大体先于民主进程，其民主进程又继续推进社会建设。西方第一波民主化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化，资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和君主贵族分享权力的社会群体。第二波民主化的动力，则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培养出的庞大的工人阶级，他们要求政治参与，要求普选权；要求政府和资本分离缓解劳资冲突，政府加强经济监管规制资本运作；要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从而推动了社会建设。随着资本对工人高强度剥削的难以为继，不能不转而借重技术和管理创新，一批昔日的工人阶级转型成为中产阶级，才出现第三波西方民主，即所谓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大众民主。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民主进程，则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即首先依靠一个权威的“发展型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积累了一定财富，政府再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建设，为政治宽容和民主化创造条件。中产阶级在其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有政治参与的要求，这是民主化的动力。社会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又保障了民主化进程中的理性、有序参与。
我们要研究西方民主建设与社会建设相辅相成的规律，也不妨借鉴日本和“四小龙”并不急于民主化，而是加快民主建设之前的必要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经验。三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无疑要加大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的步伐，重点解决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建设等民生问题。既要公平地分好经济蛋糕（例如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也要继续做大经济蛋糕。社会建设好了，就为加快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中国，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民主？是追求和平的优质民主，还是非和平的甚至伴随着动乱和暴力的劣质民主？
改革的各方面紧密相关，但只能分阶段逐步进行。推进有序的优质民主，应有改革的目标选择和路线图。要抓住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的时机，大力推进社会建设方面的改革，创新社会管理，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而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带动整个社会民主。
（作者写于访三国途中）
责编/肖楠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