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内地和香港掀起的“蝗狗之战”，让孔庆东的言论终于引起了两岸三地的共同关注和激烈回应。而此次风波规模之大，也是他以往任何言论都无法比拟的。孔庆东的“狗论”，不仅令香港数百万人激愤难当，也令内地许多人士深感错愕。来龙去脉
去年¨月，香港出现了反对内地“双非产子”(即夫妻双方都非香港居民而来港产子)抢占香港产房的孕妇大游行。此次游行，为之后爆发的两地之争埋下了伏笔。
2012新年刚过，香港海港城Dolce&Gabbana店将公众区域划为禁止港人拍摄区，并派出黑人店员粗暴对待到场记者，威胁打烂记者相机，但却允许大陆游客拍照。这一事件引起香港人公愤，2012年1月8日民众发起“D＆G门口万人影相活动”。此为导火索之一。
2012年1月16日，香港网友上传了题为《火车内香港人大战大陆人》的视频。视频显示，一位内地母亲和女儿在地铁内食用方便面并撒到地上，港人韦先生用粤语制止，内地母亲听不懂，但感觉被冒犯，回骂，数名港人上前对阵，直至保安前来调解，大陆游客被迫下车。此为导火索之二。
2012年1月19日，孔庆东于网络电视台《孔和尚有话说》节目中，对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车厢内进食事件作出评论，认为港人过往受到殖民主义影响，自我感觉优越，并多次提到“部分香港人是狗”，言辞激烈。此为导火索之三，也是本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香港当即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香港部分市民2月1日在《苹果日报》买下整版反内地孕妇广告――“忍够了”。内地网络上立即出现铺天盖地的“忍够了”变体海报与之交锋。
内地民众对此反应激烈，讥讽香港是个“不孝子”，依靠大陆的政策支持而不知感恩。更有甚者，要求中央政府对香港“断水断电断菜”，以惩罚香港人的“忘恩负义崇洋媚外”。港人立即以《给爸爸的家书》予以还击，认为香港从来是自由港，不需要内地的经济支援，而所谓水电粮菜也均为从内地高价买入，并不存在倚靠关系。两地冲突渐臻白热化。
香港与内地的对立，在回归十几年后第一次到达剑拔弩张的程度。
褒贬不一
“蝗狗事件”影响之大，使得英国BBC和《每日电讯报》，以及美国《华尔街日报》均就此做了专题报道。华人世界的重要媒体以及知名学者、行政官员也对此次事件作出了全方位的分析与梳理。
香港行政长官唐英年作出回应：香港人不是狗，大学教授应有品格，内地人要学习香港的自由及人权，港人亦要包容内地人的生活习惯。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针对孔庆东的言论说：“孔庆东这样的人，不要说做北大教授，做任何大学的教授都不够格。教授要具备起码的涵养和对文明的尊重。而他能得到社会和体制的支持，尤其得到北大校长的肯定，这不仅是痞子文化的胜利，也证明教育过度行政化、过度意识形态化已到了腐烂无望的地步。”
香港中文大学高级导师蔡子强在《明报》撰文，以印度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为由头娓娓道来，剖析此次冲突中的双方过失，他认为：“我们当然可以在政策层面，讨论‘双非孕妇’的问题以及香港资源的承受能力，也可以讨论自由行的问题，以及在基建及社会配套上能否承受得来，是否有必要。我们还可以提议把有关政策放缓，甚至堵塞政策上的漏洞。但把人丑化，例如以蝗虫的模样丑化，却是万万要不得的行为。其实，我们画的东西、写的东西，就如一面镜子，在那里，我们能看到自己。”
近年来在一系列公共问题上频频发言的著名作家北村也在第一时间接受了记者采访。他更多从大陆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事件。“这本质上是大陆政府无法为民众做好公共服务酿成的恶果，比如在公共监督、资源分配上，反而对香港过度倾斜，造成大陆人在各方面出现挤占香港公共资源的倾向，大陆人有理由认为这实际上是大陆应得的资源空间，被香港过度占有；而香港人的认识恰恰相反。这是两地开始互相仇视的背景，折射的本质是失去发展优势的香港，受大陆因战略需要反哺形成的利益分配矛盾。这才是深层原因，孔教授骂人事件只是其中一个表象，起到了加剧冲突的结果，对他个人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则对两地在文化、政治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他说：
“不同种族身上的劣根性本来是高度相似的，差异由来有二。一方面有无法治，导致压迫之不同。另一方面谄媚洋人显得更触目，但谄媚哪个肤色的权势者其实并无实质差异。”郑也夫认为，香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殖民文化和香港本土文化的交融产物，经过长年的法治社会，其文化环境已经与内地相去甚远，不能因为殖民历史而遭到指责。
而岭南大学教授陈云走得更远。陈云一直主张香港城邦论，认为香港应该实行高度自治，但并非独立。他认为，任何政府都有责任维护香港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确保当地人能优先享用服务，同时维持本港公共秩序，保障人民生活空间不受干扰。“任何一个合格政府，维持香港长远发展都必须这么做!”
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也广邀两岸三地各派学者辩论此次事件，现场嘉宾情绪激动，火药味浓烈，人身攻击的言语时有出现。
纵观各方观点，对孔庆东其人，已经难以作出统一的评价。网上对其褒贬不一，兵分两派。而在现实中，对于他个人评价的扬大于抑，与网络上对照，也显得异常分裂。
作为自然人，孔庆东得到的正面评价可以罗列如下：博学，风趣，温和，待人有礼，是个有个性的大学老师。
孔庆东在课堂上纵横捭阖，百无禁忌。2011年他被北大学生票选为“十佳教师”，得票数最高。有学生在网上为他辩白：“听过孔老师的课，觉得他是挺有意思的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也挺和蔼。”“他对学生很好，有鼓励有批评。”
北大校长周其凤早在“三妈”风波之后就表达过对孔庆东的个人看法：“孔庆东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孔庆东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个怀着赤子之心的学者，真诚且率直。”
孔的研究生导师钱理群先生，曾经夸赞他勇于“抵抗权威”。孔的领导，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则表示，“生活中的孔庆东，从来不见他骂人”。
冲突源于差异
孔庆东的言论，令人不禁想到几个问题：香港本土的核心价值与文化何去何从；香港当下的政策制度、经济结构所面临的尴尬及解决之道；两岸三地的民众如何克服两种政治体系、生活习惯和文化理念的差距而达成相互尊重。
首先，孔庆东“英国殖民主义的走狗”一语冒犯了香港人一直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核心价值观。作为长年的自由港，“自由”是香港最大的标签之一，香港人也已养成一句口头禅――“香港是讲法律的”。至于“民主”和“人权”就更无须赘言了。
自由行开通之后，香港民众就开始感到其核心价值受到来自内地游客的连续破坏。同时，香港恪守多年的本土文化，也在受到大陆普通话文化的入侵。出于“同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香港人一直在压制这种惊恐和不满。但忍耐总有临界点，此次事件的爆发即可视为临界点已被突破。许多香港人和媒体呼吁港人要保持理性，并进行自我反省，将压力转向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他们在身体力行地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和本土文化，这一点令人钦佩。
其次，两地之争的重要引爆点，即“双非婴儿”问题。香港地少人多，各类资源稀缺，维持港人自身的衣食住行教育文化医疗福利等已是竭尽全力。当年通过法案，允许“双非婴儿”拥有香港居住权，是出于解决香港近年出生率低和即将迎来的老龄化社会问题。此项法案的漏洞在于，对“双非婴儿”数量不设限制后，香港优良的社会福利极大吸引了内地父母，使之蜂拥而至，而整个社会配套又无法跟上“双非婴儿”的剧增，继而只得将压力转嫁至港人身上。
香港一向是高度竞争的社会，其内部原本的竞争已经极为激烈，而日后的竞争会成何局面，可以想见。香港七八十年代以工业产业为主导转为以金融行业、服务行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创造了无数新的就业岗位，但同时也有大批员工失去旧岗位，其内部消化已经十分勉强，如何解决更多新移民、新生儿的就业岗位，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香港人焦虑的缘由。
第三，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存在思维习惯和地域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当这两套完全相反的思维习惯短兵相接之时，前者表现为惊慌失措，后者则显得相对漠然。与此同时，香港属于岭南市井文化区，而内地更接近于乡土文化。市井文化对于乡土文化向来持轻视和讥笑态度，这一点在香港人对内地人“阿灿”的称谓里可见一斑。
第四，“一国两制”将面临长久考验。此次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在于，自“九七”回归以来的数次两地争议，多发生在政治、司法等议题上，而这一次则是首次在两地社会民众之间发生矛盾。迄今为止，我们并未看到两地尤其是香港的各派政治力量有利用此事的迹象。这一现象说明，双方并不愿意这一事件对未来的政治走向造成影响。
有评论认为，香港政府在自由行政策和人口政策上一直无所作为，是导致今日内地民众和香港民众间发生不必要冲突的原因，两地民众均是受害者。杨锦麟的发言，可称理性稳健派的代表。“涉及民生领域的资源的冲突个案日渐增多，这不只是所谓‘反中乱港’势力策动那么简单，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隐忧在左右和干扰一国两制的实践进程。”他呼吁：“负责港澳工作的朋友们，对此现象绝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