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楚文化从春秋中期开始就和吴越地区有诸多交流。在战国时期尤其是楚国占有吴越之地并东迁之后，来自楚文化传统的影响就进一步渗透到了吴越地区。这种影响体现在文化风气、风俗器物上，促使辞赋文化圈在西汉发生于吴地而为之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繁荣。我们可以说，楚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吴越之地的社会风尚，使之由之前的尚武向崇尚文教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关键词：楚；吴越；辞赋文化圈；社会风俗；由武转文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33-04
一
从“操吴戈兮披犀甲”到“杏花春雨江南”，吴越地区的风俗经历了从尚武任侠到重文敦礼的重大转变。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这一地区的民风，多为“轻死易发”、“好相攻击”，但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明清后，吴越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化重心。
对于这一现象，以往的学者们多从晋室南渡之后，经济重心南移进行解读。可是，回顾吴越地区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事件：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重要邻国，曾经将吴越之地纳入自己的版图。而通过前辈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楚国文化具有闲散自然、浪漫飘逸的特点并因而形成一个文化派系。在分析吴越由“尚武任死”的蛮夷之地到全国文化重心的转变历程时，也应该考虑到楚文化最初带来的影响。
吴越尚武之风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汉书?地理志》评价“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左思《吴都赋》中对吴地民风也有“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慨之风”的描述。
吴越尚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兵器的重视，这些兵器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宝剑。在文献资料中对于吴越宝剑的描述非常多：《战国策》称吴越宝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戮盘?”。《庄子?刻意篇》云：“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精神四达并流。”同时，古时吴越之地民风“尚勇任死”，就像东汉时仍流传“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的童谣，这种习尚和吴越兵器的发达不无关系。可见，习武练剑已经成为吴越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而尚武尚勇之风自然导致人民性情的刚硬铿锵，使得吴越之地出现了专诸、要离等众多重义轻生的豪杰之士。
但是，吴越“轻死易发”、“好相攻击”的风气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发生了转变，到宋代，江浙地区已经“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俨然成为了全国文化中心。及至明清，江南更已是文化重镇。
关于吴越之地由武转文的风尚转变的现象及其原因，前人已有许多论述。早在唐代，杜佑就在《通典》中说：“永嘉以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颜、谢、徐、庾之风扇焉。”认为永嘉之乱以后士人的南迁促使吴越风尚发生了转变。
当代学者，更是对这个问题多有关注。张荷先生在《吴越文化》一书中认为，北人南迁促进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江南由尚武走向崇文的一个重要因素。曹金华在《吴地民风演变》一书中说，“吴地尚武好勇之风，大约在东晋时开始发生变化，此后历经南朝、隋、唐至宋代方才完成趋向崇文的嬗变过程。”王卫平在《论太湖地区文化重心地位的确立》中也认为太湖地区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是与全国经济重心地位的南移过程同步进行的。
可见面对江浙地区由武转文问题时，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历史事实出发，认为江南地区崇文风尚是由于中原士族和人民的避乱南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造成的。
二
不能否认，从经济重心的角度去解读江浙地区文化兴盛的原因，的确有其道理。从魏晋到唐代，北人南迁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认识到，文化的发展在受经济影响之外，更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把经济重心南移与文化重心南移完全等同，可能并不是非常全面的结论。
如果我们考察吴越地区的文化史，就会发现，早在汉初，这一地区因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辞赋创作，已然跃居为两大辞赋中枢之一，而与长安宫廷辞赋并驾齐驱。可见吴越地区尚文的风尚，在那时就已经初露端倪。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吴越地区由武而文的转变，在那时就已经迈出了一步。
关于西汉初吴地辞赋创作的兴盛。《汉书?地理志?吴地》云：
粤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击楚，徙寿春，至子为秦所灭。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
始楚贤臣屈原被馋流放，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於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
……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这段话帮助我们回溯了从战国到西汉前期吴地文化的情况。
按照游国恩《论屈原之放死及楚地地理》的考证，屈原大概在五十多岁时被流放到了江南，不久之后白起拔郢，屈原听闻后创作了著名的《哀郢》。这或许可以被认作吴地辞赋文化的先声。
而汉初辞赋文学的推进者――以广陵（今江苏省江都县）为都的吴王刘濞，以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为都的淮南王刘安。就理应算作吴越之地文学的初始了。我们发现，这两国的领域，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我们知道汉初分封诸侯王时两国疆域大致如右图（高帝五年诸侯封域）示，那么，吴王、淮南王所占有的领地，和《汉书?地理志》的“吴地”的地理概念是基本吻合的。
刘濞和刘安这两位诸侯王都爱好辞赋并且乐于招徕宾客，这使得吴地成为除了京都长安之外辞赋创作的重要中枢。据《汉书?邹阳传》记载，“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于吴，皆以文辨著名。”而淮南王也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有《淮南子》传世。此时的吴地俨然已经成为了西汉的文化中心之一。
吴地在西汉前期人才辈出，庄忌、枚乘、严夫子、严助等当时著名的辞赋家，都活动于这一带。其中庄忌为吴郡（江苏苏州）人，枚乘为淮阴（江苏淮阴）人，严助曾官拜会稽太守。这些人的作品为数众多，见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而吴地也不乏以自己的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如朱买臣，《汉书》记载他“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后来终于成为会稽太守。这都说明，在西汉初期，吴地的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由此，从战国的屈原，到汉初的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文化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辞赋文化的兴盛可见一斑，吴地由武转文的演变其实早在西汉初年就已经表现出来。
三
吴地辞赋的兴盛，更可以深入地思考。在我看来，这个现象代表了吴越地区文化个性变迁的开始。辞赋文学最初兴起于荆楚地域，但是在西汉初期，却在吴地形成了新的辞赋文化圈。甚至于《汉书?地理志》在讲到楚地时对于楚辞只字不提，却在对吴地的介绍中着重谈到了辞赋的兴盛。关于这一点，《汉志》已经做出了解释，“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而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在《汉初辞赋文学的发展动向》一文中有更进一步的分析。
冈村繁先生分析了楚国的历史。楚国在战国中期灭越，将吴越之地纳入了自己的版图。战国末期由于西边劲敌秦国的猛烈攻势，楚国曾经向江淮地区迁都。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秦军攻占郢都，楚顷襄王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迁于钜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公元前241年，又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末期的王室有五十余年在淮水流域辗转为都。冈村繁先生认为，在寿春沦亡直至楚项羽及汉高祖的所谓楚军灭秦之后，这数十年间楚旧臣们向淮南各地的散亡，对于历来只盛行于宫廷中的辞赋文学转而开始向其所处的整个地域广泛流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前汉初期时，辞赋文学的传统已经从荆楚转移至江淮地区。
顺着冈村繁先生的思路，我们可以猜想，在楚国势力不断东移的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内，楚文化对于吴越文化应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楚文化，把吴越首次带上了重文的道路。接下来就具体探讨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楚文化对吴越地区可能产生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国许多曾经主导过政治形势的重要大臣都来自楚国。例如申公巫臣派自己的儿子到吴国教吴人战车，而使吴国能够和楚国抗衡。楚人伍子胥策划刺死吴王僚，帮助阖闾夺得王位。范蠡、文种帮助勾践灭吴。而同是楚人的孙武曾就任吴国的重要将领。这显然能够证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较发达地区的楚国对于吴越地区的影响。
楚国在东周时期兼并了周边的大量小国，向东、向北、向南都有领土的扩张。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已然成为天下大国。其在疆域上强势的拓展，也促成了其文化的传播。
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说：
长江中游的楚国是另一庞大文化圈的中心，这就是历史、考古学界所艳称的楚文化。随着楚人势力的强大和扩张，楚文化的影响殊为深远。好多周朝封国，楚国以南的各方国部族，都渐被囊括于此文化圈内。……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
因此，楚国势力的扩展，不单是在政治上统一了南方的广大区域，在文化史上也逐渐形成以楚国本身为中心的一个新的传统。
关于楚地的文化传统，《文心雕龙?时序》说道：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飚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严之第，楚广兰台之功。
文中认为，战国时期各国中文化上为人称道的就是齐楚两国，而相比于齐国稷下的思想之盛，楚国的文化更多表现为一种浪漫飘逸的文化气息，即“楚广兰台之功”。而不管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子行吟，还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楚狂放歌，都能强烈体现出楚文化中狂放睿哲的特点。同时，据司马迁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老子出于楚地，其著作《道德经》也体现出楚地飘逸自然的文化特色。这些例子说明，东周时期楚地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
四
楚国后来统治了南方的广大区域，接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以楚地为中心的新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也随着其政治的扩张而向周围扩展。东周时期楚国向东扩张势力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吞并越国后，将吴越之地纳入其版图，同时也将吴越之地纳入了自己影响下的文化圈。
楚国一方面扩张，另一方面也遭受着攻击。战国后期楚国在秦国的猛烈攻势下连连溃败。《史记?楚世家》记载，“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以北保于陈城。”公元前278年，楚国连历代王都郢城也沦陷了，转而退移到遥远东北方向的陈城为都。后来又相继移都向更东边的矩阳乃至寿春。于是其影响力便强烈地辐射向江淮地区。
而江淮地区正是故吴越之地的一部分。从文献中我们知道，吴、楚两国在春秋时期的交战就多发生在淮水流域，吴王夫差还曾有过“城邗，沟通江淮”（《左传?哀公九年》）的举动。越灭吴之后，更是会诸侯于徐州（在今山东滕县），这些都充分表明了江淮之地乃是吴越故国的势力范围。
在楚国旧地沦丧之后，其统治重心随着都城东迁而一再东移，我们可以推测，在楚国辗转移都于江淮之地的时候，吴越故国已经成为其统治范围中非常重要的一片领域。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指出，“吴被越国兼并后，吴地成为越国的腹地；楚威王败越，吴地又成为楚国的要区。由于楚都郢被秦国攻占，楚国重心东移，吴地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史记?楚世家》还记载了在战国末期楚考烈王“以左徙（黄歇）为令尹，封于吴，号春申君。”而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就在吴故墟上筑城，并招致门客三千。春申君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自请封在吴地，并在此地招致宾客，对于吴地的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根据《史记》中的记载，公元前223年楚国终于被从西边攻来的秦国所灭，此后楚国的旧王室和旧臣们都作为亡国之民而受到了悲惨的对待，冈村繁先生从《史记》多处记载的楚汉之际的状况及其地理位置角度推测，认为江东的吴郡可能就是楚旧臣逃佚而定居最多的地区。例如，《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梁和项羽在杀人之后逃向了吴郡。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我们显然可以认为，故吴越之地因为接纳了这批楚国的亡国臣民而更进一步地受到了楚国的包括辞赋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传统的影响。
楚文化对于吴越文化的这种影响，从考古发现中也可以找到依据。而且从考古发现中，能够清晰地看出楚文化逐渐进入和影响吴越地区的历程。按照传统的地域分类，吴越文化和楚文化各自属于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共同体，但是江淮是楚的东境，楚人自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进入此地后，直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为止，整整在这里活动和统治了数百年。所以，它同样是楚人重点经营的地区之一。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楚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吴越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说：
“华夏对东南地区的文化影响，是通过楚文化作为桥梁而实现的。楚国和其以南的地区从来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国中期初，楚悼王任用吴起，‘南平百越’，事见《史记?吴起列传》。此后因楚的疆域向南扩展，增强了对东南的影响，楚威王灭越，更把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带纳入楚文化的范围。”
《楚文化寻绎》一书中认为，江淮地区土著文化逐步为楚文化所融合的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春秋中期，即楚入江淮时期，这时外来文化的楚文化，还没有融合和取代土著文化；春秋晚期是楚人进入江淮的中期。在这段时期里，这一地区虽有吴、越先后同楚争战，但在文化方面，楚文化并没有对这一地区产生什么影响作用。到这段时期的后期，土著文化却已被楚文化所融合。战国时期，楚文化在江淮兴盛流行，以后随着楚国势的日益削弱，楚文化也日益衰落。
五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观念史的角度来佐证楚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在汉人的观念里，“楚”这一概念的地理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位移和变化。由于楚曾经占有吴越之地，因此汉人已经将吴越看成是楚的一部分，在西汉乃至后世的众多文献中都可以找到佐证。
最具代表性的一条材料是《史记?货殖列传》：
越、楚则有三俗。
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由这条材料可以对西汉人眼中的“楚”概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首先，这里将“越”、“楚”并称，蒙文通先生《越史从考》说，“是东楚故吴地，后入越，越人所居，后又入楚，其称‘越楚’，殆以此耶！”认为此处之所以称“越楚”，是因为吴亡于越、越又亡于楚，因此“楚”的概念里已经包含了“越”这一地理概念。
第二，此处将楚分成了西楚、东楚、南楚三个部分，这种三分法在后世也被沿用，如《史记集解》引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这两种说法的含义有所不同，但是“吴为东楚”的看法是一致的，这说明西汉时期“吴”已经被看成是“楚”的一部分。
第三，在东楚的部分，司马迁写道，“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可见从阖闾到楚国的春申君，再到后来的吴王刘濞，都是喜欢招致宾客的，而《史记》在这里将这三个曾经在吴地文化史上起到过影响的人并称，也可以猜测司马迁是将这三人的影响看成了一个理解吴地文化的线索。
此外，《史记》多次以“荆”指称故吴越地区。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太伯奔吴”事件时说，“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对于这句话中的“荆蛮”二字，正义解释为：“楚灭越，其地属楚。秦讳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即在楚国灭越之后，占有了吴越之地，因此吴越之地也被冠以“荆蛮”之称。
更明显的，是从汉初分封诸侯王时的诸侯国名，吴地的诸侯国是称为“荆”的。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弟交为楚王，王淮西。”高祖统治天下之后，将东阳郡（即后之临淮、广陵）、鄣郡（即后之丹扬）、吴郡五十三县封给刘贾为荆王。《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从中都可以看出在汉人观念里“荆”和“吴”概念的重叠。
综上所述，楚文化从春秋中期开始，就和吴越地区有诸多交流。在战国时期尤其是楚国占有吴越之地并东迁之后，来自楚文化传统的影响就进一步渗透到了吴越地区。这种影响体现在文化风气、风俗器物上，促使辞赋文化圈在西汉发生于吴地而为之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繁荣。我们可以说，楚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吴越之地的社会风尚，使之由之前的尚武向崇尚文教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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