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历史争论重要体现为两种思想体系主导地位的交替。市场与政府均存在失灵的可能，一旦二者同时失灵，必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市场与政府均有各自的优势，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两种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实现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的真正优化组合，需要调整市场与政府作用的争论方向，探讨和创建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优化组合的新理论，同时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做出新调整。
关键词：次贷危机；市场；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优化组合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2)02-0035-05
一、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历史争论主要体现为两种思想体系主导地位的交替
在整个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中，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究竟哪种主张更会促进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制定者。作为对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围绕着市场和政府这两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这两种主张交替成为不同时期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制定的主导思想。从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两种经济思想体系主导地位交替过程上看，二者都有过促进经济增长的辉煌历史，也都遇到过无力应对经济危机的困境。而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续了市场与政府作用轻重的争论。
(一)第一阶段：主张政府干预的重商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起点，它的出现标志着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学流派的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现代生产方式最早的理论探讨即是重商主义。基于重商理论，当时的资本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提出了用政府力量引导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政策主张。重商主义产生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是经济学发展史中最早的思想。重商主义政策是完全意义上的政府干预政策，最鲜明的特点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增加资本和财富的累积。然而，随着生产要素自由交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即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重商主义逐渐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二)第二阶段：倡导经济自由的重农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取代了重商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
重农主义学派反对重商主义提出的加强政府经济管制的思想。重农主义重视自然秩序和农业，主张自由放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后的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1776年，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发表，标志着古典学派开始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资本主义从此进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自由竞争阶段。建立在生产要素自由交换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创造出以往其他一切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古典学派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可以使整个国家得到最大的福利，因此被视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斯密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理所当然地得到广泛的赞赏和响应。然而，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古典经济学既不能做出理论解释，也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从而失去了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三)第三阶段：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取代古典学派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
早在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对“公认为定论的原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经济秩序的原理提出质疑。至19世纪40年代，自由放任的古典学派受到后起的资本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的抵制和抨击，其主张发展滞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该通过贸易保护来扶植国内市场。马克思则从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入手，探讨了用于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宏观总量管理的计划经济制度及实施路径。20世纪初，部分学者开始对经济进行总量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各国政府开始对经济实施总体的宏观控制。尽管凯恩斯受到最系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育和熏陶，但与自由经济主张背道而驰的一战后的全球经济，使信奉“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产生了疑问。他于1924年发表了《自由主义终结》的演说，并于1926年整理成书出版，但却未能终结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直至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使凯恩斯所倡导的强调总量分析及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思想得到了发展。1936年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创建了以总量经济分析方法及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从而终结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挽救和变革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其指导下创造出被誉为资本主义第二个黄金时代的战后繁荣。然而，几十年后，凯恩斯主义遭遇了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同样的尴尬。
(四)第四阶段：主张经济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再次获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数十年后，至20世纪70年代，过度的长期的国家干预使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染上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病”，现实与凯恩斯理论的解释自相矛盾。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普遍面临严重的挑战。全球普遍呼唤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回归，经济理论的重心又回到了自由主义。此后的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理论盛行天下，再次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并且为美国带来了“里根经济”的繁荣及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的以高新技术支撑和推动的“新经济”。然而，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新自由主义再次备受指责。
二、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严重危害
市场与政府均存在失灵的可能，一旦二者同时失灵，必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例，关于其形成的原因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有的认为是凯恩斯主义或称格林斯潘造成的；有的认为是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的过度储蓄造成的；有的认为是全球经济失衡、外汇储备的赤字国和黑字国处于常态化导致的；有的认为是国际货币体系将全球经济安全系在承担主要世界货币角色的国家身上，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传导风险导致的；有的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造成的，等等。笔者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从政府和市场两个角度来解读，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产物，是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各自劣势组合的结果。
(一)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呈现出市场失灵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贷产品风险创新过度。金融产品创新说到底，就是通过放大风险、锁定风险、转移风险和后移风险的设计，制作出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吸引投资者购买。应该说，金融产品创新有利于开拓资本市场，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但是，一旦创新过度就会增大风险，危及经济安全。美国金融创新产品种类繁多、设计复杂，使得金融风险被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的设计所掩盖、放大和积累。以房地产购买的金融产品创新为例，美国的房屋抵押贷款分为优级、准优级和次级。次级贷款本身就是一种金融创新产品，即以所购房地产作抵押，推售给没有充分信用资料、没有收入证明文件、偿还能力低下的低收入购房者，由此形成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出将风险后移的以混合利率还贷的次级贷产品，即还贷初期实施较低的固定利率，其后实施较高的浮动市场利率。在经济繁荣时期，房地产金融机 构在盈利动机的驱使下，产生了强烈的扩大住房抵押贷款供给的冲动，开始大规模进入次级贷市场。随着次级贷在信贷市场的比重不断增大，信贷风险迅速累积，从而埋下了次贷危机的祸根。二是资产证券化过度。资产证券化包括信贷资产、实体资产、现金资产的证券化及证券资产的再证券化四种类型。资产证券化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证券，极大提升了各种资产的投融资效率。然而，由于资产证券化也是金融资产泡沫化及风险放大和转移的行为，一旦过度就会形成系统化的金融危机。美国次级贷市场的泛滥就是因为房地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的途径，无序地、不负责任地将信贷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传统的证券发行是以企业为基础，而随着资产证券化的深化，已发展为以特定“资产池”为基础发行证券，并通过评估机构的评级和增级、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打包等程序再证券化，从而一步步地掩盖了不良资产的出身及投融资风险。在市场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大量改头换面的不良资产进入证券发行的“资产池”，金融大亨们通过资产证券化获得了超过普通投资者数千倍的收益，而整个社会付出的则是资产泡沫破裂、金融系统崩溃的代价。如果说美国次贷危机使近几十年占据西方经济学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市场至上说备受指责，那么资产为追求利润的过度投机和无序竞争则是现阶段市场失灵的主要表象。
(二)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
政府失灵最初是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公共选择理论中提出的，意指政府在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另外一种如同市场失灵的缺陷。为了纠正市场功能的缺陷，政府通常会采取诸如立法和行政管理等方法进行干预，但这也可能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失败。根据布坎南的分析，政府失灵主要包括公共行政管理失误、官僚机构的低效和浪费以及寻租行为、腐败滋生。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失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利率上升并停留在较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抵押贷款市场起到了抑制作用。进入本世纪之初，网络泡沫的破灭导致美国经济走入了低潮。美联储为追求美国经济的强力反弹，对联邦基金利率进行了频繁调整。笔者根据财经新闻整理了次贷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调息记录(如图1所示)。美联储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间，采取了低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共13次降息。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推出了低标准购房政策。低利率政策加上宽松的购房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居民对房地产的整体需求，促使抵押贷款市场快速发展，推动了房贷需求和房价的快速上涨，加速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此后，为了避免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及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美联储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带动次级抵押贷款还款利率的大幅上升。房贷还款压力大增，导致住房市场持续降温，购房者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获得融资变得很困难，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无法按期还贷，大量房地产金融机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申请破产保护，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影响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催生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然后又错误地将其刺破。二是金融监管职能缺失。美国的金融体系及金融监管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健全的，但是仍然缺少对金融资产过度投机的预警监督和立法监管。在此次危机中，政府对金融监管的缺失和失控主要体现在对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监管、次级贷款的规模监管、资产证券化的程度监管以及对金融机构和评估机构的合谋监管等方面。从图2所列自1994年至2006年美国房屋抵押贷款市场的发放情况可以看出，2001年抵押贷款市场的发放额度较之前一年有了飞跃性提高，达到近2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二倍有余；2003年的抵押贷款金额更是达到了顶峰，超过3万5千亿美元。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对房贷公司、投资银行、担保机构和信用评级的投机欺骗行为，不仅未能担负起监管的责任，甚至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采取鼓励和纵容的态度，形成了体制性与系统性双重的市场与政府“金融共谋共犯结构”。这充分暴露出政府金融监管职能的缺失。
三、实现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优化组合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市场与政府均有各自的优势，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两种调节机制的优势组合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而要实现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市场与政府作用的争论应调整方向
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市场调节机制演变为市场与政府共同起作用的二元调节机制，其标志是在市场自由竞争制度的基础上政府干预的逐渐增强。当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达到优化组合时，市场经济将集效率化、有序化、公正化、法制化、协调化于一体。然而，当二者处于“双失灵”组合时，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重大损害。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全球化、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全球各宏观经济体均面临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及二者双失灵的挑战，如何在一国范围内乃至全球范围内实现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是每个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都要关注的问题。对此，学界及政界不应再争论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孰优孰劣，因为市场与政府都有失灵的可能。经济理论和实践应该转向研究和探讨如何抑制二者的劣势组合，如何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警示人们，市场与政府二元机制优势互补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尤为重要。
(二)需要探讨和创建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优化组合的新理论
当已有理论说明不了变化了的现实之时，便是理论创新之际。市场与政府的理论争辩应该让位于“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优化组合”的理论创新，应当全面研究和量化市场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各自发挥作用的时空范围、实施程度、组合类型、优化机理、国际协调、外部性等问题。一是研究市场与政府各自发挥作用的最佳时空范围、最优度及最优组合模式。从空间维度看，企业经营层面应由市场主导，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动力；宏观调控层面应由政府主导，以避免过度竞争、过度垄断、经济周期波动过度、国民收入两极分化、开放经济内外失衡的状态。从时间维度看，市场经济培育阶段、经济周期危机阶段应多一些政府干预；对社会造成损害的市场交易、金融产品的过度投机应依靠常态的政府监督体系和机制；还要避免政府干预的滞后期与经济周期的错配。从政府干预的最优度看，主要包括介入和退出的时机、不同周期的介入程度、介入方式、介入范围和尺度，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及时调整。如果在介入时机、力度、方式及调整上出现差错，可能会引发新的危机。如，欧盟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过度举债刺激经济增长，非但没有走出经济衰退，反而陷入更大的危机，甚至连累整个欧元区国家。从组合模式看，基于市场与政府两种调节机制各自的优劣势，共有四种组合方式：单一市场优势的组合、单一政府优势的组合、二者劣势的组合、二者优势的组合，其中二者优势的组合是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的最优组合。二是研究金融自由化、资产证券化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自从现代信用纸币发明以来，不断发生商品与货币间的失衡危机，宏观经济常常受到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到 目前为止，经过实践的不断试错和理论探索，人们不仅对二者间的波动规律有了深刻认识，也基本掌握了控制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手段。然而，随着虚拟经济比重的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头重脚轻的倒梯形经济结构的变化，人们对资产价格波动规律的认识，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最佳比例关系的了解，对规避和应对由资产价格波动引发经济危机的工具、手段的创造和运用等，还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盲区。人们对虚拟经济持续的极度膨胀往往难以掌控，每当出现资产泡沫过大的虚实结构失衡时，常常只能被动接受资产泡沫突然破灭、实体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的危机式调解方式。而现有宏观经济的各种模型也都缺少资产价格波动的变量及构成要素，虽然有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等，却没有资产价格波动指数及资产价格风险的预警系统。三是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双均衡发展的关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的冲击给各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增加了难度、不确定性、逆效性和无效性，从而为政府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因此，需要探索实现开放经济内外双均衡的调控工具和路径；探索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灵活性；探索实现开放经济内外双均衡的国际协调模式，包括国际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地区国际协调、政府间联合干预的国际协调、全球性经济组织的国际协调等。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没有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很难实现内外双均衡发展的目标。
(三)政府宏观调控需要作出新调整
第一，重新调整宏观调控目标。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以刺激和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常常导致干预过度及与经济周期的错配。未来的调控目标应是开放经济下内外协调的长期均衡增长，以此平抑经济周期的过度波动。第二，重新调整宏观调控范围。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主要限定在实体经济、商品物价、信贷资产价格等范畴；在收入分配上主要依靠累进税收和生存保障方式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未来的宏观调控应扩展到不动产、资本市场、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等新领域；在收入分配上应对企业及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制定相应的倍数限定，使其既能保持经济活动的动力，又不至于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就对金融机构管理层的超高收入制定和实施了“限薪令”。第三，宏观调控工具的重新组合。传统的宏观调控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工具及其组合。此次危机后，政府在宏观调控上应创造和运用新的监管工具(主要是经济立法方面)，并与区域、产业、贸易政策等各种宏观调控工具相配合，从而形成新的调控工具组合。此外，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此次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几乎同时实施了降低利率、政府大规模投入的国家救助措施，各种国际政治经济组织成为宏观调控的沟通和协调的平台。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没有形成严重的事态，国际社会较好地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但此次各国政府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也有严重失误之处，一些国家政府举债干预过度，埋下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由此再次警示人们，即便面对经济衰退，政府的救助干预也必须适度，否则会从一个危机陷入另一个危机。
(责任编辑：杜磊)